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产业转型并不必然带来升级，关键要掌握“分合之道”

【编者按】2026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宏民教授看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其背后是一场全面深刻的产业转型升级，贯穿着“分”与“合”交替上升的辩证规律。以下是他在第十五届财经峰会上的演讲。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的首位。“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的首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其中明确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加快提升”。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这三个关键词，本质上指向同一件事：推动一场全面深刻的产业转型升级。

每个产业如何识别和抓住自身转型升级的时机？怎样借助新技术新模式促进自身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否有可辨识的规律性路径？纵览全球产业数百年演进，一条“分”与“合”交替上升的辩证规律清晰可辨——产业组织形态在纵向集成与横向集成之间周期性地摆动，每一次摆动都顺应着技术跃迁和市场趋势，每一次摆动也都将产业推向更高的效率水平。

理解产业转型：纵向集成与横向集成

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协调机制。企业内部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市场靠价格信号协调交易。企业的边界划在哪里，取决于内部协调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孰高孰低。

科斯的洞见为我们理解产业的组织结构提供了分析工具。纵向集成，是指企业覆盖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即生产环节之间的整合协调主要在企业内部完成。横向集成，则是产业链被切分为多个独立的横向层级，每个层级由专业化企业构成，层级之间靠市场交易协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横向集成并非“没有集成”——在每个横向环节上，都有头部企业实现该环节内部的规模经济与能力集成。变化的不是“有无集成”，而是集成的层级：是在全产业链上集中，还是在特定环节上集中。

每个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出现转型和升级。转型的内涵至少包含五个维度：技术范式的转换，产业组织结构的变革，竞争与协作模式的演变，商业模式与价值捕获方式的创新以及产业边界的重构。其中，技术范式转换是深层动力。比如当模块化技术成熟，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技术依赖被松解，产业便可能从纵向走向横向；当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兴起，数据闭环和软硬件深度耦合成为竞争关键，产业又可能回归纵向集成。

而纵向集成与横向集成的交替变化，正是产业转型在组织结构层面最集中、最可观测的表征。产业转型的各维度内涵，最终都会通过“分”与“合”的此消彼长呈现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转型并不等于产业升级。转型是组织形态的变化，升级是价值获取能力的提升，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当产业转型顺应了技术变迁和市场趋势时，转型就会成为升级的最佳路径。

产业转型升级的四个阶段

纵观全球产业数百年演进，纵向集成与横向集成并非简单的二选一，而是呈现出四阶段循环上升的规律。每一次“分”与“合”的转换，都对应着技术和市场条件的结构性变化。

第一阶段：初始——纵向一体化的必然

任何新兴产业的诞生，都伴随着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完备的市场结构。产业链各环节尚未形成独立运转的专业化市场，企业除了“什么都做”，别无选择。

20世纪初，福特汽车在胭脂河工厂从铁矿石到成品车的全部工序都在企业内部完成，甚至拥有自己的橡胶种植园和运煤船队。这种“自给自足的工业王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时并不存在能够稳定供应高质量零部件的专业化市场。

20世纪60—70年代，半导体企业无一例外采取IDM（垂直整合制造）模式，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全部内部完成。彼时既没有专业的芯片设计公司，也没有独立的晶圆代工厂。德州仪器、英特尔、摩托罗拉等早期半导体巨头，本质上都是“微型产业链”的集成者。

这一阶段是被迫的“合”——它不是战略选择，而是生存约束。企业通过内部化克服了市场缺失的障碍，实现了产业从“0”到“1”的突破。

但这时的纵向一体化有其内在矛盾：专业化程度不够高——每个环节只能分享有限的管理和资本投入；规模效益难以实现——各环节产量受制于下游需求规模；创新能力被稀释——研发资源被分散在多个环节。随着产业发展，这些矛盾不断积累，为下一阶段的转型埋下伏笔。

第二阶段：成长——横向集成的崛起

随着产业链各环节的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技术标准逐渐成熟，专业化企业开始从一体化企业中“裂变”出来。独立企业在单一环节上实现规模经济，以更低成本、更高质量服务，反过来又吸引更多企业外包——正反馈循环推动产业从纵向走向横向。

PC产业是最经典的样本。微软专注操作系统，英特尔专注微处理器，PC产业链被拆分为多个独立的价值节点。品牌厂商走上“无工厂”道路，戴尔不但把供应链管理外包，连电脑设计本身也外包出去。整台电脑可以说都是代工厂做的。

这一阶段是主动的“分”——它顺应了市场规模扩大后各环节专业化分工价值凸显的趋势。分工带来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带来成本下降和技术精进，产业实现效率跃升。

第三阶段：成熟——纵向一体化的回归

当产业进入成熟阶段，一个看似“倒退”的现象出现：那些曾经积极推动外包的龙头企业，又开始重新走向纵向一体化。这并非简单循环，而是在更高水平上对“分”与“合”的重新平衡。

驱动力有三。其一，当市场规模足够大时，大企业在各环节上都能实现规模经济。当龙头企业在该环节的产量达到甚至超过外部专业厂商时，“合”的效率不输于“分”。其二，内部协调能力随管理经验和信息技术进步而加强。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工业互联网大幅降低了内部协调成本。其三，供应链安全的考量。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准时制”供应链（指在需要的时间，送来需要的数量的物料，尽量压缩库存，追求零库存）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

汽车产业是最佳观察窗口。2023年，福特公司投资35亿美元自建磷酸铁锂电池工厂；2026年1月，又推出全新自制计算机模块，使工程师对关键半导体的控制力提升五倍。此外，通用汽车与韩国浦项制铁合资生产电池阴极材料，大众汽车积极布局电池原材料供应链，都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特点。

这一阶段的转型是更高水平的“合”——它顺应了大企业规模壮大后内部协调优势凸显，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后安全需求上升的趋势。企业通过选择性纵向整合，实现对战略核心环节的掌控，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平衡。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回归“什么都自己做”，而是对电池、芯片、软件等关键领域进行有选择性的垂直整合。

第四阶段：转型——开放式架构的浮现

当产业面临重大技术创新冲击时，前面所说的既实现规模经济又体现纵向协同效率的巨型企业就会遭遇重大挑战。这时产业就可能向着（部分）开放式架构继续转型。

开放式架构的核心特征包括：模块化——将产业链或者产业链中的某些关键环节分解为若干功能独立、接口标准的模块（功能型企业）；开放性——模块之间的接口是公开的、非排他性的，任何符合标准的供应商都可以参与；可组合性——不同来源的模块可以根据需要灵活组合，形成多样化的产品配置；生态化——产业组织从“链式”结构演变为“网状”生态，企业之间既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模块化机器人平台将控制、视觉、安全等技术转化为标准模块，实现“乐高式”灵活配置。在储能行业领域，海博思创推出基于开放式系统架构的模块化储能产品，兼容多家品牌电芯与中压设备，实现“基础平台+市场插件”的敏捷开发。在数据中心领域，全模块化架构可将施工窗口从传统的18—24个月缩短至12—18个月（不含审批与电网接入周期）。

这一阶段的转型是“分”与“合”的融合与超越——它顺应了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产业从“链式”分工走向“网式”协作的趋势。企业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而富有弹性，“竞合”取代了单纯的“竞争”或“合作”。谁能设计出最具吸引力的开放式架构，谁能吸引最多最优秀的模块供应商加入自己的生态，谁就能在“网式”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产业转型升级中“分合转换”的螺旋式演进，在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中已部分得到印证。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抓住全球产业转型机遇，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额攀升至1356.55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2.6倍。跨国药企因研发成本上升和专利压力，从纵向一体化转向开放式创新，中国正是抓住了这一产业组织形态转型的契机，凭借庞大的科研人才储备、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持续的政策支持，迅速成长为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一极。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转型，生动诠释了“顺应规律的转型是升级的最佳路径”。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个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四个重要启示：

第一，产业转型升级有规律可循，“分合之道”就是产业演进的内在逻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技术和市场驱动的辩证法。从纵向到横向，顺应的是市场规模扩大后专业化分工价值凸显的趋势；从横向回归纵向，顺应的是大企业规模壮大后内部协调优势凸显的趋势，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后安全需求上升的趋势；当规模造成的僵化和管理成本抵消了由此产生的效率时，集成形态就不再有优势，封闭模式就会让位给开放模式。理解这些规律，企业就能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作出合乎规律的战略选择，政府管理部门就能引导产业快速完成转型升级。

第二，产业组织形态没有“最优解”，只有“最适解”。纵向与横向各有其适用的产业阶段和市场条件。在新兴产业强行推行横向集成，可能适得其反；在成熟产业固守纵向一体化，同样得不偿失。关键是要因时制宜、因业制宜，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选择与之匹配的组织形态。生物医药产业的成功，恰恰在于中国准确判断了全球产业从纵向一体化走向开放式架构的大趋势，顺势而为，才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部分“领跑”的跨越。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早期高度依赖外部供应链，大量采购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但产业快速壮大后，龙头企业开始向产业链上游延伸。这种“战略核心环节纵向控制”的模式，正是产业进入成熟阶段后向纵向一体化回归规律的体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正是沿着“从分到合”的升级路径不断攀升的结果。

第三，转型是手段，升级是目的，而“顺应规律的转型”才是升级的最佳路径。不能将“转型”本身当作政策目标，更不能预设“转型必然带来升级”。真正的升级来自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和落后产能出清，转型只有顺应了这些内在要求，才能成为升级的助推器。“十五五”期间，我国在推动产业转型时，要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应尊重产业规律，因势利导。

第四，开放式架构是产业组织的未来方向，也是“十五五”时期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背景下，产业正在从“链式”分工走向“网式”协作。生物医药产业的“MNC+Biotech”开放式创新生态、储能行业的模块化平台、工业自动化的“乐高式”配置，都是开放式架构在不同产业中的具体体现。能够设计和主导开放式架构的企业，将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占据先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不应是简单地鼓励“做大”或“做专”，而是营造有利于模块化创新、标准化接口和开放协作的制度环境。

【思想者小传】

陈宏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行业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系统管理学报》杂志主编。主要从事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出版《平台竞争》《双边市场》等专著。（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原标题：《思想者｜陈宏民：把握产业转型“分合”之道，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