广东
2017年夏天，一个跨国包裹搁在我家院门口的水泥坎上，太阳晒得纸箱烫手。
快递单上的字被水洇得模糊，寄件人姓名只剩最后半边，看着像个“彦”字。
我认得这个笔迹。
我抱着纸箱站在门口，半天没动。
屋里董宏毅喊我吃饭，我没应声。
三天后，我拿剪刀划开胶带，箱子里露出一角旧日记本，压着一张存折，旁边夹着一张登机牌，日期是一个月前，终点站就是本市。
我翻开日记第一页，手开始发抖。
01
那个包裹是六月初三到的。
我正蹲在院子里拾掇菜地，邮递员隔着铁门喊我名字，说有个跨国件，怕是贵重东西，要我当面签收。我站起来，裤腿上沾着泥，拿围裙擦了擦手。
纸箱不大，挺沉。寄件栏上印着英文，我认不全，但收件人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林玉珍，三个字，一笔一划，是我教出来的写法。
我翻过来看寄件人那一栏。名字被水泡过，黑乎乎一坨，只有一个偏旁还能认出来，上头是个“彦”字底下那三撇。
手就慌了。
“谁寄的？”董宏毅从堂屋走出来，手里端着茶杯。
我没说话，把箱子抱起来，挺沉，贴着胸口那面凉丝丝的。我转身走进屋。
“快递单上写的啥？”他跟在后面又问了一句。
“不知道，英文。”我把纸箱搁在柜子顶上，又往上推了推，顶到墙边才停手。
董宏毅仰头看了看那个纸箱，没再追问，站了一会儿，把茶杯放在桌上回自己房间去了。
那天我没做饭。我坐在沙发上，眼睛时不时瞟向柜顶。天快黑的时候董宏毅自己下了碗面条，端过来递给我。
“吃吧。”
我接过来，挑了两筷子，又放下。
“你说，能有啥事？”我问。
他坐在我对面，没说话。
夜里，我搬了把椅子，站上去，把纸箱从柜顶抱下来。
搁在腿上掂了掂，又放回柜顶。
再抱下来。
剪刀捏在手里，刀口对准胶带，划了一道。
刺啦一声，胶带裂开一个口子，露出里头的硬纸板。
我又把盖子合上了。
这箱东西在柜顶上放了三天。
那三天，我几乎把每顿饭都做糊了。
洗菜的时候水龙头开着，人站在水池边发呆。
董宏毅不催我，也不问，只是每天晚上等我睡下以后，自己搬椅子上去看那个纸箱有没有拆。
其实我知道。
他比我还想知道里头是啥，但他比我沉得住气。
第三天夜里下了一场雨，天凉快下来。
我坐在床上听着雨声，忽然爬起来，走到堂屋，把椅子搬过去。
董宏毅也醒了，披着衣裳跟出来，站在我身后。
我这次没犹豫，剪刀顺着那道口子整个划开。
纸箱打开，最上面是一本旧日记。深蓝色硬皮，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卡通贴纸。是俊彦小时候最喜欢的那台小汽车。
我认得这本本子。
他十五岁生日那天，我跑了镇上两条街，最后在废品收购站旁边的文具店找到的。
他要了好几次，我没舍得买。
那天他抱着日记本，笑得眼睛弯成一条缝，说要把每天的开心事都写下来，等我老了念给我听。
我没有打开日记。
压着日记本的，是一张存折。
中国银行的，户名写着谢俊彦三个字，打印得工整。
我翻开内页，一笔一笔的存入记录，有的三千，有的五千，有一笔大的八万。
最后一行字是三个月前，数目加在一起，差不多快一百万了。
存折下面压着一张照片。
是在学校门口拍的。
我穿那件灰蓝色的外套，俊彦背着书包，站在我左边，个头比我高出一个多脑袋。
那是他高考前一个月，我送他去学校，路过校门口，照相馆的老师傅认得他，喊了一声顺手续了一张。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笔力有点飘：“妈，你看看我。”
我翻过照片，眼泪啪嗒一下砸在照片上，我赶紧拿袖子去擦。擦到一半，看见照片底下还压着一样东西。
一把钥匙。
黄铜的，拴着一根红绳，绳头磨得起了毛。
那是我家的钥匙。
俊彦走的时候没带，我收在他房间的抽屉里，后来搬家翻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不见了。
我把钥匙攥在手心里，凉凉地硌着掌纹。
纸箱最底下一层，没了。我用手指头在里头摸了一圈，摸到边沿夹层鼓鼓的，塞着一张什么东西。我掏出来，是一张登机牌。
姓名印着XIEJUNYAN。日期是一个月前。终点那一栏，赫然是本市机场的三字代码。
我抬起头，看着董宏毅。
他嘴唇动了动，半晌才问出一句话：“他回来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2
1996年腊月的一天，大冷天，风刮得脸生疼。我教书的镇小学放了寒假，刚到家，村里的广播就喊我去卫生院。
喊话的是卫生院的老周，电话里声音发急，说有个产妇情况不好，点名要见我。
我跑到卫生院的时候，薛梦洁已经快不行了。她躺在产房的床上，脸色白得像纸，旁边搁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袱。那是她刚生下来的孩子。
薛梦洁是我前年教过的学生。聪明，安静，不太合群，家里穷，念到初三就辍了学。后来听说去南方打工了，整整一年没有消息。
我握住她冰凉的手。
“老师。”她喊我，声音细得像蚊子，“求你……把这个孩子带走。”
我愣住了。
“他的爸爸姓谢，人在国外，联系不上了。”她说了半句，喘了半天气，“老师，我求你。我家里没法养他。这孩子……”她看着那个包袱，眼泪从眼角滑下来，“他是混血儿，我未婚先孕，我爸妈会打死他的。”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她拉紧我的手：“老师，你救救他。你念过书，你有本事，你是这镇上我唯一信得过的人。”
她说完这句话，就再也没睁开过眼睛。
那天晚上，我抱着那个包袱坐在卫生院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夜。
孩子在我怀里哭了一会儿又睡了。
我掀开襁褓的一角看了看他，小脸皱巴巴的，头发乌黑，眼窝深，鼻梁挺，看不出什么混血的模样，就是个普通婴儿。
第二天我抱着孩子去薛家。薛梦洁的爹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站在门槛里抽了一根烟，啪地把门关上了。
“我们家没有这个女儿，也没有这个野种。”
这话像根针，扎得我胸口疼。
我又抱着孩子回来，去镇上问了几户条件好的人家，没人肯要。
有个大妈看了看孩子，摇摇头说：“养得活是命，养不活也是命，这种来路不明的种，谁敢沾？”
天快黑的时候，我抱着孩子回了家。
董宏宏毅正在院子里修一台旧水泵，见我怀里多了一个包袱，手上的扳手停了一下。
“哪来的？”
我坐下来，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董宏毅听完，蹲在地上没起来。
他蹲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才听见他闷闷地开了口：“咱们自己都紧巴巴的，哪有本事再养一个？”
我说：“不养，这孩子送谁？”
他不说话了。
那天夜里，董宏毅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里我醒来，听见外屋有动静，披了件衣服出去看，他正坐在灶火边，笨手笨脚地给奶瓶装热水。
奶粉是去镇东头代销店赊的。
他看到我，低头把奶瓶摇了摇，说：“孩子饿了个把钟头了。”
第二天早上，董宏毅把户口本翻出来，放在桌上。
“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我看着那个婴儿，想着薛梦洁最后说的那句话，他爸爸姓谢。我拿起笔，在户口本的登记栏里认认真真写下三个字：谢俊彦。
从那天起，我有了一个儿子。
03
俊彦长到七岁那年，混血的长相越来越明显了。
眼窝比一般孩子深，睫毛密得不像话，头发天生的有点卷，皮肤白得透亮。他在镇小学念书，我教的学校。
我不教他那个班，避嫌。
可是该来的躲不掉。有一天下午，第二节下课，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班长跑来喊我：“林老师，你快去操场，谢俊彦被人打了。”
我跑到操场的时候，俊彦蹲在旗杆底下，鼻子淌着血，校服的领子被扯破了。
旁边围着五六个孩子，其中一个胖点的男孩手里攥着他的书包带子，嘴里喊：“野种，你爸是外国人，你妈不要你了，你就是个野种！”
俊彦没哭。
他攥着拳头，眼睛红红的，瞪着那个胖孩子，就是不出声。我走过去，把那个胖孩子的手臂一把拍开。
“谁敢再喊一句？”
孩子们见我来了，一哄而散。
我蹲下，用手绢帮他擦鼻血。他的手还在抖，嘴唇咬得发白，但一滴眼泪都没掉下来。我带他去医务室处理了一下，路上他一直没说话。
到了校门口，他忽然抬头看我：“妈，我真的是野种吗？”
我攥了攥他的手，说：“你不是野种。你是妈的儿子。”
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董宏毅。他听了，没说话，放下手里的活，把院子里那辆旧摩托推了出来。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上那几家去转转。”
那天董宏毅跑了三户人家，没吵架，没动手，挨家挨户坐着讲道理。
他本来就是个话少的人，那天说了很多话，不过是说孩子是明媒正娶登了户口本的事，不欠谁的。
后来那几家的家长都带着孩子来道了歉。
俊彦从那天以后再没跟人打过架。
他好像一夜之间沉默了很多，变得极其安分。
每天放学回来，书包一放就帮董宏毅干活，拧螺丝、搬零件、递扳手。
功课也从没落下来。每次考试，年级前两名是他。
董宏毅嘴上不说，心里高兴。有一回他喝了点酒，在饭桌上跟我嘀咕：“这小子念书是真行，将来能考个好大学。”
俊彦坐在旁边，低着头扒饭，耳朵尖红红的。
日子一天天过。我本来想着，等他高考完了，就把身世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他。可没等我开口，事情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是高考前一个月，四月底的一个下午，我从学校出来，一个男人站在校门口等着。
六十来岁的样子，西装笔挺，戴一副金丝眼镜，皮鞋擦得锃亮。他看见我，笑了笑，手里拿着一封信，递过来。
“林老师吧？我是谢宏图。我找了你很久。”
我没接那封信。
“你是来做什么的，我心里清楚。”我说，“你找错人了。”
他脸上的笑没变：“你教出来的孩子，一看就是个好孩子。我姓谢，他也姓谢。”
“他姓谢，是随他养父，跟你没关系。”
谢宏图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张旧照片，递到我面前。
照片已经泛黄了，上面是一男一女站在海边的沙滩上，男的年轻一些，但眉眼轮廓清清楚楚，是谢宏图自己。
女的扎着马尾辫，笑起来嘴角有颗细小的痣。
那颗痣，薛梦洁也有。
我眼皮跳了一下。
“二十多年前，我认识了他妈妈。”谢宏图的声音温和，不紧不慢，“后来我家里变故，被迫出了国，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顿了顿，“已经是这样了。”
“你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时候回来？”我盯着他。
“林老师，我知道你恨我。”他叹了口气，“但俊彦是我的儿子，这个事实不会因为时间长了就改变。”
我没再理他，转身走了，脚步很快。
那封信我没有接。
那张照片的影子却在我脑子里待了很久，像根刺一样扎在最软的地方。
回到家我从抽屉最里面翻出一枚银戒指。
那是薛梦洁离开学校的那年冬天，托人转送给我的，说是留个念想。
我把戒指攥在手心里。戒指小，凉，硌得生疼。
第二天下午，谢宏图差人送来一张名片，黑色的底，烫金的字，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我愿意资助俊彦出国，一切费用我承担。
我当着来人的面，把名片撕了。
04
我撕了名片，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第三天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远远看见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心里咯噔一下。董宏毅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难过还是愤怒。
谢宏图站在院子中间。
俊彦的书包靠在墙根，人站在自己房间门口，一手扶着门框，眼睛死死盯着谢宏图。
“俊彦，”谢宏图看见我，冲我点了点头，又转向俊彦，“你妈来了，正好。有些事，当着你的面说清楚。”
我一步跨进门：“你给我出去。”
谢宏图不慌不忙，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抽出几张纸。
“俊彦，你今年十八岁了，有权知道自己的身世。我是你亲生父亲，你母亲叫薛梦洁，1996年冬天难产，走了。眼前这位林老师，是你母亲的老师。她心善，收养了你。”
空气一下安静了。
俊彦没有看谢宏图，而是转头看我。他的眼睛还是那么深，那么黑，像两口井。他问我：“妈，他说的是真的？”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我……”那一个“不”字卡在嗓子眼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俊彦沉默了几秒，转身进了房间。他没有摔门，门轻轻合上的那一声，却比摔门还响。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谢宏图。董宏毅的旱烟抽完了，把烟杆往门槛上磕了磕：“你走吧。我们家的事，外人没有插嘴的份。”
谢宏图收起文件袋，往外走了两步，又回头看我：“林老师，我没有想抢走孩子的意思。但他是成年人了，他有自己的选择。你替他瞒了一辈子，总得让他自己拿主意。”
他走了。黑色轿车驶出院门，土路上扬了半天灰。
那天晚上，我做了俊彦最喜欢吃的红烧排骨，摆了三个碗，盛了饭。俊彦没有出来吃。
董宏毅把那碗饭端进去，放在他桌上。我也没睡，坐在堂屋里，盯着他房间的门。门缝底下透出一点灯光，亮到后半夜才熄。
第二天早晨，俊彦从房间里出来，眼睛下面一圈青。
他坐到饭桌前，把那碗凉了的红烧排骨扒拉了两口，放下筷子，抬头看我：“妈，从小到大，你有没有骗过我？”
我坐在他对面，手里攥着抹布，攥得指节发白：“没有。妈从来没有想过骗你。”
他点了点头，没再问。
我以为日子还能像以前那样过。
可第四天上午，董宏毅的工厂出事了。
镇上的机械厂，他承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那天忽然来了一拨人，说是市里安监组的，查出设备年久失修，环保不达标，当场贴了封条。
董宏毅回来说这件事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家的天气。但他放下搪瓷缸子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夜里，俊彦房间的灯亮着。
我站在门外，听见他在里面翻东西。床板咯吱响了一下。过了一阵，抽屉拉开又合上。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终于没有推门。
第五天清早，我醒来的时候，俊彦的房间门开着。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张纸条。
我抓起来看：妈，我去外面几天。别担心。
纸下压着他的学生证和高考准考证。
我跑到门口，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巷口了。俊彦正弯腰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我喊了一声：“俊彦！”
他顿了一下。
他没有回头。
他弯腰坐进车里，车门关上，轿车掉头开走了。我追了几步，追不上。
我站在巷口，看着那辆车的影子消失在土路尽头。太阳升起来了，晒得水泥地面发白。
06月那天，离他的高考还有三十一天。
05
俊彦走后三天，我收到一个信封，没有寄件地址，里头是一张薄薄的纸。纸上是俊彦的笔迹，写得很短：“妈，我跟他走了。他说了，只要我答应出国，工厂的事他会摆平，你们以后不会再有麻烦。你别找我，等我站稳了脚，我就回来。”
落款没有。时间是出走的当天晚上。
我拿着那张纸，读了十几遍，眼泪掉下来，把字迹洇花了。
之后的一个多月，我每天坐在他房间里，翻他的书，擦他的桌子，把床单叠了又叠，展开，再叠。
董宏毅不劝我，他白天去镇上找活干，晚上回来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没有声音。
工厂的事果然很快就解决了。封条揭了，设备检查结果合格，又恢复生产。但董宏毅没有再回去，他把厂子盘给了别人，说年纪大了，干不动了。
我知道，他是怕了。那些人再来一道，他护不住这个家。
俊彦走后第一年，我给他留着的手机号码，从来没有打通过。
我问过谢宏图留下的人，那人说俊彦到美国以后要换号，让我等。
我等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没有等来一个电话。
第二年夏天，我鼓起勇气拨了一个越洋号码。话筒里传来一段机械的女声，说的是英文。我挂断，再拨，还是那段声音。
后来我不拨了。
董宏毅说，这孩子心狠。养了十八年，说走就走，连个头都不回，连个信也不捎，算了吧。
我嘴上说，话不能这么说。可半夜里醒过来，摸摸枕头，是湿的。
俊彦的东西我一直没动。他的房间，他的书桌，他的被子，都留在他走的那天的样子。
第三年，我收拾他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样东西。
抽屉最底下，压着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字，没有邮票，不知什么时候写的。我拆开一看，是俊彦的笔迹，抬头写着“妈”。
开头第一句是：妈，对不起。
后面的字迹涂改得乱七八糟。
写他不想走，写他怕拖累我们，写谢宏图给他看了法院传票的照片，说是董宏毅的工厂涉及违法申报，如果他不走，事情会闹大。
写他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想了两个晚上，最后还是决定走。
信的结尾写了一句：我一定会回来的。
那封信下面的日期，标注的是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意思是，他本来打算把信留给我的。
但他没有。他把信塞进了抽屉最底下。
我不明白。
但我终于知道了一件事：他走的时候，头也不回，是因为他不敢回头。
我拿着那封信坐了整整一晚上，董宏毅半夜起来看见，没有问我，默默把一件外套披在我肩上。
06
六年，就这样过去了。
2017年六月，那个纸箱被我拆开以后，搁在堂屋的饭桌上，摊了整整一天。日记本翻开第一页，就再也合不上了。
第二页起，他写道：“妈，如果你看到这本日记，说明我没能活着回来。”
我读到这一句，腿一软，坐在凳子上，半天起不来。
他写，出国头一年，谢宏图告诉他，说收养他是收了钱的。我收了薛梦洁家里托付的抚养费，又同意谢宏图接人，才签了同意书。
他信了。
谢宏图给他看了几张模糊的收据复印件，上面的签名，歪歪扭扭的，看着眼熟，却不是我的笔迹。
他认不出，他慌了。
但他还是写了信回来。
十几封信，一封一封寄到镇上的老地址。
他说他一封也没有收到回信。后来他终于明白，那些信都被谢宏图打了招呼截走了。他的信从来没有出过那栋房子。
第二年，谢宏图转给他一封信，说是从国内寄来的。
他拆开一看，是我的笔迹。信很短，写着：“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林玉珍。”
他说他看了很久，把信烧了，从此再也没有寄过一封信回来。
读到这一段，我把日记本合上，攥着封皮，喘了几口气。胸口闷得发疼。
那封信不是我写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话。
我的笔迹是小学老师练出来的正楷，写得端端正正。
可俊彦信了。
他在国外，举目无亲，唯一能信的只有那一手熟悉的字。
我翻开日记，继续往下读。
第三年，他查出心脏的问题。室间隔缺损，先天性，小时候没查出来。医生说要尽快动手术，安排在一年后。
他在日记里写，手术的治愈率说是有七八成，但他怕。他怕的不是死，是怕死了以后，这一辈子再也没机会见我一面。
他还写道，他一直在存钱。
谢宏图的公司让他从底层做起，他一边学一边攒，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不动，全部存下来。
他想着，等还清我的养育之恩，他就不再欠任何人。
“妈，你把我养到十八岁。我把这笔钱还给你，我就有脸回家。”
我看着那张存折。户主是他的名字，存款记录从六年前开始，最早的一笔只有两千块，是他在美国打零工挣的第一个月薪水。
他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把这笔钱攒成了将近一百万。
我读到这里，又哭又骂：“傻子，你真是傻子。妈要你什么钱，妈要的是你这个人。”
董宏毅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那把钥匙，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他的眼圈也红了，但没有掉眼泪，只是不停地摩挲着钥匙上的红绳。
他说：“这孩子……心实。”
日记还剩最后几页。我翻过去，字迹开始变乱，有些地方涂改得很厉害，句子一段一段断着，写着手术前的焦虑、恐惧，还有一些没头没尾的话：“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穿蓝外套的女人，背影很像妈，跟了两条街才看清不是。站在路边哭了半天。”
“做梦梦见老院子里的那棵槐树。树还在，人不在了。”
“哥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人总是要朝前看的。可我不想朝前看。我想回家。”
最后一页，只有半句话，字迹很轻，写到一半笔尖断了，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
“妈，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
那个“你”字没有写完。
我把日记本压在胸口，弯下腰，额头抵着纸页，无声地哭了很久。
07
日记合上以后，我在屋里坐了很长时间。天已经黑透了，董宏宏毅开了灯，灯泡发出嗡的一声轻响，照得满屋昏黄。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那张登机牌。
我从纸箱的夹层里把它摸出来，翻来覆去地看。日期是一个月前，航班号是一串数字，终点站那一栏，三个字母清清楚楚。
他回来了。
我的手指头开始发抖。他回来了，他一个月以前就回来了。那他为什么没有进家门？他去了哪里？他现在人在哪里？
我站起来，把登机牌攥在手里就往门口跑。董宏毅喊了一声，跟出来。我跑到巷子口，站在路灯底下，前后左右看了一圈，空空荡荡。
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我又跑到巷子另一头，跑了很长一段路，跑到公交站台上。站台旁边没有人。花坛边上有一片草被踩倒的痕迹，干掉了，看不出是哪天踩的。
我站在风里，后背一层冷汗，脑子一片空白。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回来过。但我知道，如果他没有回来过，我不会在包裹里看到这张登机牌。
我回家的时候，董宏毅坐在门槛上等我。他手里抱着那张母子合影，看了一会儿，说：“他要是真回来了，为什么不进门？”
我说不上来。
这一夜，我没有睡。
我把日记放在枕头底下，钥匙拴在手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每一个细微的声响我都竖着耳朵听，像当年等他放学一样。
那天夜里很静。除了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一声狗叫，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邮政所查那个包裹的发件记录。
营业员查了半天，说包裹是从本市机场附近的快递点寄出的，寄件人填的是一个国外的地址，但实际揽收网点在本市。
也就是说，这个包裹不是从美国寄来的，是在本市寄出来的。
他确确实实回来了。
我站在邮政所门口，太阳晒得脚面发烫，心里却一阵一阵发凉。他回来了，寄了包裹，然后人呢？
我又去铁道派出所、汽车站，拿着他的登机牌复印件问了问，对方查了一下旅客记录，说这个人入境以后没有订过任何离开的票。
没有火车，没有长途汽车，没有航班记录。
他还在这座城市里。
可他为什么不露面？
那几天我像疯了一样，白天全镇走了一遍，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皮肤白，头发有点卷。
镇子上的人都说没见着。
又有人问，是不是以前那个混血小子？
我说是。
有人摇了摇头说，他走的时候，才十八岁吧。六年了，变样了，就是站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认得出来。
我没有反驳。
可我认得出来。我养了他十八年，他的背影我闭着眼睛都认得出来。哪怕再过六十年，我也认得出。
第三天傍晚，我回家推开门，看见堂屋的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塑料袋里装着一兜子橘子。个头不大，皮有点青，是镇上那家水果店最便宜的那种。
我站在门口，没有动。
董宏毅从屋里走出来，看了看那兜橘子，说：“我已经见过他了。”
我猛地抬头。
“昨天下午，”他顿了顿，“他来过。站在院门口。隔着门缝看了我一眼，放下东西，就走了。”
“你怎么不喊我？”我的声音一下子就尖了。
董宏毅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他过几天再过来。他说……”
“说什么？”
“他说他怕你看到他，受不了。”
我低着头，看着那兜青橘子，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
我没有再问，只是把橘子一个一个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整整齐齐码在果盘里，摆在俊彦以前坐的那个位置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