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包间门推开一条缝，我探头进去，一屋子烟味裹着菜香扑过来。
靠窗的位子上坐着个穿深蓝呢子大衣的女人，正拿指头转茶杯，抬头扫了我一眼。
我的手搭在门把上，像被钉子钉住。
旁边坐着杨伟祺。他正给什么人倒酒，笑得满脸褶子。
女人放下茶杯，从脚边拎起一个布包，搁到桌上。那包旧得发黄，边角磨出毛边。
我盯着她，脑子里轰地炸开一个画面：十年前的村口，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跪在土路上，拽着我的行李绳哭喊。
我的手从门把上滑下来，后退一步，后腰撞上墙壁。
那女人开口了，声音不高：“陈同志，这顿饭，我请了你十年。”
01
1969年秋天，我十九岁，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又搭了三个钟头的牛车，才到双河村。
村子穷，房子是土坯垒的，屋顶铺的稻草烂了一半。
知青点分给我一间屋，跟杨伟祺合住。
杨伟祺比我大两岁，城里来的，嘴皮子利索，下车没半个钟头就管生产队长叫上叔了。
我放下行李，蹲在门口啃干粮。院子里一棵歪脖子槐树，叶子落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那天下午队里开大会，说是晒谷场的苞米丢了。
生产队长胡志国蹲在台子上抽旱烟，吧嗒吧嗒抽完一袋，才开口：“谁干的，自己站出来，赔了钱就算完。”
没人吭声。
后来人群被拨开一条道，两个壮劳力架着一个女人往台前推。
那女人三十岁上下，瘦得颧骨顶着脸皮，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
她怀里还搂着个小姑娘，五六岁，脸黄得像秋后的苞米秆。
“马竹英，你男人没了，队里照顾你，你可不能干这事。”胡志国把烟袋锅往鞋底磕了磕。
马竹英低着头，不说话。她怀里那小姑娘倒是胆子大，仰起脸喊了一声：“我娘没偷，那是捡的！”
马竹英一把捂住孩子的嘴，低着头，整个人像秋天被霜打了的野草。人群里有人叹气，有人交头接耳。
我站在人群后面，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往前迈了一步：“队长，苞米是我掰的。”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愣了。杨伟祺在后面拉我袖子，压低嗓子：“你疯了？”
胡志国抬头看我：“你？”
我身上还穿着那件没洗过几次的蓝卡其布外衣，城里学生的打扮，杵在一群庄稼人中间显眼得很。
我咽了口唾沫：“冬天冷，饿，掰了几棒苞米，夜裡偷偷烤着吃了。”
胡志国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把烟袋杆往桌板上一拍：“行，赔钱。五块钱，记一次处分。”
五块钱。我兜里总共八块。我掏出钱包，一张一张数出五张毛票，搁到桌上。
人群散了。
马竹英被人松开，拉着孩子走到我面前，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没说出口，只把怀里那小姑娘往前推了推，让那孩子鞠了个躬。
那姑娘叫马可欣，一双眼睛圆圆的，盯着我看，不说话。
晚上回到知青点，杨伟祺靠在床铺上翻书，翻了两页，头也不抬：“行啊，刚来就充好人，五块钱，你爹一个月工资才多少？”
我没接话。躺到铺上，盯着房顶那条裂开的横梁，心里想着远在县城的老爹。他要是知道我拿五块钱买了个处分，怕是要骂我败家子。
半夜被尿憋醒，推开门走出去，院子里站着个人影。
我吓了一跳，仔细看，是马竹英。
她手里端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是两个黑乎乎的野菜团子，还冒着热气。
她没说话，把碗往我面前一递。我摇头：“你留着给孩子吃。”她把碗往我手上一塞，转身就走进黑影里，步子快得像逃。
我端着那碗野菜团子站在门口，凉风吹过来，团子的热气扑在脸上，有点发苦的味道。
杨伟祺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似笑非笑地瞅我。
“一碗野菜团子就把你收买了？”他转身回屋，丢下一句，“这村里的水，深着呢。”
我端着碗愣了半天，最终把团子掰成两半，揣进怀里。剩下那半，我放回碗里，打算明早给那小姑娘送回去。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窗外的风一阵接一阵地漏进来，我翻了个身，听见杨伟祺在隔壁床铺上翻身的动静。他也没睡着。
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梦见我爹蹲在县城的家门口抽烟袋，冲我招手，嘴里念叨着什么。
我凑近了，也没听清，醒来时枕头上湿了一小片。
那天的马竹英站在人群里，像一棵被踩过一脚的草。而我走了那一步，从此被她拉进了她的命运里。
02
苞米事件之后，我跟马竹英的来往多了起来。
也不算来往。
她家住在村东头，三间土屋，墙裂着缝，冬天透风。
她男人三年前在河里捞沙被冲走了，连尸首也没找着。
婆家说她克夫，把她娘俩撵了出来。
队里可怜她，拨了这三间没人住的破屋给她。
她除了种队里的地，还得寻摸些别的营生。山上采野杏子晒干卖，河边摸螺蛳煮熟了去镇上赶集，一把一把的碎票子攒起来，给孩子买药买粮。
每个月发口粮那天，我留出自己吃的份量，剩下的装进一个灰布口袋，夜深了挂在马竹英家门前的篱笆桩上。
第二天早上口袋就不见了，第三天清晨，我窗台上多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或者一件补得整整齐齐的褂子。
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那布口袋成了我们唯一的联系。
杨伟祺发现这事，是在一个月后。
那天晚上我拎着口袋刚出门，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杨伟祺站在墙角阴影里，叼着根草，一声不吭地看着我。
我站在月光底下，他也站着。
他吐掉嘴里的草：“你心真大，也不怕我说出去。”
我说：“你还真去说？”
他笑了一下，转身回屋。
过了些日子，生产队长胡志国把我叫到队部的办公室。
他坐在那堆麻袋上，吧嗒吧嗒抽完一整袋烟，才从嘴角挤出两句话：“陈思聪，队里有人说你深更半夜往寡妇家里跑。年纪轻轻的，注意点影响。”
我站在门口，手心里攥出冷汗。
胡志国把烟袋往桌上一磕：“村里嘴杂，我不是说你干了啥，我是让你收敛。你爹把你送到乡下来，不是让你送饭的。”
我说：“我爹就是让我来吃苦的。”
胡志国愣住，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我往外走的时候，听见他在屋里叹了一声：“你这娃……跟你爹一个德行，心善，办不了实事。”
这话我那时候没听懂。
后来天就冷了。
双河村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底就开始上霜。
马竹英那三间土屋透风更厉害，有一场夜雨下来，她家屋顶漏得厉害。
我披着蓑衣去看，她正踩着板凳，拿着铁盆接漏。
马可欣蜷在墙角，裹着一条单薄的棉被，冻得直打颤。
我二话没说，顶上我的棉帽子，爬上屋顶帮她压草帘子。
下来的时候天快亮了，马竹英端了一碗热水给我，我摇头不喝。
她站在门框边上，看着我，过了半晌才低声说：“陈同志，你以后别来了。”
她的声音又干又哑：“村里那些话……我听得到。你年轻，还有前程，别叫我们拖累了。”
我看着她，她的脸在油灯底下又黄又瘦，颧骨顶上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我没说话，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回头，她还站在门口，披着那件蓝布衫。
那之后我有半个多月没去马家。口粮依旧匀出一份，换成钱，托隔壁大爷家的媳妇转给她。杨伟祺翻着书，头也不抬地说：“还惦记那寡妇呢？”
我没理他，把书翻了一页。窗外的风吹得窗户纸咧咧响，杨伟祺又说：“我听说她家那闺女，开春要是再病一场，怕是挺不过去。”
我手里的书页攥皱了。
那年腊月，马可欣真病了。
发高烧，三天不退。
马竹英背着她走不了一里地就瘫在路边，我听说了，从山上赶下来，把小姑娘接过来背到背上。
十五里山路，跑了快俩钟头，到镇卫生院的时候天都黑了。
医生给马可欣打上点滴，马竹英蹲在走廊墙根下，缩成一团，肩膀一抖一抖地哭。
我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黑夜，什么也没说。
后来我把兜里剩的钱全掏出来，搁在她旁边的长椅上。
她抬头看我，眼泪挂了满脸。
我转身走进夜风里，两条腿像灌了铅。
杨伟祺第二天早上才见到我。他看了我一眼，鼻子冷哼一声：“一宿没回，行啊，陈思聪，你名号在村里都传开了。”
我一句话没说，倒头就睡。
梦里梦见我爹，蹲在家门口叮嘱我：“外头少吃人家的气，吃亏是福。”我醒过来，对着土墙发了好久的呆。
窗外下着雪，雪片子贴着窗户纸，像有人在外头一页一页翻纸。
那年冬天，我把我爹每月寄来的粮票，截下一半，兑成的钱和粮，都换成了一种说不清的牵挂。
马竹英没再说过“你别来了”。
她窗台上的布鞋和补好的衣服，也不再出现了。
春天开冻的时候，她的窗台上放了一双新布鞋。
鞋底纳得密实，踩在地上又软和又稳当。
我拎着那双鞋回屋，杨伟祺坐在床头，盯着鞋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陈思聪，你要是真想帮她，不如想想怎么回城。”
我坐下，把那句话在心里来回嚼了半夜，没嚼出味道来。
03
春天过去，夏天的日头把双河村的土路晒得发烫。
马可欣好起来了，瘦瘦小小的身板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话也多了，见了我远远地喊一声“叔”。
我应一声，她笑着跑开。
我去镇上的机会多了起来。
队里推荐我上镇里的小学代课，说是我文化程度高，搬得了黑板。
我一连等了好几天，每天傍晚都站在知青点门口往村里大路上望。
杨伟祺倚着门框，手里拿本书，眼睛却跟着我的视线打转。
那几天杨伟祺出奇安静，早饭吃了就出去，傍晚才回，回来把门一关，也不多话。
按说代课老师的通知早该下来了。
我去问胡志国，胡志国蹲在办公室门口抽旱烟，抽了大半袋才闷声说：“县里……把你名字划掉了。”我问为什么。
胡志国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敲了敲烟杆：“陈小子，你这人在村里，得罪了人。”
那天下午我回知青点，推开房门，杨伟祺正坐在桌前，把一张纸折好塞进信封里，抬头看见我，表情没变：“回来了？”
我盯着那信封：“写的什么？”
“家书。”他把信封推进抽屉，顺手拿书盖住。
我没多问，心里堵得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爬起来蹲在院子里抽烟。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槐树的影子像一只躺倒的黑手。
马竹英那三间土屋的灯也亮着。
后来门开了，一个瘦瘦的身影站在门口，朝我这个方向看了好一会儿。
我没动，她也没动。
月亮底下，我们隔着一片空地，谁都没有出声。
代课老师的事就这么黄了。
杨伟祺嘴上不提，只在我面前翻那本《三国演义》，翻到一页，指头点了点上面那行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陈思聪，你猜这说的是谁？”
我说：“我没空猜。”
他笑了笑，继续翻书。
秋天的时候，我爹陈德山来了封信。
信封上是他那笔歪歪扭扭的字，拆开里面一张信纸，几行字写得不大利索：“聪儿，爹好，勿念。天凉了，被子要厚。你娘走得早，爹一个人在家吃得简单，你别操心。”
我爹识字不多，每封信都是这几句话翻来覆去地倒腾。我读完，把信纸叠好塞进枕头底下。
马竹英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代课被刷下来，第二天下工后，站在我回知青点的路上，手里攥着一双新纳的鞋垫，递给我的时候指尖在抖：“陈同志，是我不对，连累了你的前程。”
我摆摆手：“跟你没关系。”她站在原地，低着头，半天没抬起来。后来她转身走了，脚步比来时重了许多。
那阵子我总是做梦。
梦见我爹站在家门口，手里拿着一封信，冲我招手。
我朝他走过去，他却顺着巷子越退越远。
我拼命跑，追不上，一着急就醒了。
窗外的月光洒了一地，土墙上印着槐树枝影，一动一动。
杨伟祺睡得安稳，呼吸均匀，翻了个身。
我盯着他的背影，想起他那个县邮局副局长舅舅。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给舅舅写信的？
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他每次出门，回来的时候嘴角都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没有证据，心头的猜测像一根针，吞不下去，拔不出来。
那年入冬前的最后一个傍晚，马竹英来找我，站在院子里，怀里揣着一件厚厚的棉袄。
她递过来的时候，嗓音比往常哑：“入冬了，你那件蓝外套太单薄。”
我接过来，沉默了半天，才说了一句：“我又没做什么，你别这样。”
马竹英低着声：“你做了的，我都记着。”她说完就走了。
我拎着那件棉袄站在院子里，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
那件棉袄很沉，沉得我拎在手里，像拎着一整季的冬天。
杨伟祺那天夜里没回宿舍。
第二天清早他回来，眼圈发红，衣服上露水还没干。
他进门时看了我一眼，又很快移开视线。
我问他去哪了。
他说：“去镇上寄信，路上摔了一跤。”
他的裤腿确实擦掉一块皮，但我留意到他鞋底的泥，是红褐色的，显然不是镇上的路。
双河村只有后山那片坡地是这种土。
我装作没看见，低头嚼了一口冷硬的馒头。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雪片子一夜之间铺满了院子，我蹲在门口，看着那片白，像是看到什么东西把自己盖住了。
04
那年冬天，我病了一场。
高烧不退，胡志国让人给我熬了半锅姜汤灌下去，又把杨伟祺从镇上请回来给我敷凉帕子。
马竹英背着孩子到他门口来，他不让进门，把药罐子递出去，门就关上了。
我烧得迷迷糊糊，隐约听见门外的哭声。
后来不哭了，一只粗粝的手搭在我额头上，掌心干裂的纹路刮得皮肉疼。
我以为是我爹的手，烧昏了头，喊了一声“爹”，手就缩走了。
烧退之后，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杨伟祺那几天破天荒地没出门，坐在桌前看书，有时抬眼看我一眼。
“你命大。”他翻了一页书，“烧到四十度，再烧下去脑子就坏了。”
我撑着坐起来，嗓子沙哑，问他要口水喝。他递过碗来，碗沿上缺了一个口。
“你爹那事儿……你听说没有？”他忽然问了一句。
我心里绷紧：“我爹怎么了？”
杨伟祺收回目光，翻了一页书：“我哪知道，我就是问问。”他语气敷衍，我反而安了心。我爹身体硬朗，上次来信还说好着呢。
我又躺下去，盯着房梁，想起我爹蹲在门口抽旱烟的样子。
他那人一辈子老实，在县机械厂当工人，三十多年没挪过窝。
我娘走得早，他把我拉扯大，不求我大富大贵，只求我混口饭吃，平平安安。
病好之后，我去了一趟镇上，给家里寄了封信。
过了半个月，回信来了。
信封上是我爹的笔迹，拆开一看，还是那几句老话：“聪儿，爹好，勿念。天冷了添衣裳，吃饱。”
我放心了。把信纸叠好，夹进那本随身带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
那阵子马竹英家出了点事。
她婆婆远房的一个堂哥从外乡来，说给她介绍一门亲事，男方在南边做瓦工，四十来岁，死了老婆，愿意带她一起走。
马竹英去镇上相了一回亲回来，沉默了好几天。
有一天夜里，我路过她家院子，听见她在屋里跟马可欣说话。
小姑娘奶声奶气地问：“娘，咱们要走吗？”过了好一会儿，马竹英才回答：“不走。”
第二天，她托人把那门亲事回了。
那人来传话说：“人家男的不错，跟了少吃多少苦。”马竹英站在井台边打水，头也没回：“不去。这村里的人，我欠了一辈子债，没还完，走不了。”
她话音不高，我在篱笆墙外听得清清楚楚，下意识攥紧了拳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房顶的裂缝出神，想着她说的“欠了一辈子债”。
她欠了谁的债？
我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
或许是欠我的。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不得劲。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杨伟祺那几天愈发沉默，有时一整天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他晚上总在灯下写东西，写了就装进信封，第二天一早出门。
有一天我半夜醒来，看见他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信纸，正借着月光逐字逐句地读。
听到我翻身的声音，他迅速把信纸压进书页里。
“没睡？”他头也不回地问。
“睡了又醒。”我答道。
他没再接话，躺下后，屋里只剩两个人的呼吸声，像两头各自揣着心事的野兽。
腊月里，队里杀了一头年猪，家家户户都分了点肉。
马竹英那天让马可欣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炖肉，搁在我门口就跑了。
我端起来，碗底垫着一双新纳的鞋垫，蓝布面，白线纳的底，针脚细密得像一行行字。
我把鞋垫收进枕边，那碗肉我端到桌边，跟杨伟祺分着吃了。
杨伟祺夹了一筷子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忽然开口：“陈思聪，开春要有工人指标下来，你知道吧？”
我筷子停在半空：“什么指标？”
杨伟祺放下筷子，用手背擦了一下嘴：“我也是听说的，县里厂子要招工人，每个公社分一个名额，回城的那种。”他看了我一眼，“咱们公社，符合条件的就你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