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那天上午,我穿着大前年买的旧夹克,脚上一双沾了泥的布鞋,蹲在省人民医院门诊楼外的台阶上啃包子。父亲坐在旁边,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他一直在看手机上的挂号信息,嘴里面念叨着“六十三块五”。我升任省委书记的消息前天刚出,省报头版上印了我的照片,但此刻医院门口没有一个人多看我一眼。这正合我意,我想平平常常地陪父亲做个检查,然后回家吃母亲包的韭菜盒子。可事情总不会那么顺,专家诊室的门只开了一条缝,护士伸出一个脑袋说:排到一个月以后了。父亲站起来要走,我拉住他袖子,想说什么又咽回去。院长赶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他的话让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我从这件事里看见了许多东西——关于当官,关于做人,关于那一层始终被我们忽视的烟火气。
我叫林建国,刚满五十,这辈子最骄傲的身份不是现在这个职位,而是老林家的长子。我爸林德厚,退休前在县农机厂当了三十年的车工,手上的老茧比鞋底还硬。他身子骨一向硬朗,可今年过了清明就总说胸口闷,走快两步就喘。我心里一直惦记,可省里的事一桩接一桩,直到上个礼拜交接完所有手续,才硬把他从老家接来省城。
我提前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只给秘书小周说了一声,让他把手机关了。小周跟我七年了,什么都懂,只问了一句“要不要备车”,我说不用,我开自己的桑塔纳。那车还是三年前买的二手的,发动机声音大,但皮实。
早上六点半我就去招待所接父亲。他说住招待所不舒服,床太软,半夜醒了好几回。我说看完病就回家住,你孙子想你了,天天问爷爷什么时候来。他这才笑笑,低头上了车。
医院是省一院,专家门诊的招牌挂在外科楼三楼。我扶着父亲坐电梯上去,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有人靠墙打盹,有人捧着病历本来回走,还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坐在角落里哭。父亲看了一眼,没说话,只是把步子放得更慢了些。
诊室门口的护士台排着队,我让父亲坐在椅子上等着,自己站在队尾。前面一个老大爷正在跟护士吵架,说排了三天都没轮上,护士一脸不耐烦,头也不抬地敲键盘。我对这种场景一点也不陌生,以前在县里、市里都见过,可那时候我能管,现在反倒不好开口。
轮到我时,我递上父亲的身份证和基层医院转诊单,客客气气地叫了声“同志”。护士三十出头的样子,瞟了一眼转诊单上的字,说:“林德厚是吧?肺部结节?这个得挂呼吸科专家,今天是李主任坐诊,他号早排满了。”
“能不能加一个?”我问。
“加号?”护士抬起头上下打量我,“你知道李主任今天多少号吗?八十个。他中午饭都顾不上吃。你等下个月吧,下个月十五号有号,我帮你挂上。”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了,他拉了拉我胳膊:“建国,不急,下个月就下个月。”
“爸,你先坐,我来沟通。”我拍了拍他的手。
护士看着我们,又说:“这个月真不行,李主任下个礼拜要去外地开会,连门诊都停了。下个月十五号上午,八点半,你来就行。”
我正想再问两句,身后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个文件夹,一边走一边对着手机说“马上到马上到”。他走过我身边时,脚步骤然停住,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但他整个人定住了。他转身仔细看了看我的脸,文件夹差点从手里滑下去,嘴里冒出一句:“林……林书记?”
我赶紧对他摇摇头,把食指竖在嘴唇前。他愣了一下,马上会意,脸色变得有些发白。他放下手机,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护士台前,对那护士说:“小刘,这位是……这位是我一个老朋友,你给他加个号,李主任那边我去说。”
护士一脸茫然:“王院长,李主任上午的号都加到九十个了……”
“我说了加就加。”王院长语气很轻,但腰板挺得笔直,“你去把李主任叫出来。”
父亲站在旁边,攥着转诊单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他没看我,但我知道他心里正翻腾着什么。我们父子之间总是这样,话越少,心里想得越多。
护士进去了没几分钟,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推门出来。他脸上还挂着口罩,但眉头是拧着的,嘴里嘀咕着“谁啊非得这时候加号”。可他目光一扫到我,脚步猛的一顿,口罩下面的脸肉眼可见地变了表情。
“林……书记?”他把口罩拉下来,声音压得很低,“您怎么亲自来了?”
我对他点点头,然后侧身看了看父亲:“我父亲身体不太舒服,麻烦您了,李主任。”
李主任连忙摆手,脸涨得通红:“不麻烦不麻烦,快请进,快请进。”
他侧身让开诊室的门,朝护士做了个手势:“后面那些号往后推一推,我要给老人家做个仔细检查。”
父亲慢慢往前走,路过我身边时停了一下。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我知道他大概在想什么——他儿子当官了,大到连医院的院长、专家都要低头。他一辈子最怕的事,就是给别人添麻烦,哪怕是他的儿子。
诊室里安静得很,李主任亲自给父亲脱了外套,扶他躺上检查床。他的态度好得有些过分,问病史的时候语气温和得像在哄孩子,一边记一边点头,时不时说一句“老人家不急”“慢慢说”。
我在旁边站着,心里头不是滋味。刚才护士说的没错,李主任今天八十个号,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可我来了,他就得把所有人都推开。这不对,但这是现实。
王院长没有走,他站在诊室门口轻声打电话,听内容是在让人准备单间病房。父亲检查到一半,突然扭头对我说:“建国,别让人家为难。我今天就是来看看,没事就回去。”
李主任赶紧接过话:“老人家,您安心,不麻烦不麻烦。您这个情况必须住院观察几天,我们好好给您查查。”
父亲没再说话,他转过头去,眼睛盯着天花板。我看见他眼眶有点红,不知道是因为检查难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大概过了一刻钟,李主任起身摘了手套,把我叫到一旁。他神情认真了许多,说话也恢复了专业的口气:“林书记,老人家右肺下叶有个小结节,从CT片上看边界不太清晰。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穿刺活检才能定性。我建议今天就办住院,明天一早做增强CT,争取后天出结果。”
我点头,握着父亲病历本的手紧了紧。知道结果之前,一切都悬在半空。
王院长从门口走进来,低声说:“林书记,病房我已经安排好了,在干部病房楼,环境安静些。您看要不要派车去接一下家里人?”
我摆摆手:“不用。我回去接我妈,她还在招待所等着。王院长,今天的事多谢你,但不要再破费了,普通病房就可以。”
王院长连连点头,可我分明看见他转身拿起手机,又打了几个电话。他说“不用破费”,可我知道管不了。
父亲穿好外套,扶着桌子慢慢站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声音很轻:“建国,你当这个官,是不是天天都这样?”
我没回答。他也没再问。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出诊室,走廊里排队的人还在等着,有人不耐烦地叹气,有人抱着孩子走来走去。经过护士台时,那个叫小刘的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好奇,还有一点不安。
我朝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走到电梯口,父亲突然扯了扯我袖子:“刚才那个院长,他不会为难那个护士吧?”
“不会。”我说。
父亲嗯了一声,没再追问。电梯门开了,他先走了进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后背有些弯了,头发几乎全白了。这个倔了一辈子的老头,在厂里跟工友吵架都没低过头,如今在儿子面前,反倒变得格外小心起来。
车开到招待所门口,母亲已经提着两个塑料袋站在台阶上了,里头装着她早上烙的饼和煮的鸡蛋。她一上车就拉着父亲的手,问他检查怎么样。父亲说:“还没查完,要住两天。”
母亲“哦”了一声,又转向我:“建国,你忙你的,这儿有我呢。”
我说我这几天都不忙,就陪你们。她看了看我,笑了笑,没再推辞。
回到医院办完住院手续,父亲被安排在六楼一个双人间,同屋是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咳嗽得厉害。母亲忙着铺床、摆东西,把带来的水果一个个码在床头柜上。
我坐在窗边,看着楼下门诊楼前的人流发呆。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小周发的信息:老板,省报那边问要不要发个简讯,您陪老人家看病的事。
我回他一个字:不。
小周又回:好的。王院长那边问晚上想吃什么,他安排。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不用”。
可放下手机不到十分钟,病房门就被敲响了。王院长带着两个人站在门口,一个人手里拎着果篮,一个人拎着保温桶。王院长满面笑容地走进来,嘴上说着“林书记您太客气了,老人家住院我们理应照顾”,一边让身后的人把东西放桌子上。
母亲看了看那些东西,又看了看我。她没说话,只是低头继续整理父亲的衣物。父亲靠在床头,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有些东西从今天开始不一样了。可那天晚上,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窗外省城的万家灯火,想的是小时候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县医院看牙——那时候他也要排队,也要等着,也要跟护士陪着笑脸说好话。
那时候的世界,是另一个样子。
/ 02
父亲住院的第二天早上,我回了一趟招待所。母亲让我把她带来的布鞋拿回去,说医院的拖鞋底太薄,父亲穿着不习惯。我推开招待所房门的时候,发现桌上摊着一份省报,头版右下角印着我的照片——一张我站在主席台上讲话的侧脸,标题写着“林建国同志任中共XX省委书记”。
报纸是母亲早上从服务台拿的。她认得字不多,但我的名字她认得。
我把报纸叠好塞进抽屉里,换了双鞋就往外走。招待所门口碰见个保洁大姐,她拖地的时候抬头看我一眼,愣了一下,又低头接着拖。我没在意,直接去停车场发动那辆桑塔纳。
到医院的时候,父亲正在跟同病房的老爷子聊天。老爷子姓孙,老家也是县里的,老伴去世了,儿子在省城开出租车,平时顾不上他。两个老头聊得挺热乎,从农活儿说到天气,又从天气说到粮食价格。
母亲在旁边削苹果,听见我进来,头也不抬地说:“建国,你爸早上血压又高了,护士来量了一回,说让多躺着。”
“还疼不疼?”我走到床边问。
父亲摆摆手:“不疼。就是这儿闷得很,窗户也不让开大。”他指了指胸口,又指着窗户,“那个小护士说怕着凉,我觉着透透气才好。”
我走过去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初秋的风带着楼下桂花的香味钻进来。父亲深吸了一口气,脸色稍微好看了些。
同屋的孙大爷咳了两声,说:“老弟,你儿子是干啥的?我看昨天好几个穿白大褂的来瞧你。”
父亲眼皮都没抬:“就是个小干部。”
孙大爷“哦”了一声,没再问。可过了没一会儿,护士长带着两个护士来查房,进门就满脸堆笑地喊“林爷爷”“林爷爷”,又是量体温又是测血氧,临走还叮嘱有事按铃,千万别客气。
孙大爷看看她们,又看看父亲,这回连“哦”都没说,只是转过头去刷手机。
我在病房待了一上午,中午出去买饭的时候,在医院食堂碰见了李主任。他端着餐盘在人堆里排队,看见我愣了一下,快步走过来问:“林书记您怎么来食堂了?我让人给您送上去。”
“不用麻烦,我买点粥和包子带上去就行。”我指了指窗口,“李主任您去吃饭吧,别管我。”
他站着没动,犹豫了一会儿,低声说:“林书记,昨天的事……我想跟您解释一下。当时门诊确实人太多,我跟小刘说过,特殊情况可以加号,但她可能没听清楚……”
“李主任,”我打断他,“你不用解释。我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我是陪父亲看病。你按正常的医疗流程处理就行,别把我当领导。”
他连连点头,又说了两句客套话才走。我端着粥和包子回到病房,母亲已经把父亲扶起来靠着了,床头柜上多了一碟酱菜、一盒牛奶,还有个保温杯里装着热汤。
“哪来的?”我放下手里的东西。
母亲说:“刚才有个小姑娘送来的,说是营养科配的,特别给咱爸的。”
我叹了口气,把东西推到一边:“妈,以后别人送的东西别收。”
母亲看了看我,把手里削到一半的苹果放下了。她没说话,但那沉默比说话更让我难受。我从小到大,母亲很少对我提要求,她所有的不高兴都藏在那些悄无声息的停顿里。
下午三点,小周给我打电话,说有几份文件要签,他送到医院门口。我下楼去拿,在门诊大厅碰见了王院长。他正跟几个医生说话,看见我立刻迎上来,笑着说:“林书记,老人家今天的检查安排好了,下午四点做增强CT,我让影像科的人提前准备。”
我点头道谢。他凑近一步,压低声音说:“晚上我订了个包间,就咱们几个人,您看方便不方便?”
“王院长,心领了。我父亲刚住院,我走不开。”我语气尽量温和,但态度是明确的。
他面色闪过一丝尴尬,但很快恢复如常:“理解理解,那改天,改天。”
小周的车停在住院部门口,他把文件递给我,又说了一句:“老板,组织部那边问您什么时候回省里,有几个会要您主持。”
“后天吧。”我说,“等我父亲结果出来。”
小周应了一声,开车走了。我站在台阶上把文件签了,刚转身要回去,就听见后面有人喊“林书记”。回头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病历。
他跑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说:“林书记,可算找着您了。我是县农机厂的老职工,我姓张,您父亲以前的工友。”
我想起来了,张德柱,以前跟父亲一个车间的,我小时候还去他家吃过饭。他儿子考上大学那年,父亲还随了五百块钱的礼。
“张叔,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他搓着手,有些局促:“我……我老伴肺上长了个东西,县医院说看不了,让来省里。我排了三天队了,专家号一直挂不上。昨天听老王说你爸也在这儿住院,我就想着来找你……”
他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地面,两只手攥着塑料袋的提手,指节都发白了。
我拉着他的胳膊走到旁边人少的地方,问:“张叔,你挂的是哪个科?”
“呼吸科,李主任的号。护士说得等二十天,我……我老伴咳嗽得厉害,晚上都睡不了觉。”他说着,眼圈红了,“林书记,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麻烦你。”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张德柱是我父亲三十年的老同事,我小时候他家包了饺子都端一碗过来。如今他站在我面前求我帮忙,姿态低得像在求一个陌生人。
“张叔,你等着。”我说,“我去跟李主任说说,看能不能加个号。”
他抬头看我,眼里有感激,也有不安:“会不会为难你?”
“不会。”我拍了拍他肩膀,“你跟我来。”
去呼吸科的路上,我脑子里转了很多念头。我升任省委书记的消息刚出,按规矩我不能替任何人打招呼、递条子,可张德柱不是别人,他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我推开诊室门的时候,李主任正在看片子,我简单说了情况,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让护士给张德柱的老伴安排第二天上午的号。
张德柱站在诊室门口,连说了七八声谢谢,眼角的皱纹里全是水光。我送他到电梯口,他攥着我的手不肯松:“林书记,你跟你爸一样,都是好人。”
我笑了笑:“张叔,你别叫我书记,叫我建国就行。等我爸出院了,我请你吃饭。”
他摇头:“哪能让你请,我来,我请。”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转过身朝我挥了挥手。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我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周围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轮椅过去,一个小孩举着气球从我跟前跑过,后面跟着焦急的妈妈。所有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没有人知道刚才这个站在电梯口的男人,是他们的省委书记。
回到病房,父亲正在看墙上挂的电视,放的是一部老掉牙的抗战剧。母亲在旁边打盹,听见门响睁开眼,问:“咋这么久?”
“碰见张德柱了,他老伴也来看病,我帮他挂了个号。”
父亲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东西闪了一下。他没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又转回去看电视。但我注意到他握着遥控器的手,松开了一些。
晚上八点,护士来给父亲量了最后一次血压,说一切正常。母亲让我回去睡觉,说她在这儿守着。我拗不过她,拿了车钥匙往外走。
经过护士台的时候,听见两个小护士在低声聊天。一个说:“六床那个老爷子,真是书记他爸?看着不像啊,穿得那么朴素。”另一个说:“人书记都低调,你没看他开的那个破桑塔纳?我男朋友他单位领导,开个奥迪还嫌不够档次。”
我脚步没停,径直走向电梯。楼道里安安静静的,灯光白得晃眼。电梯门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在低头刷手机。我进去以后,他抬头瞟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刷。电梯到一楼,他先出去了,我走在后面,看着他拐进走廊尽头。
外面下起了小雨,空气里全是泥土和桂花的味道。我站在住院部门口,雨水打在台阶上,溅起细碎的水花。我掏出手机想给妻子打个电话,又觉得太晚了,就只发了条信息:爸没事,一切顺利。
过了两分钟,她回了一个字:好。
我收起手机,发动车子。雨刮器刮开前挡风玻璃上的水雾,灯光下的省城湿漉漉的,安安静静的。
回到招待所,我脱了外套坐在床边。抽屉里那份省报被我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照片上的我穿着西服,板板正正,脸上是那种标准的、严肃的表情。可我今天一整天都没穿西服,连领带都没打。我穿了件旧夹克,在医院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跟普通人的儿子没什么两样。
但我知道,不一样了。
我关了灯躺下,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的,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县农机厂的家属院。那时候父亲下班回来,满身都是机油味,他把工作服脱在门口,光着膀子走进屋,母亲端一碗热腾腾的疙瘩汤给他。他蹲在门槛上喝,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写作业。那时候天也是灰蒙蒙的,满院子都是桂花香。
那些日子回不去了。可那些日子,一直在。
/ 03
周五早上,父亲的增强CT结果出来了。我七点不到就到了医院,李主任正在办公室看片子,见我进来,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脸色有些凝重。
“林书记,片子我看过了。结节不大,但边缘形态不太理想,有毛刺征。我的建议是做穿刺活检,取组织病理,这样最准确。”他顿了顿,“您看什么时候方便?”
“越快越好。”我说。
“那安排明天上午?”李主任在电脑上敲了几下,“我亲自做。”
我道了谢,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脚步有些重。走廊里阳光从东边的窗户斜着照进来,地板砖上映出长长的光影。我慢慢走回病房,推门的时候发现屋里多了个人——我妻子周雅。
她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正在给父亲剥橘子。看见我进来,她抬了抬眉毛:“怎么,不欢迎?”
“你怎么来了?”我走过去,把外套挂好。
“我不该来?”她把橘子瓣递给父亲,转头对我说,“妈给我打的电话,说爸明天要穿刺,我不放心。”
父亲接过橘子,慢慢说:“雅雅一大早就坐高铁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让楼下食堂加了份早饭。”
周雅是中学语文老师,平时说话不急不缓的,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就起身收拾桌上的东西,把水果重新码了码,又拿湿巾擦了擦床头柜。母亲坐在窗边看着,嘴角带着笑。
中午吃饭的时候,周雅拉着我到走廊尽头,小声说:“建国,我今天在医院楼下碰见王院长了,他跟我提了一嘴,说想请你吃个饭,你一直推。”
“不能吃。”我说,“爸还在这儿住着,吃人嘴软。”
“我也是这么回的。”她点点头,“不过我听着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不是光为了爸住院这事。他提了一嘴他们医院想扩建,规划批了好几年没动静……”
我皱了皱眉:“那更不能吃了。”
周雅看着我,轻轻叹了口气:“建国,我不是替他说好话。我是想说,你现在的位置不一样了,好些人盯着的。你越低调,别人越觉得你在摆架子。你该见的见,该推的推,别让爸也跟着为难。”
她说得有道理。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等爸出院再说吧。”
她没再说什么,挽着我的胳膊回了病房。
下午两点,小周给我发来一份内部简报,内容是关于省里下个季度经济工作的安排。我坐在病房窗边看了半天,父亲在午睡,母亲和周雅在另一张床上小声聊天。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楼下偶尔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
我正看着文件,手机响了。是老家堂弟林建军打来的。我走出去接,他在电话里说:“哥,我刚听说大伯住院了?咋回事,严重不严重?”
“没事,就是检查一下。”我说。
“那我明天过来看看。”他说,“正好省城有个生意上的事要办。”
“你不用来,这边有我和雅雅呢。”
“那哪行,大伯住院我得来看看。”他语气很坚决,“哥,你就别推了,我明儿一早到。”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发了会儿呆。建军比我小六岁,在老家开了个建材厂,这些年生意做得不小,人也活泛。每次我调动或者升职,他都是第一个打电话道贺的。但他每次来省城,也总会带着一些“顺便”的事。
我没多想,收起手机回了病房。
晚上七点,父亲吃了药早早躺下了。母亲留在医院陪床,我和周雅回招待所。路上她忽然说:“建国,今天我在护士站听人说,那个叫小刘的护士被调去门诊导诊台了,不在专家诊室了。”
“谁说的?”
“护士们聊天我听见的。”周雅看着车窗外,“你说是不是因为那天的事?”
我心里一沉。小刘那天态度确实不太好,可那是她的工作常态——医院里每天那么多人,她不可能对每个人客客气气。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让她受了处分,我心里过不去。
“我明天问一下王院长。”我说。
“你别问了。”周雅转过头看着我,“你越问,她越不好办。调去导诊台也不算处分,就是换了个岗位。”
我没再说话。车子拐过路口,街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光影在周雅脸上明明灭灭的。她忽然伸手拍了拍我放在方向盘上的手:“别想太多,爸的病才是大事。”
第二天一早,李主任亲自做穿刺。父亲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母亲攥着他的手不松,嘴上说着“没事没事”,可手一直在抖。周雅在旁边扶着母亲的肩膀,不停地轻声安慰。
我站在手术室门口,看着那扇门关上,头顶的指示灯亮起“手术中”三个红字。走廊里安安静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等了大概四十分钟,李主任推门出来,摘了口罩说:“穿刺很顺利,组织取到了。病理结果大概要三天。”
我松了口气,握着李主任的手说了好几声谢谢。父亲随后被推出来,脸色有些白,但意识清醒。看见我们围上去,他笑了笑说:“没事,就是扎了一针。”
回到病房安顿好,护士来挂了消炎药水。父亲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母亲在旁边守着他。周雅拉着我去楼下买水,我们站在自动贩卖机前,她忽然说:“你刚才签字的时候,手在抖。”
“紧张。”我说。
她笑了一下:“你开会讲话都不紧张。”
“那不一样。”
水从机器里滚出来,我弯腰去拿。直起身的时候,看见王院长正穿过门诊大厅往这边走。他步伐很快,脸色有些急,看见我立刻快步过来:“林书记,老人家穿刺结束了?怎么样?”
“顺利。谢谢王院长。”
他连连摆手,又压低声音:“林书记,有个事想跟您汇报一下……关于护士小刘的岗位调整,那是我个人的决定,跟您没关系。她确实不适合在专家诊室工作了,年初就有患者投诉过她服务态度问题,我一直没动。这次正好借机会调了。”
我看着他,没接话。
他继续说:“您放心,不是什么处分,就是正常轮岗。她在导诊台干半年,表现好了再调回来。”
“王院长,我不干预你们医院的人事安排。但有一条,别因为我的原因让任何人受委屈。”
他正色道:“绝对没有,林书记。这是正常工作调整。”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法再追问。但我知道,事情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可我也明白,有些事我越插手越糟糕。当领导这么多年,唯一学明白的道理就是:不是每件事都要争个水落石出。
下午的时候,建军到了。他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越野车停在住院部门口,后备箱里塞满了礼品盒——阿胶、燕窝、保健品,花花绿绿堆了一后备箱。他穿一件亮色polo衫,手腕上戴块大金表,走路带风。
“大伯,我来看您了。”他一进病房就大声说,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这点东西您补补身子,都是好东西。”
父亲睁开眼,微微皱了皱眉:“建军,你来就来,买这么多东西干啥?”
“应该的应该的,大伯住院我咋能空手来。”建军笑着在床边坐下,又转头跟我打招呼,“哥,雅雅姐,你们都辛苦了。”
周雅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压低了声音说:“哥,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
我跟他走到走廊尽头,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上,看了看墙上“禁止吸烟”的牌子又收回去,搓了搓手说:“哥,我那个厂子你知道吧,今年想扩建,县政府那边批了地,但环评卡住了。我找了环保局的人,他们说……说让我找你打个招呼。”
我看着他的脸:“建军,我是省委书记,不是县环保局局长。”
“哥,我知道我知道。”他赔着笑,“我就是想,你要是在哪个场合提一句,说支持本地民营企业发展,那下面的人不就懂了吗?不用你亲自去说。”
“你这个厂子环评过不去,是设备不合格还是排放不达标?”
他眼神闪了一下:“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废气处理那套设备老了些,换一套要百来万,我想先凑合着……”
“建军,”我打断他,“你听我说。该换的设备换,该办的手续办。如果你本身符合条件,谁都卡不了你。如果不符合,谁打招呼都没用。”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瞬,但很快就恢复如常:“行行,哥你说得对,我回去就整改,整改完再报。”他拍了拍我肩膀,“那我不打扰大伯休息了,我先回了,改天再来。”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走廊里好一会儿没动。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好像又要下雨。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建军跟在我屁股后面去河里摸鱼的日子。那时候他叫我“建国哥”,声音又脆又亮。我们都是一样的出身,一样的泥腿子,可走着走着,路就岔开了。
回到病房,父亲还没睡。他看了我一眼,没问建军走了,也没问说了什么。他只是伸出手,拍了拍床沿:“建国,坐。”
我坐下去。他苍老的手指搭在我手背上,粗糙的皮肤上全是老年斑。他咳了一声,声音很轻:“别为难。咱家不指那个。”
我鼻子一酸,用力点了点头。
母亲端了碗小米粥过来,父亲慢慢喝了几口,就又躺下了。药水一点一点往下滴,时间的脚步也一点一点地往前走。
那天晚上我留在医院陪床,周雅和母亲回了招待所。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坐在窗边,看着父亲熟睡的脸。他呼吸均匀,眉头微微蹙着,大概梦见了什么不太如意的事。
我拿起手机,给建军发了条信息:环评的事按规矩办,等你整改好了,我找人帮你看看材料。
过了很久,他回了个“好的哥”。没有表情,没有多余的话。
但我看得懂。
/ 04
病理结果要等三天,这三天里医院的日子变得缓慢而粘稠。父亲的精神时好时坏,有时候能坐在床上跟孙大爷下两盘象棋,有时候咳得厉害,整个脊背弯下去,半天直不起来。
母亲嘴上没说什么,可我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发呆。灯光下她的侧影像一尊雕塑,头发白了大半,肩膀微微塌着。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扭头看我,勉强笑了笑:“睡不着,出来透透气。”
“妈,爸没事的。李主任说了,就算是坏的,也是早期。”
她点点头,把我的手拉过去握着。她的手很凉,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她说:“我不怕。我就是想起来你姥爷,当年也是肺上的毛病,县医院说没事没事,拖了大半年,后来去市里一查……晚了。”
她没再说下去,但我懂。那些年医疗条件不好,乡里乡亲的,好多病都是这么耽误的。她怕父亲也走那条老路。
“现在不一样了。”我说,“咱们在这儿好好治,没事的。”
她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妈知道。建国,你忙你的去,别老守在这儿。你刚上任,省里多少事等着你。”
“不急,等结果出来。”
她没再劝,我们母子俩就这么并排坐着,走廊里偶尔有护士推着车经过,脚步声轻而急促。窗外的夜色很沉,省城的灯火在远处闪烁,朦朦胧胧的,像隔了一层水汽。
第二天上午,我抽空回了一趟省委。省政府大院门口的保安看见我下车,立正敬了个礼,我点头走进去。办公室在三楼,小周已经把文件按轻重缓急分好了,摞成三沓摆在桌上。
我坐到椅子上开始批文件,签了几个字,又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发改委的主任,说某高速公路项目要上常委会讨论;一个是组织部部长,提醒我下周三有个重要会议,要在全省电视电话会上讲话。
放下电话,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棵高大的银杏树。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就落几片下来。我忽然觉得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自己,和在医院病房里的那个自己,像是两个人。
批完文件已经中午了,小周问我要不要吃工作餐,我说不用,回医院吃。下楼的时候在电梯里碰见一个中年女人,拎着饭盒,看见我愣了一下,小声叫了句“林书记”,我朝她笑了笑。电梯到了一楼,她先出去,走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有好奇,也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敬畏。我在这种目光里待了十几年,按理说早该习惯了,可今天不知怎么的,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回到医院,父亲正在午睡,母亲坐在旁边缝一件旧衣服的扣子。周雅在阳台上打电话,听声音像是在跟她班上的学生家长聊什么事情。阳光照进来,在病房的地板上画出一块明亮的格子。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阳台,周雅看见我,挂了电话说:“班里一个孩子父母离异,跟奶奶住,最近成绩掉得厉害,我跟他爸沟通一下。”
“你这个老师当得比省委书记还累。”我笑着说。
她白了我一眼:“你那个省委书记,有本事别让我操心。”
我笑着揽了揽她肩膀,她没躲。我们结婚十七年了,过日子过得跟白开水一样平淡,可就是这杯白开水,喝了这么多年也没觉得腻。
下午两点,李主任来查房。他看了父亲的恢复情况,又听了听肺部的呼吸音,说一切正常。临走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表情郑重了许多。
“林书记,病理科那边我催过了,他们说明天下午能出结果。”他顿了顿,“我想提前跟您说一声,不管结果是什么,咱们都有应对方案。如果是良性,那就定期观察;如果是恶性,早期手术的治愈率非常高,您不必过于担心。”
我点头:“李主任,我信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考虑别的。”
他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林书记,我当医生二十三年了,见过太多病人。有些领导来了,要求最高待遇、最好方案、最著名专家会诊,可真正听医生话的没几个。您是我见过最沉得住气的。”
我笑了笑:“我不是沉得住气,我是知道自己不懂。你是专家,我听你的。”
他愣了一下,也跟着笑了。那笑容里少了一些客套,多了一点真诚。
从李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里又碰见了张德柱。他老伴昨天做了检查,今天安排住院,他提着暖水壶去打水,看见我就快步走过来,一脸喜色。
“林书记,昨天的事太谢谢你了。李主任给看了,说问题不大,先住院消炎,过几天再复查。”他搓着手,“我老伴说让我一定好好谢谢你,改天请你吃饭。”
“张叔你别客气。我爸也在这儿住着,咱们有个照应。”
他点点头,又压低了声音:“林书记,我听说你爸的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放宽心,老林那个人一辈子积德行善,肯定没事。”
我拍了拍他肩膀,心里暖了一下。这些朴实的人,用最朴素的话给你安慰,比那些长篇大论都管用。
那天傍晚,我带着周雅和母亲去医院后面的小公园散步。公园不大,有个小亭子,几棵老槐树,一条鹅卵石铺的小路。好多住院的病人家属在这儿坐着,有的聊天,有的发呆,有的低着头刷手机。
母亲坐在亭子的石凳上,看着远处一丛开得正盛的木芙蓉,忽然说:“建国,等你爸出院了,我想跟他回老家住。省城太闹了,不习惯。”
周雅说:“妈,省城医疗条件好,以后复查也方便。”
母亲摇摇头:“你爸不爱来城里,他心里惦记老家那个小院子。今年春天他还在院里种了两棵柿子树,说等结了柿子给孙子吃。他要是不回去,那两棵树就荒了。”
我没接话。我知道母亲说的是实话,可我也知道,她心疼我,不想让我在医院和工作之间来回奔波。她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到老了也不肯歇一歇。
晚上回到病房,父亲精神不错,居然坐起来跟孙大爷下了一盘棋。他赢了两步,孙大爷不服气,喊着“再来再来”,两个老头较上了劲。
我站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这场面熟悉又陌生。小时候父亲在厂里下班,也常跟工友下棋,蹲在家属院的水泥地上,棋盘是用粉笔画的,棋子是瓶盖做的。那时候他也争强好胜,输了就懊恼得直拍大腿。
可如今他下棋的时候手会抖,想半天才落一颗子。岁月到底还是把他的棱角磨平了。
/ 05
结果出来的那天是周一。上午十点半,李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很平静:“林书记,结果出来了。良性。炎性假瘤,不是肿瘤。老人家可以放心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走廊里,一时说不出话来。窗外的阳光照得地板发亮,有几个护士推着药车从面前经过,轮子在地砖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站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声“谢谢”。
挂了电话,我推门进病房。父亲正靠在床头看报纸,母亲在旁边叠衣服,周雅在窗台上浇那盆绿萝。三个人同时抬头看我,我没说话,只是走过去,握住了父亲的手。
“爸,没事了。良性。”
父亲的手抖了一下。他看了我两秒钟,然后把报纸放下,慢慢摘了老花镜。他没说话,但鼻子吸了一下,喉结上下动了动。
母亲“哎哟”一声,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她转过身去,肩膀微微耸动。周雅走过去搂住她,轻声说“妈,没事了,没事了”。
孙大爷在隔壁床上拍了下巴掌:“我就说吧,老林你这人福气大,肯定没事!”
父亲终于笑了。那个笑容从嘴角慢慢扩到眼角,皱纹一道一道舒展开来。他反手握紧了我的手,掌心粗糙而温暖。
中午我去食堂买了四个菜,还特意要了一小瓶黄酒。母亲破例没拦着,只是笑着说“少喝点”。父亲端着酒杯抿了一口,脸上泛出一点红晕。
“建国,这杯敬你。”父亲举杯说,“这些天辛苦你了。”
“爸,你敬我干啥,我又没干啥。”我端起自己的水杯跟他碰了一下,“你要敬也敬李主任,敬医院的医生护士。”
父亲点头:“都敬。等出院了,我回老家给他们蒸一锅馒头送来。你妈蒸的馒头,谁都夸。”
母亲在旁边笑骂:“你就会拿我当人情。”
那天下午的病房充满了笑声。周雅给儿子打了个视频电话,告诉他说爷爷没事了。儿子在电话那头喊“爷爷你快回来,我想你了”,父亲对着屏幕一个劲儿地笑,眼角却闪着光。
晚上我送周雅去高铁站。她学校还有课,得赶回去。进站口的人很多,她拉着行李箱回头看我,说:“建国,你好好休息几天。爸没事了,你也该松口气了。”
“我知道。”
她走过来抱了我一下,很轻,很快就松开了。“走了。”她挥挥手,转身汇入人流。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慢慢变小,融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秋风有些凉了,我把夹克拉链拉上,转身往停车场走。
回到医院的时候,王院长正从病房楼出来。他看见我,快步迎上来:“林书记,恭喜恭喜。老人家没事就是最大的好事。”
“多谢王院长这些天的照顾。”
他连连摆手,又说:“林书记,老人家既然没事了,那这周是不是可以出院?后续定期复查就行,我这边帮您安排好。”
“行,就这周吧。”
他点头,又犹豫了一下说:“林书记,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就是……医院下个月有个学术交流会,想请您来给讲个话,不用太长,十分钟就行。您看方便不方便?”
我看着他的眼睛,这一次没有马上拒绝。这些天王院长前前后后确实没少操心,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父亲的治疗安排得妥妥当当,这是事实。
“这样吧,”我说,“等父亲出院以后,你让小周跟我秘书对接,时间合适的话我过来。”
他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好好,我回头就安排”。
我转身往电梯走,心里明白这顿饭、这个讲话,其实都不只是“感谢”那么简单。可有些事就是这样——你以为你在一条道上走,可不知不觉就分了岔,岔道上的风景不同,规矩也不同。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有些游戏规则就得遵守,只要不越底线就行。
/ 06
父亲出院那天是周四。一大早母亲就把东西收拾好了,三个塑料袋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她带来的衣服和没吃完的水果。父亲换上了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楼下的车流,转身说:“走吧,回老家。”
我去办了出院手续,王院长亲自在楼下等着,又说了好一阵客气话。李主任也来了,给父亲开了些消炎药和止咳药,嘱咐一个月后回来复查。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了好几遍“辛苦你”。
张德柱也来了,拎着一兜子苹果说是给父亲路上吃。他跟父亲握着手,两个老工友站在医院门口,说的都是些厂里的旧事,谁谁走了,谁谁家儿子结婚了,谁谁还住在老家属院里。
父亲说:“德柱,等你老伴好利索了,回老家来,咱哥俩喝一顿。”
张德柱笑了:“中。我自带酒,上回我闺女给买的两瓶好酒还没舍得开。”
我看着他们俩,忽然觉得眼眶有些热。这些天在医院的种种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护士小刘的冷漠,王院长的殷勤,李主任的专业和谨慎,张德柱的卑微和感激,建军的烟火气和贪图——每一个人都是真实而有温度的。
父亲坐进车里,母亲坐在他旁边。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医院的大楼。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晃眼的光。车子缓缓驶出医院大门,汇入城市的车流。
上了高速以后,父亲一直看着窗外。田野里的稻子黄了,远远近近的村子散落在平原上,炊烟细细地升起来。他忽然说:“建国,这回给你添麻烦了。”
“爸,你说啥呢。”
“我说真的。”他转过头看着我的侧脸,“你在省里当那么大的官,天天那么多事,还在这儿耗了一个礼拜。我心里过意不去。”
“我是你儿子,这不叫耗。”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当这个官,往后还有好多事。别因为家里的事分心。我跟你妈在老家好着呢,你甭惦记。”
我没接话。车子过了一个隧道,光线暗下来,又亮起来。母亲在后座拍了拍父亲的膝盖,轻声说:“行了,少说两句,让孩子好好开车。”
父亲“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车子下了高速,拐进通往县城的省道。路两边的白杨树笔直地站着,叶子哗啦啦地响。再过二十分钟就到家了,那个老农机厂的家属院,父亲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路过县城街口的时候,父亲忽然说:“停一下,我去买点东西。”
“买啥?”
“上回你妈说想吃王记的烧鸡,我去买一只。”
我把车停在路边,父亲下了车,慢慢走到那家烧鸡店门口。店老板认识他,老远就喊“林师傅出院啦”,父亲笑着应了一声,站在柜台前挑了半天,最后买了两个。
他提着烧鸡走回来的时候,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阳光照在他身上,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我看着他慢慢走过来的样子,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走路,腰板挺得直直的,步子迈得大大的。
可如今他走得慢了,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像是在丈量剩下的时光。
我鼻子又酸了。我扭过头去,假装看后视镜里的风景。
/ 07
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母亲开了门,屋里的家具还蒙着薄薄的灰。她放下东西就去厨房烧水,父亲坐在堂屋的旧沙发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还是家里舒服。”
我帮他们收拾了一会儿,把带来的药放到父亲床头的抽屉里。母亲在厨房里忙活,切菜的声音当当当的,夹杂着油锅的滋啦声。不一会儿,韭菜盒子的香味就飘满了整个屋子。
父亲坐在桌边,夹起一个刚出锅的盒子咬了一口,烫得直吸气。母亲端着碗出来,笑他:“急啥,又没人跟你抢。”
“香。”他说,“在医院那几天,就想这一口。”
我也夹了一个,咬下去,韭菜和鸡蛋的味道溢满口腔。这味道从小吃到大,从来没有变过。那些年在外面跑,吃过山珍海味,可最好吃的还是母亲做的这一口。烟火气这东西,最养人,也最养心。
吃完饭,父亲说困了,要去躺一会儿。我帮他脱了外套,盖好被子。他闭上眼睛,呼吸很快变得均匀。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看着他微微瘪下去的腮帮和松弛的皮肤,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母亲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我走进去,她说:“你回省城去吧,别耽误工作了。你爸这儿有我。”
“我明天再走。”
她擦着手,回头看我:“建国,你这回瘦了。回去让雅雅给你多做点好吃的。”
“知道了,妈。”
我走到院子里,站在那两棵柿子树下。树不大,叶子绿油油的,枝头挂了几个青涩的小柿子。父亲说过,等它们红了就给孙子吃。我伸手摸了摸最矮的那个,硬邦邦的,还远没有熟。
院墙外传来邻居家的狗叫声,还有小孩追逐打闹的笑声。天空高远而湛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去。这样一个寻常的午后,阳光安静地落在这个老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
我掏出手机,给小周发了条信息:明天下午回省里,上午帮我空出来。
他很快回了一个“好”。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这些天发生的事像一场梦,从医院走廊里的冷眼到院长赶来的道歉,从父亲的CT片到良性的病理报告,从张德柱的眼泪到建军的烟。每一件事都真实得不能再真实,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省委书记也好,普通百姓也好,生老病死面前人人平等。可人与人之间的那点情分,那点仗义,那点守望相助的暖和劲,才是这个人间最值得的东西。
我回屋的时候父亲醒了。他坐在床边,正在穿鞋。看见我进来,他说:“建国,你去给我买包烟。”
“爸,你还抽烟?”
“就一根,你妈不在。”他小声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笑了:“行,我去买。就一根啊。”
他点头,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笑意。
我走出院门,秋天的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巷子口的小卖部还开着,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太太,正在看一部咿咿呀呀的戏曲。我买了一包烟,又顺手买了根棒棒糖。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整条巷子染成了暖黄色。我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咳嗽了一声,母亲在厨房里哼着歌,远远的,不知道谁家在放广播,断断续续地传出来一首老歌。
这就是日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珍贵得不能再珍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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