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398年6月，南京皇宫，洪武帝朱元璋病重之际，宫廷里已经有人开始准备他的身后事。皇帝尚未入葬，关于哪些人要随葬、陵寝如何封闭的消息，便在后宫悄悄传开。真正让人恐惧的，不是墓穴本身，而是一些人已经知道，自己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朱元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终年七十一岁。遗诏规定丧礼从简，梓宫葬于孝陵，葬期定在同年闰五月。遗诏中并没有留下“将所有未生育宫人陪葬”的明确文字，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死后，“宫人多从死者”，并说这些宫人葬于孝陵。所谓“从死”，就是以活人殉葬。至于人数，后世常说是四十六人，来源主要见于相关记载和陵寝资料，具体名册并不完整，不能把所有细节都说得像一份保存完好的名单。
当时的后宫，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宫女、嫔妃一旦进入宫廷，身份、婚姻和出路往往都由皇室决定。她们有人多年没有生育，有人甚至没有真正获得过皇帝宠幸，却可能因为一纸命令，突然被推到死亡面前。
宫中执行殉葬，通常不会公开举行。有关人员会被集中管理，家属也难以接近。明代笔记中曾提到，殉葬者被召集到宫中，临别时接受酒食，随后走向预定地点。具体方式在不同记载中并不完全一致，有缢死、迫令自尽等说法，不能简单断言全部都是活埋。
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结果都一样：她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有人或许会哭喊，有人可能沉默，也有人试图求情。史料没有留下太多个人声音，宫廷档案往往只记“某宫人殉葬”，一个活生生的人，最后只剩下几个冷冰冰的字。
“难道连求生都不行吗？”这样的追问，史书没有替她们回答。帝王制度下，后宫女性既是皇室成员，也是权力秩序中的附属者。皇帝生前拥有她们，死后仍以陵墓和礼制继续支配她们，这正是殉葬制度最残酷的地方。
殉葬并非明代独有。商周时期，贵族墓葬中曾出现大量人牲和陪葬现象。秦汉以后，随着礼制变化和社会观念转变，活人殉葬逐渐受到限制，汉高祖刘邦曾以制度方式削弱这种做法。到了辽、金、元时期，草原贵族和北方政权中又出现反复，皇帝、宗室去世时，近侍、奴仆甚至家属被迫随死的情况并不罕见。
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元末社会，对元朝宫廷和贵族制度并不陌生。他建立明朝后，极力整顿礼制，也保留了不少带有强烈君主色彩的安排。殉葬在洪武朝重新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皇权、宗法和陵寝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之后，这种做法没有立刻消失。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时间很短，关于他亲自作出具体执行决定的材料并不充分；可以确认的是，洪武朝形成的制度惯例，确实延续到了明初宫廷。此后，明成祖朱棣以及仁宗、宣宗等时期，也都有宫人殉葬的记载。
到了宣德十年，周王朱有燉去世。朱有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生前没有儿子，死后不愿以大量人员殉葬。相关记载称，明英宗朱祁镇因此对殉葬问题有所触动。不过，制度惯性并没有马上停止，朱有燉死后仍有宫人殉葬，朱祁镇后来还给予她们“贞烈”“贞顺”等称号。
这种“以荣誉包装死亡”的做法，表面上是在表彰贞节，实质上却掩盖了她们缺乏选择的事实。不得不说，这比单纯记录死亡更能说明当时礼制的冷峻：只要进入皇室秩序，服从甚至牺牲，都可能被重新解释成美德。
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病逝。临终前，他明确下诏停止殉葬。遗诏中有“妃嫔以下，不必殉葬”的意思，明代皇室的活人殉葬制度由此被正式废止。此举与他早年目睹宫人殉葬一事有关，至少在史料叙述中，这段经历成为他改变旧制的重要背景。
明英宗去世后，明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等皇帝的丧葬安排，也没有恢复大规模殉葬。一个延续多年的宫廷惯例，终于被皇帝以诏令截断。
清初又出现过类似现象。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死于1643年，早期满洲贵族社会仍保留部分殉葬传统，个别宗室和贵族去世时，家属、侍从随死的现象有所记载。顺治、康熙时期，清廷逐步限制这种做法。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清廷进一步禁止部分旗人奴仆随主殉葬，清代制度层面的禁令由此更加明确。
所以，朱元璋下葬时的恐怖，不在于陵墓修得多大，也不只是“四十六人”这个数字，而在于皇权能够把后宫女性的生死直接纳入帝王丧葬。孝陵地宫封闭之后，朱元璋与那些宫人一同沉入地下；而关于她们姓名、经历和最后时刻的记载，绝大多数已经消失在史书的空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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