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缘诺奖真相被英国人点破？经济学奖偏爱保守派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两位英国学者在最新研究中点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这个1969年才设立的奖项，在推动新自由主义思想合法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代价是社会民主理念被边缘化。

哈耶克获奖成为分水岭

1974年，哈耶克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冈纳·缪尔达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两位英国学者罗杰·E.巴克豪斯和基思·特赖布看来，哈耶克的获奖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关键时期，该奖项被不成比例地授予保守派经济学家。

这种倾向并非偶然。巴克豪斯和特赖布指出，经济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偏见指控由来已久。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学家最容易被扣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帽子；而今天，最常见的指控变成了“新自由主义”。两个时代看似相反，逻辑却惊人一致：批评者认为，经济学家的政治偏好支配了他们的科学判断。

经济学家为何更容易招致批评

相比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处境更加微妙。巴克豪斯和特赖布列出了几个原因：经济学中的证据往往模棱两可，可以有不同解释；即使证据明确，经济学家也需要做出谨慎表述，这反而让非经济学家失去兴趣或产生怀疑；计量经济学结果中的误差通常大于自然科学；重复实验和更大样本量并不总能减少这些误差。

具体到经济政策领域，问题更加突出。政策制定要求即时给出答案，经济学家往往等不到证据充分积累就必须表态。而普通人对经济学议题又往往有自己的看法，这进一步加剧了争议。

谁有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经济学领域没有明确的标准来认定谁有资格自称经济学家。与医学界不同，医生资格由专业机构控制，经济学却没有专门组织来认定专业资格。媒体上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既包括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研究者，也包括未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却被冠以此头衔的人。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那些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分析经济和金融数据，却可能未受过任何专业领域训练。他们的视角往往聚焦于证券价格的短期走势，与学术界专家的视角截然不同。这种身份模糊，让意识形态偏见更容易渗透进经济学讨论。

研究重镇背后的意识形态光谱

经济学研究重镇理论上应该独立于意识形态，但实践中两者紧密相连。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后崛起，因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关系，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左翼或中左翼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芝加哥大学则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阿伦·迪雷克特和罗纳德·科斯的影响下，与自由市场立场相关联。

这种联系催生了“咸水派”和“淡水派”的术语。咸水派指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它们都位于海岸；淡水派指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它们都位于内陆，在湖泊或河流附近。两个阵营的对立，折射出经济学内部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

冷战阴影下的经济学教材之争

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爆发后，共产主义开始被视为违背美国精神的存在。一些学者因涉嫌同情共产主义，甚至因为拒绝透露可能与共产党有关的同事姓名而面临解雇风险。最著名的例子是劳伦斯·克莱因，他曾因短暂加入共产党，为避免前途未卜，毅然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转而赴牛津大学任教。

然而，反共主义也是一面方便的旗帜。保守派可以打着反共旗号抨击那些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家。在此背景下，对罗斯福新政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并进一步发展为对凯恩斯主义政策思想的敌视。凯恩斯主义被谴责为等同于共产主义。

第一本受到攻击的已出版教材是加拿大经济学家洛里·塔希斯的《经济学原理》。该书遭到严厉抨击，谴责声明被寄往所有使用该教材的大学院校。大约同一时间，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初稿也遭到麻省理工学院校董会成员攻击。对这两本书的攻击还伴随着威胁：如果不停止使用这些教材，提供给大学的资金就会被撤回。

随后，萨缪尔森的教材又成为年轻学者威廉·巴克利所著《耶鲁的上帝与人》一书的靶子。巴克利的著作对现代保守主义影响深远，书中揭露了诸如耶鲁大学未能向学习社会学的学生讲授传统基督教教义等现象。

攻击的实际影响为何有限

这些攻击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答案似乎是，影响非常有限。没有证据表明大学因回应攻击而放弃了原先的教材。塔希斯的《经济学原理》在第一年后销量暴跌，这可能是攻击造成的，但更可能是因为萨缪尔森《经济学》教材的面世。

萨缪尔森声称，这两本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他的书采用了不同的写作风格，为教师提供了充足理由放弃塔希斯的教材。大学校董会可能有许多保守派人士，但许多人都秉承学术自由原则，不希望受到外界干预。萨缪尔森还特别声称，外界的攻击促使他更加谨慎地写作，就像一名律师在背后监督着他一样。

毫无疑问，萨缪尔森的确行文谨慎，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为了回应教材遭受的攻击而修改编写内容。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反共促进了更为安全稳妥的数学推理风格的发展。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到了蓬勃发展。

考尔斯委员会的特殊处境

凯恩斯主义与计划有关，因而遭到保守派人士质疑；然而，计划在某些地方却是可以接受的。考尔斯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都大力倡导计划，当时发展各种技术——活动分析、线性规划以及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正是以服务于计划为目的。

这导致其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之间发生严重摩擦，并致使考尔斯委员会于1955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耶鲁大学。不过，考尔斯委员会并不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样受到同样的攻击。这可能是因为它从事的是高度技术性的数学化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对计划有所帮助，但并不被视为具有直接的政治含义。这也可能是因为考尔斯委员会与美国空军存在密切联系——在后者看来，计划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兰德公司的意识形态复杂性

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在兰德公司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兰德公司是一家由美国空军在1948年成立的智库，其方法涉及所谓的系统分析。这家机构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学术研究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纠缠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微妙。

回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上，巴克豪斯和特赖布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当经济学奖项的评选标准被意识形态偏好渗透时，某些经济学传统会被系统性放大，而另一些则被系统性压制。对于中国经济学界而言，这或许提供了一个理解诺奖评选逻辑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