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我蹲在楼道口，撕开那个从阿布扎比寄来的快递。
十八年了，这三个字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没人敢在我面前提。
可今天，它就这么干巴巴地写在快递单上。
里面有一本发黄的旧护照，一把铜钥匙，还有一沓用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信。
我拆开最上面那封，一眼就认出她的字迹。落款日期，是她失踪后的第三天。
我蹲在楼道里，把信纸贴在脸上，哭得像个孩子。
01
十八年前，我在迪拜的建筑工地上当工程师。
那天夜里下暴雨，工地上黑漆漆一片，我提着安全帽往宿舍走。路过废料堆的时候，听见一阵闷响。像有人在挣扎，嘴被捂住的那种声音。
我停下脚步，侧耳听了听。
又是一声闷哼，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喘息。
我顺着声音摸过去，借着闪电的光，看见三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正拖着一个女人往面包车方向拽。
女人拼命挣，头巾散了，半边脸全是血。
那女人抬起头，隔着雨帘看见了我。
她张了张嘴，喊了一声“救我”。
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冲了上去。
一个黑衣人被我撞了个趔趄。我站在他们面前，雨水顺着安全帽沿淌下来，我喊了一声：“干什么的！我报警了！”
领头那个男人打量我一眼，用蹩脚的英语说：“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你少管闲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她缩在地上，浑身发抖，头巾被扯烂了，露出半张苍白的脸。她手腕上有淤青，胳膊上还有一道一道的旧疤痕。
我挡在她前面。
“我说报警了。”我攥紧拳头，连声音都在抖，“你们要是不怕警察来查，你们就继续。”
对面三个人站在雨里，对视了一眼。
领头那个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面包车走后，我才把女人扶起来。
她站不稳，整个人的重量压在我胳膊上，手心冰凉。
我把她背回宿舍，放在床上，又烧了热水，拿了自己干净的衣服给她。
她抱着那杯热水，好半天才缓过来。她说自己叫娜迪亚，从阿布扎比来。
我问她被什么人追，她低下头，说：“家族里的事。”
我也没细问，她一个姑娘家，半夜被人拖拽到工地上，肯定有难言之隐。我拿了条毯子递给她，说：“先睡吧，明天再说。”
她在沙发上坐了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工地上来了几个陌生人，四处找人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受伤的年轻女人。
娜迪亚躲在仓库里，等那些人走了才出来。
她求我收留她一阵子。
我这人心软，看不得女人落难。
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这一收留，就收留了半辈子的牵挂。
娜迪亚在工地上住了下来。
她是个勤快人，每天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学着给我做中国菜。
我告诉她面粉要加水揉均匀，她记性特别好，说一遍就记住了。
半个月后，我发现她不对劲。
她手心的老茧，不像干粗活磨出来的，倒像是常年握笔留下的。
我注意到她看图纸时特别专注，那些专业符号她都认得。
她还会说英语，发音很标准，一听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有一天我随口问了一句：“你家在阿布扎比是做什么的？”
她手里那杯茶差点洒了。
“家里的事，我不想说。”她垂下眼，“等你可以知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我点点头，没再问了。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回来，她就站在门口等我，手里端着一杯凉好的水。她笑容不多，但每次笑，眼角都是弯的。
有一天她在帮我缝衣服，针脚走得很慢，缝着缝着，她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东西，我看不太懂，但心里猛地跳了一下。
她低下头，继续缝衣服。
我别过脸去看窗外，工地上的风沙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02
一个月后，娜迪亚忽然跪在我面前。
我被吓了一跳，手里的碗差点没端住。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了三个字：“娶我吧。”
我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
“娜迪亚，你……”
“我怀孕了。”她声音在抖，“两个月了。如果我不能登记结婚，孩子生下来……”
她没说完，但意思我懂了。在阿联酋，未婚生子是犯法的，她可能会被驱逐出境，甚至更惨。
我心里翻来覆去，像倒了一锅乱粥。认识才一个月，她是个什么来历我都搞不清楚，就这么领证结婚？
可她又跪着，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上。
我活了二十九年，从没见过一个女人跪在我面前哭。我叹了口气，把她扶起来：“我娶你。”
登记那天，娜迪亚穿得很朴素。她填表的时候，一笔一画写下一个长串名字：法蒂玛·阿勒马克图姆。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好一会儿，问她：“你不是叫娜迪亚吗？”
她顿了顿，说：“娜迪亚是小名。法蒂玛是出生名，这边的登记要填出生名。”
我没多想。
登记处的女人用阿拉伯语问了娜迪亚几句，娜迪亚回答的时候，那位办事员的表情明显变了。
她恭敬地站起身，对娜迪亚弯了弯腰，然后才重新坐下办理手续。
我心里嘀咕了一下，但没问出口。
婚礼很简陋。工地上几个相熟的工友凑了点钱，在清真饭馆摆了两桌。娜迪亚没有娘家人，没有嫁妆，就只有她随身那只绣花布袋。
她一直把那只布袋抱在怀里，从不让别人碰。
婚后第三天，娜迪亚孕吐得厉害。我带她去医院，医生说她营养不良，需要卧床静养。从医院回家，她路过一家金店，站在橱窗前看了很久。
我看了一眼，那是一对银吊坠，小小的，像两颗泪滴。
“你喜欢？”我问。
她摇摇头，没说话，拉着我走了。
当晚她从布兜里翻出两条编好的红绳，一头拴在我的手腕上，一头拴在自己手腕上。
“这是绑住的意思。”她说，“在我们那里，丈夫和妻子用红绳绑住，来世还能找到对方。”
我笑笑，没当回事。
大概是婚后第八天，我下班回家，远远看见宿舍门口停了一辆黑色奔驰车。
车牌是阿布扎比的。
我赶紧跑过去，门大开着，娜迪亚站在门内，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堵在门口。
那男人说的是阿拉伯语，语气低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娜迪亚死死抓着门框，指关节都白了。
我冲过去挡在她前面：“你们干什么？”
那男人用中文说，一字一顿：“她是我的表妹。家里人想见她，我来接她回去。”
娜迪亚在我身后拼命摇头：“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回身握住她的手，对那男人说：“她是我妻子，她要住在这里，谁也带不走她。”
那男人盯着我看了很久，嘴角动了一下，像笑又像叹气。他转过身，走前留了一句话：“你护不住她。等她回去了，你就当没认识过她。”
第二天，娜迪亚一整天没说话。傍晚她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忽然开口：“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你不要找我。你把孩子带好，好好过日子。”
我心里头慌得厉害：“你说什么胡话？”
她没回答，只把那双红绳解下来，又系了一遍。
我不敢再追问。
可那天夜里，我听见她躲在被子里哭，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想去抱她，手指碰到她后背，她止住了哭声。
我再也没敢动。
03
孩子早产了三天。
那是个周五晚上，娜迪亚突然捂着肚子喊疼。我抱着她跑进医院，折腾了大半夜，护士抱出来两个皱巴巴的小丫头。
双胞胎。一个三点八斤，一个三点四斤。
娜迪亚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笑了一下，就哭了。
我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她说：“给她们取个名字吧。”
我起了两个：大的叫许倩雪，小的叫许晓雯。她默默念了两遍，点了点头：“好听。”
出院那天，娜迪亚把一个银吊坠挂在老大脖子上，又拿出另一个，挂在小女儿脖子上。我认得，就是我们在金店橱窗前看见的那对。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问。
她没答话，只是轻轻摸着两个女儿的脸，眼圈红红的。我看见吊坠背面刻着一串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文，像某种纹章。
“这刻的是什么？”
“我家的族徽。”她犹豫了一下，“将来她们长大了，凭这个能找到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再追问，她已经偏过头去，喂奶了。
孩子第八天，一个自称医院护士的女人找上门来。
她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说给新生儿做家访。
娜迪亚看到她就变了脸色，紧紧抱住孩子，退到墙角。
那女人在屋里扫了一圈，目光在绣花布袋上停留了几秒，笑了一下，说：“恭喜你们。孩子很健康。”然后走了。
我在楼道口站着，目送她下楼。她走到楼梯拐角处，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带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好好养孩子，别去阿布扎比。”
我愣住，那女人已经没影了。
那天晚上，娜迪亚把绣花布袋里的东西倒在床上。
里面有一张旧照片，一把钥匙，和一对银吊坠的盒子。
她摩挲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放在我手心里。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华丽的纱丽，戴着金饰，站在一座白色宫殿前面。我看了一眼，跟娜迪亚有几分像。
“这是我姐姐。”她说，“她已经不在了。”
我问她怎么不在了。她没有回答，把照片、钥匙和吊坠盒重新收进布袋，压在箱子最底下。然后她睡下了，面朝墙壁，肩膀微微发抖。
我躺在她身后，听着她压抑在枕头里的哭声，不敢出声，也不敢抱她。
沉默在后半夜终于挨过去了。
凌晨四点，我迷迷糊糊听到她下床的动静，眼睛睁开一条缝，看见她站在窗边，拿着手机，按了一串号码。
她没有拨打，只是看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天亮后，我悄悄记下了那串号码。我试过拨回去，是空号。
第四天，厂里通知我去迪拜市区送混凝土对账单。那天中午我回来，给娜迪亚带了一袋子芒果。那是她最爱吃的。
推开宿舍门，我就觉得不对劲。
太安静了。
孩子的摇篮在，衣服在，饭碗在。但娜迪亚不在。
我喊了一声：“娜迪亚？”
没人应。我冲进里屋，床单皱巴巴的。枕头旁边放着一张纸，被压在水杯底下。纸上只有一行字：别找她。
我转身往孩子摇篮看了一眼。两个女儿都在，睡得很熟。银吊坠挂在她们脖子上，有一个歪了。
我仔细一看，吊坠的链子断了，像是被人扯下来的。
04
我报了警。
迪拜的警察问了几句，登记了一下，说是“家庭纠纷”不予立案。
我说这不对，我妻子失踪了，地上有血。
警察耸耸肩，说在阿联酋，女人跟家里人走，不叫失踪。
我没办法，自己花钱印了寻人启事，满大街贴。工友们也帮忙打听。可娜迪亚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痕迹都没有。
头一个礼拜，我几乎没合过眼。
白天找人，夜里照顾两个孩子。
孩子饿得哇哇哭，我也哭。
我把她俩倒着抱，一个喂奶，一个拍嗝，我对着她俩说话：“别哭，你妈就回来了。”
第十天，我实在撑不住，去了一趟阿布扎比。
那是我第一次到阿布扎比，满街的白色建筑、棕榈树、豪华酒店。
我拿着娜迪亚的照片，一条街一条街地问。
没人认识她。
有些店铺的老板看了一眼，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然后摇摇头。
我走了三天，脚底磨出水泡，一无所获。
晚上我坐在清真寺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巨大的白色穹顶，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我心里明白，我可能真的失去她了。
可我女儿还在家等着。
我回到迪拜，辞了工作，收拾了简单的行李。
离开那天，我抱着两个女儿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飞机起飞的时候，窗外的迪拜越来越小。
我低下头，在女儿额头上亲了一口。
“咱们回家。你爷爷在等着呢。”
回国后的日子，全靠我爹许有福帮衬。
老头子六十多岁了，退休工人，性子倔，话不多。
看到我抱着两个奶娃娃回家，他黑着脸骂了一句：“造的什么孽！”骂完还是接过孩子，炖了一锅鸡蛋羹。
两个闺女就这么拉扯大了。许倩雪随她妈，安静，爱看书，从小学成绩就好。许晓雯随我，皮实，犟，从小就跟男孩打架。
她俩谁都不提妈妈的事。
我也从不提。别人问起，我就说：“死了。”
有一次，邻居老太太给许晓雯送了一碗饺子，顺口问了句：“你妈呢？”许晓雯端着饺子，转身进了屋，把门关得哐当一声响。
老太太尴尬地站在门口，我只好赔笑：“这孩子，不懂事。”
那晚我听见许晓雯在房里哭，她哭得很小声，像怕人听见。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没妈，我不要妈。”
我站在她门外，烟叼在嘴里，一明一灭的，半天没点着。
许倩雪十三岁那年，有天晚上写作业，忽然问我：“爸，我妈长什么样？”
我愣了一下，从铁盒里翻出那张旧照片递给她。她看了一会儿，说：“好漂亮。”然后就哭了。她把照片还给我，一个字也没再问。
我坐在她旁边，笨拙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别想了，睡觉吧。”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手里攥着那只断掉的银吊坠，心里翻来覆去。
我把这些年反复想过无数次的问题又想了一遍：她到底是谁？
她去哪了？
她为什么不回来？
没有答案。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开出租，看停车场，给闺女交学费，给老爹买药。我从来不敢停下，一停下来，脑子里全是她。
05
许晓雯十二岁那年，翻到了那只铁盒。
她打开盒子，看见断掉的银吊坠和半张烧过的纸条。她跑到我面前，举着吊坠问我：“爸，这是什么？”
我看着那只吊坠，手指头抖了一下。
那对银吊坠，一模一样的，我只留了一只断的。
另一只呢？
在她俩出生那天，就已经被法蒂玛亲手挂到她们脖子上了。
可是后来我一直没找到，以为弄丢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那只吊坠一直挂在许倩雪脖子上。
从她没有记忆的时候起，就一直戴着。
她说是奶奶给她的。
不，是我爹给她的，我爹说是我媳妇留下的东西，就给她戴上了。
许晓雯手里拿的是断掉的那只。
她问我：“这上面刻的什么字？”
我摇摇头：“不知道。”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吊坠，然后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这是我的。”她说，“我不管你们怎么说，这是我妈留给我的。”
她说完跑出了门，跑到巷子口，蹲在电线杆下面哭了。
许倩雪上高中以后，有一回开家长会，班主任特意留下我，说倩雪作文写得好，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市比赛。
我问她写的什么题目，班主任说：“题目叫《我的母亲》。”
我一听，眼眶就热了。晚上回家，我翻她的书包，找到那篇作文的底稿。我看完，攥着纸坐在阳台，抽了三根烟。
她写的是：“母亲的照片像一张被雨水打湿的明信片，我从没去过她所在的城市。但我相信，她在某个角落，也在想着我。”
许倩雪比她妹妹别扭得多。
她从不当面提妈妈，但我知道，她一直在偷偷搜集阿布扎比的信息。
她的床头柜里塞了几本中东历史书，旧书摊淘的，都被翻烂了。
我装作不知道，心里又酸又疼。
十六岁那年，许晓雯辍学出去打工了。
她跟人打架，把同学打进了医院。
我去学校领人，她站在走廊里，头昂得高高的，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我给了她一记耳光。
那一巴掌打在脸上，她眼睛红了，没有哭。
“你打吧。”她说，“反正你也就这点本事。有本事你把我妈找回来啊！”
我举在空中的手，停住了。
她瞪我一眼，转身跑了。那一走，她三年没怎么回过家。她在城里的餐馆端盘子，一个月挣两千多块，偶尔托人捎几百块钱回来，但自己不露面。
许倩雪后来考上重点大学，学国际关系。我问她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她说：“我想去中东看看。”
我沉默了一会儿：“那边乱。”
“没事。”她说，“我只是想去看看她生活过的地方。”
那晚我又翻出那只盒子，把半张纸条上的号码看了一遍又一遍。
纸条上那串数字早就磨得模糊了，但我烂熟于心： 9715XXXXXXXX。
我拨过无数次，永远是空号。
可我还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拨一次，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有一次半夜，我又拨过去，手机那头传来一阵忙音。我把手机贴在耳边，喊了一声：“法蒂玛，你还在吗？”
电话那头除了忙音，什么都没有。
我坐在阳台上，抽了一夜的烟。
06
许倩雪大二那年秋天，一个快递送到了家里。
那天是周三。我上完白班回家，还没进门，就看见门口蹲着一个穿制服的快递员。他手里抱着一个纸箱子，不大，用棕色的防震膜裹得严严实实。
快递单上写着：阿布扎比，寄件人那一栏是手写的阿拉伯文。我不认识那几个字，但看笔迹，我心里猛地一震。
快递员问我：“是许国富先生吧？签个字。”
我接过笔，手一直在抖。签好字，我把箱子抱进屋里，放在桌上，坐在那里看了很久。
我爹拄着拐杖走过来：“阿布扎比寄来的？啥东西？”
“不知道。”我说。
“拆开看看。”
我没动。我心里有一种预感，却又说不清楚是什么预感。半晌，我用钥匙割开胶带，打开了箱子。
最上面是一本旧护照。封面是深红色的，烫着金色的国徽。我翻开第一页，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我的目光挪不开了。
是她。
跟十八年前一模一样，连头发丝都是记忆里的样子。护照名字印着：法蒂玛·阿勒马克图姆。国籍：阿联酋。
护照下面压着一把铜钥匙，样式有些年代了，磨得发亮。
她把钥匙放在手里掂了掂，冰凉的手感传过来，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十八年前和现在连在一起。
钥匙下面，是一沓用牛皮纸信封一封封装好的信。
信封上没有字，只按年份编了号，最早的是十八年前。
我一封一封地数，一共十八个信封。
我拿起最早的那封，拆开。
信纸泛黄，折了两折。她一眼就认出她的字。
“国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对不起。有些话我说不出口，只能写下来。我想你，想我们的女儿。”
我读不下去了。
信纸从手里滑落，我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声音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法蒂玛……你还活着吗？”
那天晚上，许倩雪从学校连夜赶回来。她进门就看见桌子上的护照和信，愣住了。
“爸，这是……”
我抬起头，眼睛红通通的：“你妈。”
她站在原地，半天没动。好一会儿，她伸手拿起那本护照，翻开，看着照片，久久没有说话。眼泪从她眼角滑下来，落到护照上。
她慌忙地用袖子去擦，擦着擦着，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许晓雯是我第二天打电话叫回来的。
她在电话里听了半天，没说话。
挂掉之前，她说：“我不回去。她跑了十八年，现在寄点破烂回来，你还当个宝。”
我说：“你回来一趟吧，别的事情再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行吧。”
她嘴上说得硬，还是回来了。进门看见那沓信，她什么也没说，把那本旧护照拿起来翻了又翻。翻完她问了一句：“你打算怎么办？”
“去阿布扎比。”我说，“钥匙还在，她一定有话跟我说。”
许倩雪点点头：“我请假，跟你去。”
许晓雯没说话。
我看着她们姐妹俩，忽然想起几个月前，我爹念叨的那句话：“人这一辈子，冤枉路走多少都行，就怕走错了，连知道的机会都没有。”
07
飞机落地阿布扎比的时候，是下午四点。
机场里人来人往，到处都是白袍子长袍，我走在其中，脚底下有点飘。办好入境，我拿着护照地址打了一辆车，直奔那栋白色别墅。
车开了四十分钟，在一条安静的街道停下。路边是一栋两层白色小楼，不高，带围墙，墙头爬满了三角梅。一片一片的，花开得正烈。
那是一栋普通的民宅，不像我想象中的宫殿，也不像电视剧里那种金碧辉煌的豪宅。
它更像是隐在闹市角落里的一个安静的院落。
我下车，走到铁门前，伸手按了一下门铃。
没有人应。我等了一会儿，又按了一下。
还是没人。
许倩雪走到门前，试着推了推门。
门没有锁，吱呀一声开了。
院子里的白石子路很干净，两棵柠檬树结了果，沉甸甸地垂着。
花坛里种着紫色牵牛花，歪歪斜斜，绕着一株枯死的橄榄树藤蔓爬了半截。
我们顺着石阶走进门厅。
屋子里陈设简单，一张木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
画的是一个男人在两个摇篮前弯着腰，一只手哄孩子，一只手在抹眼泪。
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自己。我站在画前，再也迈不动步子。
许倩雪凑到我身边，轻轻说：“爸。”
我喉咙发干，嗯了一声。
这时里屋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穿白袍的老人走了出来。
他年纪不小了，头发花白，背有点驼，右手拄着一根深色的拐杖。
他看见我们，先是一愣，随后目光落在我脸上，久久地看着我。
“你是许国富？”他用带着口音的中文问我。
我点头。
老人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他转身，走到书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只木盒，放在我们面前。
“我是贾马尔，法蒂玛小姐家里的管家。”他坐下来说话，“她在等你们很久了。”
我心跳得厉害，盯着他：“她在哪？还活着吗？这十八年她到底去哪了？”
贾马尔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讲了一个故事。
法蒂玛是阿布扎比酋长国王室旁支的公主。
她的父亲赛义德是王室远亲，为了在王室内部站稳脚跟，想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堂叔。
用一段联姻，换一个家族的政治地位。
法蒂玛不愿意，她母亲早逝，姐姐曾经也死在这桩联姻上。她母亲临终前拉着她的手说：“别走姐姐老路。能跑多远跑多远。”
法蒂玛逃了三次，被捉回来两次。
第三次，她逃到了迪拜，躲在城市的角落里，想要彻底隐姓埋名。她在工地附近被父亲派来的人发现，好在她遇见了我。
我们在迪拜领了证，生了孩子。可她没有瞒过我什么，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出去怕我害怕，怕我觉得她是个麻烦，怕我因为这个丢下她。
她要离开的那天，阿卜杜拉带人闯了进来，强行带走了她。
她拼命挣扎，摔在桌角上，摔伤了腿，流了血，也挣不脱。
她最后看了一眼两个女儿，被人塞进了车里。
她被抓回阿布扎比之后，赛义德把她关在这栋别墅里，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不许探视。
只有贾马尔每天给她送饭。
她求了父亲三天，绝食了三天。第四天，赛义德来看她，她跪在地上说：“放过他们，我留下来。永远不逃。你也不许伤害他们。”
赛义德沉默了很久，答应了。
她从此再没有踏出这栋别墅一步。
头几年，她每天画画，画两个女儿长大以后的样子。
她想女儿的时候，她就写信，一年写一封。
她不知道信寄到哪里去，知道也没什么用，她就是写下来。
她把那些信交给贾马尔，让他帮忙保管。贾马尔问他为什么，她说：“将来我死了，你帮我把信寄给他们。”
“那我怎么知道寄到哪里去呢？”
“他们戴着我给的银吊坠。你找到他们，把钥匙给他们。他们就知道真相了。”
贾马尔别过脸去，擦了擦眼睛。
“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他说，“法蒂玛小姐知道你会来，她让我把钥匙给你。她说，别墅书房有个抽屉，钥匙能打开，里面有她留给你的东西。她怕自己等不到你。”
“她现在在哪？”我问。
“阿布扎比北区医院。”贾马尔说，“三个月前，她查出了癌症，晚期。”
我的身子晃了一下，一把撑在桌子上。
“她走之前，让我把信先寄给你。她说，如果你看到信还不来，她也不怪你。但如果你来了，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递过来一张纸条，纸条上用中文写着：“老公，带女儿来看看我。”
我攥着那张纸条，手心全是汗。
“走吧。”我哑着嗓子说，“现在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