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理论上的一线可能，不能替代现实中的统一路径

和平统一始终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首要方针。争取和平统一，体现的是对两岸同胞根本利益负责的最大诚意。

和平统一同样需要现实条件支撑。共同政治基础、协商空间、外部环境、社会联系、制度安排，缺少任何一项，和平道路都会受到影响；这些条件若长期受到侵蚀，和平统一就会从一条可以推进的现实路径，逐步退化为停留在口头和想象中的抽象愿望。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规定了三种并列的法定情势：

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其中第三项，长期容易被误读。

有人将它理解为，必须等到两岸人员往来全部断绝、岛内再无任何反对分裂的声音、外部环境再无任何变化、和平愿望彻底消失，才可以讨论“可能性完全丧失”。按这种理解，只要还能找到一丝理论上的变量，就可以无限延长“和平仍有可能”的判断。

法律上的“可能性”，不能停留在哲学意义的可能。它必须落在现实中，体现为一条可以进入、可以持续、可以推进、可以通向统一的政治路径。

一条只存在于口头表述中、现实条件却不断被拆除的道路，不能因为名称还在，就被认定为仍然畅通。

一、第三项处理的是和平道路被渐进掏空的风险

第八条以三个“或者”列举法定情势。第三项具有独立意义。

前两项主要面对已经造成的分裂事实和可能导致分裂的重大事变。第三项所关注的，是另一种更具隐蔽性、累积性和长期性的风险：没有一次性、突发性的断裂，分裂活动却通过政治、制度、社会和外部环境的持续变化，一点点拆除和平统一的现实基础。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体现了争取和平统一的审慎态度，也表明国家对和平前景始终保留最大诚意。

审慎不等于放弃判断。

如果把“可能性完全丧失”理解为必须等到一切变量归零，第三项就会被抽象的理论可能无限悬置。分裂活动可以在没有触发突发事件的情况下长期累积事实，和平统一的现实条件可以被逐步掏空，法律中原本用于防范这种风险的条款却失去实际意义。

这会造成一个实质性问题：和平统一在政策上始终被争取，在现实中却可能被无限延期。

因此，第三项的关键不在于寻找“还剩不剩一丝希望”，而在于判断“和平统一所需的现实路径是否仍然存在”。

二、共同政治基础持续流失，和平协商就会失去支点

和平统一终究是政治统一。

《反分裂国家法》第五条明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第七条明确，国家主张通过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协商可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政治基础一旦松动，协商空间就会收缩；协商空间持续收缩，和平统一的现实通道就会受限。

判断第三项所涉风险，首先要看两岸之间是否还保有开展政治协商的基本条件：

• 一个中国原则是否受到持续否认、歪曲和架空；

• “九二共识”所体现的共同政治基础是否仍有承接空间；

• 主张两岸对话、反对分裂的政治力量是否能正常表达和参与公共讨论；

• 统一议题是否被长期排斥在政治议程之外；

• 制度性沟通能否恢复，双方能否形成推进协商的最低条件。

两岸政治互信受损，对话一时受阻，都不能直接推导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持续拒绝共同政治基础、长期封堵协商空间、系统压缩和平对话的政治承载力，则会不断侵蚀和平统一赖以存在的前提。

经贸往来可以延续，人员交流可以继续。政治基础若长期流失，交流就难以自然转化为统一进程。

三、分裂活动形成制度性累积，统一条件就会被持续削薄

分裂活动并不总以一次公开动作呈现。教育叙事、文化认同、行政政策、法律安排、涉外活动、安全观念，都会影响两岸关系走向。个别政策、单次表态、某一时期的政治动员，未必能够单独说明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多个领域长期朝同一方向调整，产生持续、实质、累积的分裂效果。

判断这一趋势，必须落到具体事实。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否持续虚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与法理基础，是否不断强化“两岸分治”“互不隶属”等错误认知，是否将分裂立场由一时的选举动员、政治口号，逐步嵌入教育、行政、社会心理和制度运行之中，都需要持续观察。

每一步变化都可能被解释为局部事务。多个局部变化连在一起，就会形成总体趋势。统一条件的流失，往往发生在看似平静的阶段。没有公开宣布分裂，不代表分裂风险没有累积；没有发生重大事变，也不代表和平统一的现实基础没有受到侵蚀。

对这类问题，不能用一般性的政治标签替代事实判断。必须看具体文本、具体制度、具体效果。正因为如此，第三项所涉及的判断必然是对长期事实的综合判断，而非对某一事件的即时反应。

四、外部干预持续加深，会压缩两岸自主协商空间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两岸关系的前途，应由两岸中国人共同决定。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会增加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会干扰和平统一的现实环境。对台军售、提升官方往来、推进安全合作等行为，持续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容易诱发战略误判，抬高台海风险。

判断外部干预对和平统一前景的影响，需要依据具体事实，重点看：

• 有关行为是否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

• 是否持续为“以武谋独”“倚外谋独”提供外部支撑；

• 是否把台湾更多嵌入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对抗；

• 是否压缩两岸中国人自主协商、自主处理问题的空间；

• 是否与岛内分裂活动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强化的结构。

外部因素的存在，本身不足以得出第三项已经成立的结论。外部干预与岛内分裂活动相互叠加，和平协商的外部环境就会不断恶化。外部势力越是把台湾问题当作遏制中国发展的筹码，两岸自主解决问题的空间越会受到挤压，和平统一的现实路径越会受到冲击。

五、和平努力能否发挥实效，是判断现实路径的关键

争取和平统一，靠的不是单方面愿望，也不是形式上的往来数量，而是和平努力能否维护统一前景、阻止分裂进程、积累统一条件。

这一点，需要观察：

• 两岸交流能否增进政治互信；

• 经济社会联系能否形成更稳定的共同利益和认同纽带；

• 和平善意能否压缩分裂活动空间；

• 对话沟通能否具有真实、持续、可验证的协商功能；

• 反分裂斗争能否有效遏制分裂风险继续累积。

如果交流能够增进了解、减少敌意、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为协商积累条件，和平统一就仍有现实支撑。

如果出现另一种持续状态：两岸一般性联系仍在，政治基础持续流失；沟通形式仍在，协商内容被长期排空；和平善意持续释放，分裂活动不断争取新的制度空间；外部介入持续加深，两岸自主协商空间不断受限——就必须正视和平统一现实路径受到侵蚀的风险。

理论上的一线可能，不能替代对这种风险的实质判断。和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统一更不能停留在想象中。

六、第三项不是自动程序，也不能成为空白条款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使用“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表述。法律没有设定量化门槛、固定时限和公开认定程序。这决定了第三项不能被理解为自动程序。单一事件、个别表态、一时紧张、抽象推演，都不足以替代国家层面的重大判断。

依法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可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有关重大问题，必须在具体事实基础上，结合两岸关系形势、国家安全利益和统一大局，作出审慎、权威的判断。

同时，第三项也不可能成为一项被无限悬置的空白条款。法律保留这一条，正是为了防范和平统一现实条件被渐进侵蚀的风险。它所要求的，不是等待所有变量彻底消失，也不是对任何困难作出轻率推论，而是对政治基础、制度环境、外部干预、协商空间和和平努力成效作出持续、整体、实质的判断。

这里可把握四个关键词：

持续，看长期趋势，不看一时波动；

实质，看现实效果，不看口头姿态；

系统，看多种因素是否相互叠加，不看孤立事件；

路径，看是否存在可验证、可推进、可通向统一的现实通道。

这四个方面是理解和平统一现实前景的分析条件，不是文章为法律另行设置的自动标准。

结语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关系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根本利益，不能被情绪化解读，也不能被概念化悬置。

和平统一的大门始终敞开。和平统一的现实基础，同样需要坚决维护。

共同政治基础受到侵蚀，协商空间受到挤压，分裂活动持续累积，外部干预不断加深，和平统一的道路就会被一步步逼窄。对这些趋势保持清醒，是为了更好争取和平统一，也是为了防止和平统一在抽象希望中被实质性延期。

和平统一需要最大诚意，更需要现实条件。理论上的一线可能，替代不了现实中的统一路径。国家统一大势不可逆转，任何破坏和平统一条件的图谋，终将受到历史和现实的检验。

来源：湖畔看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