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7年6月，陕北一处红军驻地，红二方面军第4师师长卢冬生接到政委李井泉的通知，要求参加干部会议。通知很简单，没有说明议题，也没有交代参加人员。对一名师长来说，这种安排并不寻常。
卢冬生抵达会场后，先看见了红4师卫生部部长贺彪。两人相识已久，他便顺口问道：“今天开什么会？”
贺彪也愣了一下，只回答：“你这个师长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话说到这里，气氛已经有些不对。卢冬生再往会场里看，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安排在主席台下，而台上坐着政委李井泉等人。师长不在主席台，这个细节比任何通知都更直接。
会议很快开始。李井泉没有绕弯子，发言从统一战线谈起，又谈到部队内部正在进行的“反军阀主义”“反游击主义”等问题。表面看，这是一次干部思想和作风方面的会议；但随着话题深入，批评逐渐落到了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工作上。
卢冬生起初只是沉默。直到发言中出现了他的名字，以及另一位红二方面军将领黄新廷的名字，他才完全明白过来：这场会议并不是普通的工作部署，而是针对部分干部的批评会。
被安排坐在台下，事先又没有得到说明，批评对象还包括自己。这样的场面，无论放在什么环境里，都很难让当事人平静接受。卢冬生没有与会场争吵，却当众表示，既然有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存在问题，那么可以把指挥权交出来。
“既然对我的工作有意见，我把职务交出来。”
说完，他离开了会场。这个举动很快在红4师引起反响。卢冬生的态度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军旅经历和部队威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不是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更不是没有战功的普通指挥员。
1934年10月，卢冬生出任红二军团第4师师长。此后，他带部队参与创建黔东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经历长征中的多次恶战。部队渡过金沙江，在六盘山地区与敌军交锋，还承担过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
这些事情，红4师的指战员看在眼里。对他们而言，卢冬生不仅是名义上的师长，也是带着部队一路打出来的指挥员。正因为如此，他在会议中途离开，造成的震动远比一次普通干部调整更大。
有意思的是，李井泉与卢冬生的搭档，本身就带有红军各部交流融合的色彩。李井泉早年属于红一方面军系统，曾在红三军团等部队工作。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到红四方面军任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他被调到红二方面军第4师担任政委。
这位并非红二方面军旧部的干部，后来逐渐显示出组织和政治工作的能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政委、晋绥野战军政委；解放战争后，又担任华北第三兵团政委，与杨成武共同指挥部队作战。由此可见，1937年的那场冲突，不能简单理解成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它也折射出红军不同系统干部合编后，在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上的磨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4师编入第120师，成为第358旅。按照改编后的安排，卢冬生任旅长，李井泉任副旅长兼政委。但卢冬生并没有立即到任，而是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因身体原因赴苏联治疗。
这次离开，也使他没有真正带领第358旅投入抗日战场。旅长一职后来由张宗逊接任。张宗逊同样是红军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员，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担任重要职务。
卢冬生赴苏联后，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欧洲战事和交通阻隔使他未能顺利回国，只得与刘亚楼等人暂留苏联远东地区，参与有关军事工作。那段时间，他离祖国很远，却始终在等待返回国内的机会。
1945年8月以后，卢冬生终于回到中国。回国后，他被任命为松江军区司令员。遗憾的是，任命下达仅仅几个月，悲剧便突然发生。
1945年11月16日，卢冬生在哈尔滨街头遭遇两名苏军士兵抢劫，在冲突中中弹牺牲，年仅40岁。一个走过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和苏联求学道路的老红军，就这样倒在了胜利到来后的街头。
卢冬生没有等到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也没有参加1955年的授衔。他留下的职务不算最多，公开史料中的名字也不如一些战友响亮，但在红4师的战斗经历和干部记忆里，这位师长始终占有特殊位置。若不是意外早逝，他后来能够走到怎样的军事岗位，已只能留在历史的假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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