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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电话打来时,我正蹲在厨房择豆角。锅里的排骨汤咕嘟作响,白汽贴着抽油烟机往上爬。
她没问我吃没吃饭,也没问李晓雨工作顺不顺。电话一接通,哭声先钻了过来。
“儿啊,你弟破产欠六百万,你不能不管。”
我手里的豆角折成两截,嫩籽滚进水池。母亲喘得很急,说陈峰的建材店关了,债主天天催,他连家门都不敢回。
“你先拿五十万出来,让他缓口气。”
五十万。这个数隔了十年,又从她嘴里冒出来,像一根泡过冷水的针,扎得不重,却一直往肉里钻。
十年前,我躺在省城医院,手术和后续治疗正缺这笔钱。父母在电话那头推说年纪大了,存款不能动,连医院都没来。
最后,是婆婆赵淑芬拿老家房子作抵押。她抱着一只旧布包跑进病房,鞋边全是泥,额前的头发被汗粘成几绺。
那以后,家里省了许多年。李建军接夜班,我重新上班后,午饭常是一只馒头配单位的免费汤。婆婆从没提过委屈。
如今母亲张口,还是五十万。
我关小炉火,问她:“陈峰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
哭声顿了一下。电话里传来塑料袋窸窣的响动,像是她在翻什么东西。
“他没脸开口。你是亲姐姐,还等他求你吗?”
“让他接电话。”
“他不在我这儿。”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六点十五分,陈峰平常这个点该在店里清货、对账。母亲却催我现在就转钱,越快越好。
“妈,六百万怎么欠的?”
她含糊地说进货赔了,房租也拖着,又说有些事电话里讲不清。可我让她把手机交给陈峰,她立刻换了话头。
“你卡里不是有存款吗?先拿出来再说。”
汤锅边缘溢出一圈油沫。我拿抹布慢慢擦干净,没有答应,也没有挂断。
母亲又哭起来,声音压得很低。那哭声我熟,小时候陈峰发烧,她也是这样守在床边,一声声叫他的乳名。
我把烂掉的豆角扔进垃圾桶,问了最后一遍:“陈峰到底在哪儿?”
电话那头只剩下她急促的呼吸。过了几秒,她说让我别管这些,先把钱准备好。
01
十年前,我三十八岁,在县城一家配件公司做会计。那年入冬,我总觉得累,上两层楼都要扶着栏杆歇一会儿。
起初只当是月底结账熬得太狠。直到一天早上,我在办公室弯腰捡凭证,胸口猛地发紧,眼前只剩一层灰白。
李建军从车间赶来,把我送到县医院。检查做完,医生让我们尽快去省城,说病情拖不得,要做好长期治疗的准备。
省城医院的走廊常年亮着灯。消毒水味混着饭菜味,家属抱着塑料盆来回走,脚步都匆匆的。
医生拿着检查结果,把治疗步骤说了一遍。李建军听得很认真,在纸上一项项记,写到费用时,笔尖停住了。
前期手术、用药,加上后续治疗,家里至少要准备五十万。那时我们刚还完房贷,存折上的钱不到十二万。
李建军把单子折好,塞进外套口袋。他说先治,钱慢慢想办法,实在不行就把县城的房子卖掉。
那套房只有七十多平方米,是我们结婚后一点点攒出来的。李晓雨当时十二岁,书桌就挤在朝北的小房间里。
我不肯卖。真卖了,一家三口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可医生催着签字,缴费窗口又排着长队,容不得我们慢慢盘算。
我先给母亲周桂兰打电话。她听完病情,半天没出声,随后问了一句:“真要这么多?”
“医生让先准备五十万。”
她叹了口气,说家里有几万定期,可那是她和父亲的养老钱,提前取出来利息也没了。
我说先借,等身体好些,我和建军按月还。她还是叹气,话绕来绕去,最后提到陈峰。
那时陈峰二十五岁,正在张罗做建材生意。母亲说家里还得给他留些本钱,男孩子没个营生,将来对象都难找。
我攥着住院服的衣角,掌心全是汗。窗外正下小雨,灰蒙蒙的玻璃上,水珠一条条往下淌。
“妈,我这边等着交费。”
“我跟你爸商量一下。”
电话挂了。我等到天黑,病房里发过两轮药,手机始终没响。李建军出去买饭,回来时带了两个包子,却只吃了半个。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过去。接电话的是父亲陈国强,电视声开得很大,听着像在播早间新闻。
我刚说完五十万,他那边忽然没了声音。随后响了一声短促的忙音,电话断了。
再拨,没人接。过了半个多小时,母亲发来一条短信,说父亲血压高,受不了刺激,让我别再催。
她还说家里确实拿不出钱。那些存款各有用处,老两口以后看病、养老,都得靠自己手里留一点。
我盯着短信看了很久。隔壁床的家属在削苹果,果皮断了,落进垃圾桶,发出轻轻一声。
李建军去找同事借钱。维修班十几个人,五千、一万地凑,连刚进厂的小徒弟都拿来两千元。
可缺口仍旧很大。他站在楼梯间打电话,声音压得低,见我走过去,立刻背过身擦了擦脸。
婆婆赵淑芬就是那天下午到的。她从老家坐了四个小时客车,下车后舍不得打车,又换了两趟公交。
她那年六十五岁,退休前做裁缝,眼睛已经有些花。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手里还提着给我熬的米汤。
“建军说得含糊,我来看看。”
我没敢看她,只说费用还差不少。她坐在床边听完,把保温桶盖紧,又问李建军,老家那套房值多少钱。
李建军一愣,马上说不行。那是婆婆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院角有棵柿子树,公公留下的工具还摆在厢房里。
婆婆却没跟他争。第二天一早,她独自回县里准备材料。房龄久,估价不高,她跑了好几趟银行和办事大厅。
三天后,她把手续办妥。抵押款加上我们借来的钱,刚好补齐治疗费用,往后的利息由她用退休金承担一部分。
她回医院时,脸被冷风吹得通红。布包里装着材料、印章和两只煮鸡蛋,纸张边角都被她捏皱了。
“钱交了,别乱想。”
我叫了一声妈,后面的话堵在嗓子里。她剥开鸡蛋,把蛋黄挑出来,说我吃不下油腻的,先垫垫肚子。
整个治疗期间,亲生父母没有来过省城。母亲偶尔打电话,问医生怎么说,却总在说到费用时匆匆结束。
父亲再没主动联系。我出院那天,他托母亲捎来一句,说身体好了就行,一家人不要计较太多。
车开出医院时,赵淑芬坐在我旁边,怀里抱着装药的袋子。每隔十来分钟,她就低头核对一次药盒上的名字。
后视镜里,省城的高楼一点点退远。我靠着车窗,忽然想起父亲听见五十万后挂断的那声忙音。
很短,短得像是不小心碰到了按键。可往后许多年,我只要听见电话断线,胸口都会跟着紧一下。
02
十年后,我四十八岁。县城那套小房子重新刷过墙,李晓雨也大学毕业,去了市里一家公司上班。
晚饭还没做好,母亲便把一叠债务清单拍成照片发来。图片歪歪斜斜,有几张被她的手指挡住了日期。
我戴上老花镜,把照片放大。借款、货款、房租、员工工资,一项项加起来,确实接近六百万。
可清单上的日期不对。母亲说陈峰上个月才资金断裂,最早的一笔逾期记录却在七个月前。
还有两笔货款,约定付款时间都在去年。若只是最近生意突然垮掉,不该拖了这么久才被家里知道。
李建军下班回来,脱下沾着机油味的外套,看见我对着手机算账,脸上的疲倦更重了。
“你妈又发什么了?”
我把手机递给他。他没有细看金额,只把每张图片翻了一遍,随后问:“陈峰给你打过电话吗?”
我摇头。
这些年,我和弟弟来往不多。逢年过节见面,他会给李晓雨塞红包,也会帮我搬米搬油,可很少坐下来好好说话。
十年前那场病以后,我对娘家淡了。陈峰开建材店时请我去吃饭,我只让李建军送了一个花篮,自己没有露面。
后来他来家里两次,带着水果站在门口。我说身体累,让他有事找母亲。他坐了一会儿,茶都没喝完便走了。
如今欠下六百万,他仍旧没找我。
我拨他的电话,响到自动挂断。再拨一次,关机了。微信发过去,只显示送达,没有回复。
母亲的电话很快追来,像是一直盯着手机。她问我清单看明白没有,什么时候能把钱转过去。
“最早的欠款是七个月前,你怎么说上个月才出事?”
她咳了两声,说自己年纪大了,记不清日子。做生意拆东补西,哪一天算出事,谁说得准。
“那陈峰在哪儿?”
“忙着处理店里的东西。”
“让他自己跟我讲。”
母亲沉默片刻,语气突然硬了:“他都难成这样了,你还非要揭他的脸皮?”
我没有接话。厨房里的汤已经凉了,表面结着一层薄油,灯光落在上面,晃得人眼睛发酸。
我给陈峰店里的旧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男人,自称以前在店里送货,正帮忙清点剩下的瓷砖和水管。
他说店门口贴了转让,能退的货都在退。陈峰白天联系买家,晚上住在仓库,连衣服都没带几件。
“他知道我找他吗?”
那人停了停,说陈峰交代过,若是家里姐姐打听,就说人不在,让我别往店里跑。
电话挂断后,我把债务清单重新抄在纸上。做会计这么多年,我习惯把每个数字落到格子里。
六百万不是一个窟窿,是许多小口子慢慢撕开的。进货款拖了几个月,房租分成三期,连员工工资也欠了两轮。
这不像突然破产,更像他早就知道撑不住,却一直在往后拖。奇怪的是,他既没向我开口,也没让母亲替他说明细账。
我问母亲,陈峰是不是惹了别的麻烦。她立刻说没有,只是生意不好,让我别胡乱猜。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接电话?”
“他心里有疙瘩。”
“什么疙瘩?”
她的声音低下来,隔了好一会儿才说:“他当年也有难处,你别总拿旧事压他。”
我握着笔,纸上那串数字被墨水洇开一小团。母亲很少主动提当年,更不会替陈峰解释。
“他当年有什么难处?”
“都过去了,还问什么。”
她说完又绕回钱上,劝我先拿五十万。至于其余债务,可以卖店、卖车,再慢慢想办法。
我问父亲知不知道这事。她说陈国强年纪大了,晚上睡不好,不能让他操心太多。
可电话背景里,我分明听见父亲在问清单发过去没有。母亲捂住听筒,声音模糊地回了他一句。
片刻后,她重新催我:“你先别告诉建军,男人一听娘家的事就烦。钱转了,再慢慢跟他讲。”
李建军正在阳台收衣服。他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没有进来,也没有追问,只把晾干的衬衫一件件叠好。
我说家里的钱不是我一个人的,必须商量。母亲急了,哭着说陈峰连货车都准备卖,再拖下去,人就要被逼得没处住。
“妈,他欠债,为什么躲着我?”
“他怕你恨他。”
“我恨他的事,跟这六百万有什么关系?”
母亲不说话了。听筒里传来父亲压低的咳嗽声,还有椅子挪过地面的摩擦声。
过了一阵,她只重复那句话,说陈峰当年也有难处。等我再问,难处是什么,她便说头疼,要去量血压。
电话断了。我盯着陈峰灰色的头像,给他发去一条消息,说钱的事先不谈,只想见他一面。
半小时后,消息仍没有回复。帮忙清货的年轻人却发来一张店门照片,卷帘门只开了一半,门口堆着打折处理的样品。
照片角落里有个人影,穿着陈峰常穿的黑夹克,正弯腰往小货车上搬瓷砖。脸没拍清,人明显瘦了一圈。
年轻人又发来一句,说陈峰看见他拍照,当场把手机按了下去,还让他千万别告诉我仓库地址。
我放下手机,发现账本上少算了一笔。重新核对时,母亲发来的最后一页清单忽然撤回了。
那一页右下角露着半个日期,比最早的逾期记录还早两个月。
03
第二天清早,母亲又打来电话。我刚挤上公交,车厢里全是湿伞和早点味,她的哭声贴着耳朵往里钻。
她说陈峰昨晚一口饭没吃,仓库冷得像冰窖。有人堵在店门口催货款,他躲在里面不敢出声。
“慧啊,妈这辈子没求过你几回。”
这话不算真。可车上人多,我不想争,只说晚上回家商量,让她不要再催陈峰躲着。
电话刚挂,她又发来三条语音。第一条哭,第二条说父亲胸闷,第三条问我银行卡每天能转多少。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到单位后,凭证上的数字总往一块挤,核了三遍,借贷两边还是差二百元。
中午,母亲托姨妈打来电话。姨妈说弟弟出了事,做姐姐的不能袖手旁观,还提起我小时候抱过陈峰。
下午又来了两个亲戚。话说得都差不多,仿佛我卡里的钱已经属于陈峰,只差我按下转账按钮。
下班前,我打开手机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重新算了一遍。养老定存三十六万,给李晓雨留的置业钱三十万,活期八万。
一共七十四万。拿出五十万以后,剩下的钱只够应付日常。若我复查有问题,或李建军突然停工,家里便没有退路。
可母亲那句“没处住”,一直在耳边打转。我想起照片里那个弯腰搬瓷砖的人影,还是点开了转账页面。
限额挡住了操作。银行提示,大额转账需要到柜台办理,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关掉页面。
晚上吃饭,我把债务清单放到桌上。李建军看完,没有发火,先问我打算拿多少。
“五十万,先让他把最急的几笔堵上。”
筷子碰在碗沿,发出一声轻响。他低头扒了两口饭,才问这五十万从哪里出。
我说可以拆一部分定存,再从晓雨那笔钱里挪十四万。她刚工作,买房还早,以后我们再补回去。
李建军放下筷子,抽了张纸擦手。维修车间的油污钻进指甲缝里,洗了几遍也洗不净。
“养老钱不能动,晓雨的钱更不能动。”
“陈峰现在连住处都快没了。”
“那就让他把账讲清楚。”
我把母亲发来的清单推过去,说欠款都在上面。他用手指点了点日期,问我连起因都不知道,凭什么替人填坑。
客厅里,老冰箱忽然启动,压缩机嗡嗡响。我们隔着一桌剩菜,谁也没有先移开目光。
我说陈峰毕竟是我弟弟。真被人堵到无处可去,我不可能坐在家里看着。
“那晓雨呢?”
李建军声音不高,却让我没法接话。女儿那三十万,是我们答应给她的安身钱,里面还有她实习时攒下的两万。
“只是先挪用,她以后买房,我们再想办法。”
“十年前也是以后再想办法。”
他把碗端进厨房,水龙头开得很小。碗底的油慢慢散开,浮在水面上,冲了好一阵才淡下去。
我跟进去,说当年的事不能都算到陈峰头上。母亲如今七十二岁,父亲七十四岁,出了事也扛不动。
李建军回头看我,眼里全是熬夜留下的红丝。他问我有没有想过,他今年五十岁,车间改制后还能干几年。
“你身体每年都要复查,妈也七十五了。咱家的钱,只够扛一次大事。”
我扶着水池边缘,没有出声。这句话很轻,却把那七十四万分成了几张脸,每一张都在等我作答。
手机又响。母亲发来一张父亲躺在沙发上的照片,胸口盖着毛巾,旁边放着血压计。
她说父亲被我气得不肯吃药。只要我肯拿钱,陈峰的事过去,一家人就还能好好来往。
我把照片关掉,问李建军:“如果我不管,他们以后会怎么看我?”
他拧紧水龙头,沉默了片刻。
“我只知道,你不能拿我们三个人的以后,去换他们一句好话。”
我脸上发热,转身回了卧室。抽屉里放着存折、银行卡和李晓雨小时候的出生证明,东西叠得整整齐齐。
李建军随后进来,把银行卡拿出来,放到衣柜最上层。他说不是防我,只是今晚大家都别冲动。
我答应了,说不转钱,先把陈峰找出来问清楚。他听完,肩膀松下来一点,去阳台晾刚洗好的碗布。
夜里,他睡熟以后,我搬来凳子,从衣柜顶取下银行卡。卡面落了层薄灰,我用睡衣袖口擦干净,塞进第二天要背的布包。
躺回床上时,李建军翻了个身,手臂搭在我腰间。我没有动,睁眼看着窗帘缝里那条灰白的光。
04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银行九点开门,我八点四十便到了,取号纸攥在掌心,被汗浸软了一角。
大厅里暖气开得足,玻璃门不断有人进出。叫号声一遍遍响,我把取款用途想了几套说法,又一套套推翻。
轮到我时,柜员核对证件,提醒大额取现需要提前预约。若是转账,可以在柜台提高限额,但要确认收款人和用途。
我正翻母亲发来的账号,身后有人叫我。
“陈慧,你来银行干什么?”
赵淑芬拄着一根木拐杖,手里提着装药的布袋。她来领退休金,远远看见我把银行卡递进窗口。
我说单位办事,她瞥了一眼请假条,又看向手机上的账户名。柜员还在等,我只好把证件收回来。
婆婆把我拉到休息区。她走得慢,棉鞋踩在地砖上,一下一下,声音发闷。
“你要给陈峰转钱?”
我没否认,只说先拿五十万周转。钱是借,不是白给,等他的店和车处理完就能还一部分。
她把布袋放在腿上,药盒挤得沙沙响。过了半晌,问我这钱是不是动了李晓雨那一份。
“我以后会补。”
“拿什么补?”
她问得很平,没有骂人。可旁边坐着几个等号的老人,都朝我们这边看,我脸上越来越热。
“这是我家的事,我会处理。”
“你家的事,就不算建军和晓雨的事?”
我把取号纸揉成一团,压着声音说陈峰快被逼到仓库里了。她没见过那张照片,不知道人瘦成什么样。
婆婆盯着我,眼皮轻轻跳了两下。她说人难了可以搭把手,但不能连账都没弄清,就把全家的底掏出去。
我听不得她这副口气。十年前她出了力,这些年家里也一直还着情。我照顾她,陪她看病,逢年过节从没少过一样。
“妈,我知道欠你的,可不能因为欠你,我连亲弟弟都不认。”
这句话出口,她的脸慢慢沉下去。原本搭在布袋上的手缩回来,扶住拐杖,半天没有说话。
大厅里有人把保温杯碰倒,热水顺着椅脚流过来。工作人员拿拖把擦地,湿气混着消毒水味,呛得人鼻子发酸。
“我拦你,不是要你还情。”
她站起来时晃了一下。我伸手去扶,被她躲开。那一下不重,我的手却悬在半空,落不下去。
“你就是想让你爸妈看看,你这个女儿没白养。十年前他们舍不得掏钱,现在你还想把钱送回去。”
我猛地抬头。旁边有人咳嗽,我压低嗓子,让她别在外面说这些。
她却没停,问我若陈峰欠的不是六百万,母亲也没哭,我会不会主动去问他缺不缺钱。
“你拿钱,不全是为了他。”
我把布包拉链拉上,动作重了些。她凭什么把我心里那点不肯碰的东西,当着人面掀出来。
“那是我的父母,我怎么做,不用你替我定。”
婆婆的嘴唇抿成一条细线。几秒后,她点点头,说行,让我先别转,跟她回家看一样东西。
我们一路没有说话。她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另一栋楼,一室一厅,阳台上挂着几块洗干净的抹布。
进门后,她从床底拖出一只铁皮箱。锁有些锈,她戴上老花镜,试了两把钥匙才打开。
里面全是十年前的材料。房产证复印件、抵押合同、评估单、银行回执,一张张装在透明文件袋里。
纸边已经泛黄,婆婆却按日期排得很整齐。每次缴息的凭据都在,连往返省城的车票也留着。
我看得心里发堵,语气仍旧硬:“你拿这些出来,是想让我记住欠了多少吗?”
她坐在床沿,拐杖横在膝上。
“我想让你看看,当年的钱到底怎么走的。”
我翻到抵押合同后面的流水,发现里面夹着一张不属于婆婆账户的取款记录。户名被折痕挡住,数额是五十万。
日期就在我住院后第三天。领款人签字一栏,写着陈峰两个字,笔画生硬,像是匆忙落下的。
我把纸抽出来,问她从哪里来的。婆婆说手续办完不久,有人塞进她家门缝,她那时没敢拿给我看。
“为什么?”
“你刚做完手术,连碗粥都喝不下。”
她只说到这里。我追问这五十万是不是父母的钱,陈峰为什么取走,她摇头,说自己也只知道一半。
我忽然想起母亲当年的说法。她说家里的钱要留给陈峰做建材生意,不能挪给我治病。
陈峰的店正是在我出院后不久开起来的。铺面不大,货却摆得满满当当,父母还请亲戚吃了两桌饭。
这些年,我一直认定他拿着家里给的钱做生意。我不去开业宴,也不肯听他解释,见面只维持表面客气。
“这不正说明钱被他拿走了吗?”
婆婆把取款记录装回袋子,抬眼看我。
“只凭一个签名,说明不了钱最后去了哪儿。”
我心里的火一下窜上来。她明明保留这些材料十年,却到我准备帮陈峰时才拿出来,像在等我犯错。
“你早就知道有这张纸,为什么现在才说?”
“我怕你身体受不住,也怕只有半截事,说出来害人。”
我站起身,椅腿刮过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响声。窗台上晾着的药盒被风吹倒,滚到墙角。
“所以你们都替我做主。父母替我做主,你也替我做主,建军还把银行卡藏起来。”
婆婆弯腰捡药盒,动作很慢。她没有解释,只让我把陈峰叫来,当面问清这张取款记录。
我拿出手机又打了一次。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通,听筒里传来卷帘门被拉动的哗啦声。
陈峰没叫姐,只问了一句:“妈把那张纸给你了?”
我握紧手机,看向婆婆。她脸上没有意外,像是早知道他会这么问。
“晚上六点,来妈这里。”
那边沉默了一阵,说好。挂断前,他又低声补了一句,让我先别给母亲转钱。
05
陈峰六点二十分才到。他推门进来时,黑夹克肩头沾着灰,裤脚上还有碎水泥,整个人比照片里更瘦。
他提了一箱牛奶,放下后没坐,先去厨房洗手。水冲过手背,流进池子里的都是灰白泥浆。
赵淑芬把取款记录摆在饭桌中央,又放了三只杯子。杯里的茶晾凉了,陈峰仍靠着门框,不肯过来。
“坐下说。”
婆婆敲了敲桌面。他这才拉开椅子,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很快挪开。
我把记录推到他面前,问那五十万是不是他取的。陈峰看了签名,没有否认。
“是我。”
“拿去开店了?”
他摇头。我又问钱去了哪里,他端起杯子,茶水碰到嘴唇,却一口也没喝。
那副样子让我想起十年前。出院后,他来家里送过一次水果,也是低着头坐在门边,像有话,又始终不开口。
我忍了十年,不愿把病床上的账翻出来。如今母亲要我拿钱替他还债,他反倒还是这副沉默样子。
“陈峰,你现在欠六百万,妈逼我掏五十万。你至少该告诉我,当年那笔钱去了哪儿。”
他看着桌上的水渍,用拇指一下一下擦杯沿。擦到第三遍,才说没进自己的店。
“店不是那笔钱开的。”
“那是谁给你的本钱?”
“我后来借的。”
我笑了一声。借谁的,什么时候借,怎么还,他都不肯细说。每句话只答半截,像拿一扇门挡在我们中间。
婆婆从柜子里拿出计算器,按下五十万,又把屏幕转向他。塑料按键用了多年,数字显示得有些暗。
“你姐等着做手术,你把钱取走。今天总得说清楚。”
陈峰抬起头,眼圈发红。他说自己知道,可有些话不能只由他来说。
我问为什么不能。钱是他取的,名字是他签的,母亲当年又口口声声说要给他做生意。
“你现在说没拿去开店,让我信什么?”
他从夹克内袋摸出手机,翻出一张旧借条的照片。借款日期在我出院后两个月,数额二十八万,借款人是他。
这只能证明开店的钱有一部分是借的,不能说明被取走的五十万去了哪里。我把手机推还给他,等他继续。
陈峰抹了一把脸,忽然问我,这十年是不是一直觉得他拿了我的治疗钱。
我没有回答。赵淑芬替我开了口。
“不然呢?她躺在医院,你开了店。”
陈峰低下头,肩膀松垮下来。桌边落着一小块泥灰,他用鞋尖去蹭,越蹭越碎。
我说母亲今天还在逼我拿钱。若他真觉得欠我,现在就该把全部债务摆出来,而不是躲在仓库里。
“那六百万我自己处理。”
“你怎么处理?”
“卖货,卖车,店关掉,再找工作。”
他的声音发哑,却没有求我的意思。我盯着他晒黑的脸,忽然分不清母亲电话里的那些哭诉,有多少是他的想法。
我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说不想把我拖进来,也不想让李建军因为这件事跟我吵。
“妈为什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她去店里翻过账。”
“撤回的那页是什么?”
陈峰抬头看我,眼里闪过一点慌。他说那不是现在的债务,让我别问。话刚出口,婆婆把杯子重重放下。
“一个两个都让她别问。她自己的事,她凭什么不能问?”
陈峰嘴唇动了动,还是没往下说。窗外传来卖豆腐的喇叭声,一遍遍绕过小区,慢慢远了。
我从布包里拿出银行卡,放在桌上。卡片碰到木桌,声音很轻,陈峰却立刻站起来。
“你别给我钱。”
“不是给,是借。”
“借也不要。”
我问他是不是怕我知道旧账。他脸上的血色退了些,伸手想拿那张取款记录,又在婆婆的目光下停住。
赵淑芬没有坐,拄着拐杖挡在桌边。她问陈峰,当年是谁让他去取钱,银行外面又是谁接的他。
陈峰说不能现在讲。婆婆追问有什么不能讲,他只重复一句,要等父母都在场。
“签字的是你,你还想把谁叫来替你担?”
他没有还嘴,从夹克里掏出一个磨旧的文件夹。塑料边裂开了,用透明胶粘过几次,里面塞着票据和复印件。
他先拿出一张发黄的缴费单,放在取款记录旁边。纸面有一道深折痕,右上角的章只剩下浅红色。
我起初没看明白,只认出日期。正是我在省城医院等治疗费的那个晚上,比取款时间晚了三个小时。
再往下,是金额五十万。付款人一栏写着陈峰,患者姓名却不是我。
患者是陈国强。
我把缴费单拿起来,手腕撞到杯子。凉茶泼在桌面上,顺着纸边往下淌,婆婆赶紧用袖口压住水迹。
十年前,父亲在电话里听见五十万便挂断。母亲说他血压高,受不了刺激。此后两个人都没有到医院看过我。
可这张单子上,有父亲的名字,有那天的日期,还有一笔我以为被陈峰拿去做生意的钱。
“爸当时住院了?”
陈峰没有回答。他盯着缴费单,呼吸越来越重,像那几个字也压在他胸口。
赵淑芬把湿抹布扔进盆里,盯住他:“你拿你姐的命换了谁?”
陈峰红着眼,又从文件夹最里层掏出一只旧信封。信封封口已经起毛,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钱是我交的。但为什么交,得等爸妈今晚到齐。”
他把信封按在桌上,手掌没有松开。
“我只说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