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三月的风还带着凉意，从候机室的玻璃门缝里钻进来。
航班延误，我站在柱子旁，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拎着旧布袋，靠墙站着，脚边放着一个磨得发亮的行李箱。
我把靠窗的位置让给了她。
她坐下来，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问我贵姓。
我说我姓林。
她从布袋里摸出一个旧本子，让我把电话号码写下来，说是以后好联系。
我没多想，写了。
三月中旬，我站在镇上项目工地上，省厅人事处的电话打过来。
接完电话，我愣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想起候机室那双沉静的眼。
后来所有的事，都是从那把椅子开始的。
01
云南那边的考察拖了三天，原定周二的返程航班，改签到周四下午。
机场广播通知延误的时候，候机室已经坐满了人。
我拖着行李箱走了一圈，好不容易在靠窗的位子坐下，把外套搭在膝盖上，掏出手机看工作群里的消息。
镇里那座桥的改建工程，水泥款还差最后一笔没拨下来。
正看得入神，余光瞥见柱子旁边站着个人。
是个老太太，头发白了大半，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棉袄，右手拎着一个布袋，左手扶着一只老式行李箱。
她站在那儿，四下看了看，又低下头，像是怕挡着别人的路。
候机室里没有空座了。
我犹豫了一下，站起来，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胳膊：“阿姨，那边有个位置，靠窗的，您去坐吧。”
她抬眼看了看我，眼神很干净。
“那你呢？”
“我年轻，站会儿没事。”
她没推辞，道了声谢，慢悠悠地走到窗边的位子坐下来。我站在旁边，掏出手机继续看微信。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开口：“小伙子，你贵姓？”
“姓林。”
“林什么？”
我报了全名。她点了点头，从布袋里摸出一个旧本子，翻开一页空白纸，又摸出一支圆珠笔，递给我：“你把电话号码写下来，以后好联系。”
我有点意外，但也觉得老年人出门，爱留个联系方式，不稀奇。
就在本子上写了一串号码，又把笔递还给她。
她看了看本子上的数字，折好放回布袋里。
“你去哪儿？”她问。
“回县里，岚县。”
“出差？”
“嗯，考察一个扶贫项目。”
她没再追问，只点了点头，目光转向窗外，看着跑道上一架飞机慢慢滑行。我也没多想，在旁边的柱子上靠着，刷了一会儿手机。
广播里传出登机通知的声音，人群一下子涌向登机口。
我等老太太先站起来，帮她拎了一下行李箱。
她笑了笑，说了句“谢谢你”，便随着人流往前走了。
登机后她坐的位子和我隔了一条过道，一路上她闭着眼，没再说过话。
飞机落在省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坐大巴回到县里，到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妻子韩玉芬还没睡，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放着一碗热的银耳汤。
“回来了？”她站起来，“饿不饿？”
“不饿，飞机上吃了点。”
我放下行李，把那碗银耳汤喝了。她坐到旁边，跟我说：“你不在的这几天，县里传了个消息。省厅空出来一个副处级岗位，据说要从基层遴选。”
我随口应了一句：“那是好事，跟咱们没关系。”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我照常去镇里上班，一头扎进那座桥的项目里。水泥款、施工队、监理报告，堆了一桌子。
县里的风声却越来越紧。
那几天，镇上办公室的年轻人都聚在水房议论，说省厅这次选人，条件卡得很细，年龄、学历、基层年限、专业方向，一条一条都对得上的人没几个。
有人摇头说：“别想了，这种位置，肯定是有人定了的。”
我端着茶杯路过，没接话。
那确实跟我没有关系。
02
三月头几天，天气忽冷忽热。桥的项目到了关键节点，我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鞋上沾满泥浆。
省厅那个岗位的消息，越来越多地传到我耳朵里。
同事说，岗位明确要求有民政系统工作经验或者扶贫项目背景。
县民政局副局长冯志伟，是全县最热门的候选人。
他自己也毫不避讳，逢人就笑呵呵地说：“还在谈，还在谈。”
我听说后，笑了笑。
冯志伟和我算是大学师兄，在县里根基深、人脉广，跟省里也有人说得上话。他要是上了，也是人家自己的本事。
三月四日那天下午，分管副县长李勇把我叫到办公室。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站在窗边打电话。见我来，他挂了电话，转身上下打量了我两眼，笑着说：“建平，你那个桥，进展怎么样？”
“主体差不多了，就差最后的桥面浇筑。”
“好。你那个项目，在县里是排得上号的。踏实做事，总有出头的时候。”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个动作让我有点别扭。
我干了八年副镇长，他从来没这样拍过我。
出了办公室，我总觉得他那眼神里藏着些什么，但又说不清。
当天晚上，冯志伟提着一袋水果来我家了。
他进门的时候，韩玉芬正在厨房洗碗。
他放下水果，坐在沙发上，说我这次去云南出差不短，肯定辛苦了。
聊了几句天气，聊了几句工作，他绕了几圈，终于把话头引到正题上：“建平，听说省厅那个岗位，你也在考虑？”
我摆手：“没有的事。我没报名，也没打听过。”
他看着我，像是在看一盘棋的走势：“那就好。咱县里就那些机会，大家互相体谅。你要是有什么打算，提前透个气，咱们老同学之间，别闹生分。”
我说我真的没有打算。
他又笑了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站起来走了。
他走后，韩玉芬从厨房里出来，看着我：“他来做什么？”
“探底。”
她皱眉：“探什么底？”
我没回答。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好。
窗外的风一阵一阵地刮，吹得窗户哗啦响。
我想起几天前候机室那位老太太，想着她写电话的时候，那支圆珠笔写出来的字迹，蓝的。
也不知道她到家了没有。
03
三月六日，我跑了一趟县民政局。
桥的竣工验收需要盖一个章，项目材料归民政局的扶贫口子管。我抱着厚厚一摞文件进了办公大楼，在走廊里迎面撞上冯志伟。
他看见我，露出一个很热络的笑：“建平来了？办什么事？”
“盖章。”
“行，你先坐，我让下面的人给你办。”
他把我引进办公室，泡了杯茶，坐在办公桌后面翻我递上去的材料。翻了几页，他忽然抬起头：“你爸是林长发？”
我心里微微一顿：“是。”
他低头看着材料，像在自言自语：“你爸那年在村里，打官司的事，后来怎么样了？”
我没想到他会提这个。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久到如果不是他提起，我根本不会想起来。我说：“早过去了，房子拆了，两家人都搬走了。”
“你爸现在还好吗？”
“前年走了。”
他点了点头，把材料合上：“还行，村里的日子都不容易。你爸那会儿，也是被逼急了。”
我接过他递回来的材料，没多说话。出了民政局的门，风迎面吹过来，我才发现自己后背出了一层细汗。
当天晚上，我约了高中同学罗慧芳吃饭。
她嫁在县里，她公公以前当过镇上的司法助理员，多多少少知道些村里的事。
饭吃到一半，我问起二十多年前那桩宅基地官司。
她放下筷子，犹豫了一下：“那事我听说过。你爸和冯志伟他爸是前后院邻居，为一块宅基地的边界吵了好几年。后来冯志伟他爸先动了手，打伤了你爷爷，你爸才告的。官司赢了，你爷爷没拿到赔偿，但冯家输得也不轻，房子拆了半边，在村里抬不起头。没多久他们全家就搬走了。”
“那冯志伟那时候多大？”
“应该是刚上初中吧。那事对他影响挺大的，都说他后来拼命念书考出去，就是想离开那个村。”
我听完，没说话。
桌上的菜凉了大半。罗慧芳看着我：“建平，你是不是担心什么？”
我笑了笑：“没有，就是问问。”
回到家，韩玉芬已经把灯关了。我轻手轻脚地洗漱完，躺在床上一时睡不着。
想起白天在冯志伟办公室里，他那张笑意盈盈的脸，和他跟我提起我爸官司时那不轻不重的语气。我总觉得他讲那句话，不是随口说的。
他在提醒我什么。
还是警告我什么。
04
三月十一日，桥面浇筑完成，项目进入收尾。
我蹲在桥头，看着新浇的水泥路面上压出的纹理，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桥修了九个月，从立项到完工，中间经历了两场暴雨、一次设计变更、三次资金延期。
但总算干完了。
验收那天，镇上的老镇长站在桥头看了看，当着几个村干部的面说了一句：“这个桥，建平立了功。”
那天晚上老镇长非拉着我去镇上的小饭馆吃饭。
喝了半斤白酒，他红着脸跟我碰了一杯：“建平，你这个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实在了。不会跑，不会要。有些人不做事，光靠嘴就往上爬。你光做事，不吭声，谁看得见？”
我说：“看得见的自然会看见。”
他笑了笑，没再接话。
三月十四日，上午十点，我正在工地上跟监理核对最后一批材料。手机响了起来，屏幕上的号码是省城区的区号。
我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声，清晰的普通话：“请问是林建平同志吗？”
“我是。”
“这里是省厅人事处，我们收到了一份关于你的遴选推荐材料。你本周四方便到省厅来一趟吗？面谈一下，并准备相关的调动材料。”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
“喂？”
我回过神来：“方便，我周四过来。”
电话挂断后，我站在工地上愣了很久。风把沙土吹起来，灌进嘴里，我全然没有感觉。监理走过来问：“林镇长，怎么了？”
我摇摇头：“没事。”
当天下午，消息不知从哪里传了出去。手机开始不断地响，同事、同学、镇上的人，接二连三地打过来问。有人恭喜，有人试探，有人只是好奇。
我应付了几通电话，索性把手机关了。
晚上回到家，韩玉芬坐在饭桌前等我，脸上带着一个欲言又止的表情。
“建平，县里的人都说是你走了什么门路。”
“我没走。”
“那为什么是你？”
我没法回答她。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天深夜，县纪委值班室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
写信的人说，我担任副镇长期间，在扶贫项目上存在套取资金的行为。
随信附了一份“我签字”的资金拨付单复印件。
而我对此一无所知。
05
三月十五日，一早，我刚进镇政府大门，就被叫到了县纪委。
谈话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做记录，一个问话。
问话的人叫陈宁，县纪委副书记，我认识，见到他我心里就沉了一下。
他递给我一张纸：“林建平同志，你看一下这个。”
纸上的内容是一份资金拨付单，金额三十六万，抬头是我负责的那个扶贫项目。落款处签着我的名字。字迹确实像我的，但我知道那不是我写的。
“你认识这个东西吗？”
“不认识。我从来没签过这份单子。”
“上面的签名是不是你本人所写？”
“不是。”
陈宁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只低头翻了一下面前的卷宗，像是在例行公事，又像是在试探：“我们掌握了一条线索，有知情人反映，你在项目资金使用中存在优亲厚友、虚列支出的问题。目前先按程序核实，你先配合一下。”
我问他：“那个知情人是谁？”
他没有回答：“暂时不便透露。”
走出纪委办公楼的时候，阳光很刺眼。
我站在台阶上，脑袋里一片空白。
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公务车，车窗摇下来一半，里面坐着冯志伟。
他看到我，没有打招呼，车窗又摇上去了。
当天下午，镇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按程序要求，我先停职配合调查，工作暂时由别人接手。
我点了点头，没有争辩。
走出镇政府大门的时候，门卫老孙站在门口，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不知道该往哪走。
天黑的时候我才回到家。
韩玉芬已经知道消息了，她坐在沙发上，电视机开着，但没在看。
我走进门，她站起来看了一眼我的脸色，说了两个字：“吃饭吧。”
没有追问，没有抱怨。她转身去厨房热饭，我看着她的背影，站在客厅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我穿上衣服，打开抽屉，找到一把钥匙，去了镇政府的档案室。
那间屋子不大，靠墙立着六个铁皮档案柜。过去三年的项目材料全在这里。我拉开第一层的柜门，把一摞摞文件搬出来，摆在长桌上。
从立项批复到招标文件，从合同到验收报告，一千多页材料。
我坐了下来，开始一本一本地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