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圆桌 | 什么是中国机遇2.0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当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有些人基于零和博弈旧思维，提出所谓的“中国冲击2.0”“中国挤压论”等伪叙事。另一边，“中国机遇2.0”在舆论场中持续升温，印证“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日益成为国际共识。

如何解构“中国冲击2.0”的伪学术逻辑，阐释“中国机遇2.0”的丰富内涵？如何打破西方工业化理论的话语垄断，讲好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世界意义？本报约请上海社科院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 陈瑜 本报记者

■嘉宾： 干春晖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刘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詹宇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和阿联酋共建绿色丝绸之路重点合作项目——迪拜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四期光热光伏综合发电项目 新华社图

主持人：从“中国产能过剩论”到“中国冲击论2.0”，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变种，折射出西方国家在全球格局重构下结构性焦虑的集中外溢。近期，所谓“中国挤压论”甚嚣尘上，炮制中国“抽走了发展中国家上升的梯子”的荒谬叙事。如何认清这类论调的伪学术逻辑？

干春晖：“中国挤压论”被部分西方智库与舆论赋予较强的学术迷惑性，看似有贸易份额、产业占比等数据作为佐证，深挖其底层逻辑，本质是西方传统现代化叙事解释力失灵后的话语反弹。其核心深植于线性工业化史观，将工业化描绘成阶梯式爬升的固定序列，先行者划定规则，后发国家只能逐级跟进，不可越位。这并非对客观规律的学术总结，而是服务于中心-外围分工体系的话语建构。

把先发国家的特定历史路径包装为工业化公理，更接近一种学术叙事上的路径垄断。西方工业化内嵌殖民扩张、资源攫取与规则主导等历史条件，先低端后高端、先制造后创造的递进路径，是特定时代与地缘格局下的产物，不是后发国家必须复刻的标准脚本。中国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多产业并行突破，本是后发国家的自主发展探索，放在固化的线性叙事视角里，反倒被解读为“越界”与“挤压”。

剥离其伪学术包装可以看到，从“产能过剩论”“中国冲击论”到“中国挤压论”，这类论调都拥有一套相通的论证套路：先预设零和博弈的分析框架，再选择性裁剪事实实现逻辑自洽；先设定中国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的判断，再反向遴选能够支撑结论的论据。“挤压论”刻意回避两个基本现实：一是中国从未以技术壁垒、规则封锁阻碍他国工业化进程，反而通过产能合作、装备出口与技术分享，客观上降低了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成本与门槛；二是全球产业空间并非存量固定的零和赛场。以光伏产业为例，中国产业链的成熟推动全球组件成本十年间下降超九成，带动东南亚、拉美多地配套产能同步成长。真正惯于以技术壁垒构筑门槛、用规则优势固化层级的，恰恰是这套叙事的主要建构者。认清这类话语的实质，关键是跳出对方预设的话语体系。

刘亮：在理论上，“中国挤压论”存在三个本质性错误：一是前提错误，将“存量竞争”预设为唯一状态。错误地将市场容量、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存量”。事实上，全球经济总量的扩张是通过技术革命、分工深化、市场拓展和新需求创造不断把“蛋糕”做大实现的。中国是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过程中，通过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形成新兴消费市场和提升跨国产业链效率的方式带来自身增长的。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引擎”。

二是逻辑错误，将“相关性”当作“因果性”。简单地把中国制造业增长与其他国家制造业衰退之间的时间相关性直接等同于因果关系，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前，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就已经开始，这是跨国公司在综合考虑劳动力成本、市场接近性、制度环境、税收政策、供应链韧性等多重因素后做出的理性决策。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既是自身改革开放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也是跨国资本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将技术革命的结构性后果归咎于中国，是一种典型的“错置归因”。

三是结论错误，将“局部特殊”视为“整体普适”。简单地将市场竞争中的正常局部现象视作整体全面的影响，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中国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形成了竞争优势，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但中国在产业竞争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整体提升。如中国与东盟国家2025年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双向投资累计超过4500亿美元。

詹宇波：“中国挤压论”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发展规律与中国发展实践的机械化、片面化解读。从国际比较数据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韩国基本持平，结合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处于合理区间。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占比持续稳步提升，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的趋势完全契合经济发展普遍规律。此外，国内地区间的产业有序承接与布局优化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正常态势，不仅不会挤压其他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空间，反而能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支撑。

从历年来我国向越南、孟加拉等国出口的商品构成变化中不难发现，早期占出口较高比例的棉纱、棉布等初级原材料比例持续下降，而化纤、针织物及纺织机械等技术复杂度高的出口品类占比显著提升，说明我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清晰的上下游产业分工。但这一事实在“挤压论”中被刻画为以增加值衡量的出口不减反增，因而得出中国不肯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的荒谬结论，完全无视我国制造业产业优势是严格遵循效率导向的必然结果。多年来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破除市场壁垒、完善产业配套，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持续攀升，优质的发展环境让我国制造业具备更高生产效率和更强竞争力。

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机遇2.0”成为国际热词，构成了对“中国冲击”旧叙事的有力回应。过去，“中国机遇1.0”更多体现在大市场、低要素成本的发展红利之上，“中国机遇2.0”则意味着全方位的赋能创新、高收益的投资机会，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如何深刻理解“中国机遇2.0”的丰富意涵？

干春晖：“中国机遇2.0”是全球市场对中国发展阶段跃迁形成的客观认知，也从实践层面回应了诸多针对中国发展的片面叙事。外界所认知的“中国机遇1.0”，对应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分工的起步阶段，依托劳动力、土地等传统比较优势，叠加超大规模市场，为全球资本和产业提供了稳定的成本洼地与增长空间。不少观点将“中国机遇1.0”与“中国机遇2.0”割裂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阶段，但二者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发展不断向纵深演进带来的内涵迭代。现阶段，中国传统市场与产能优势依然存续，同时叠加了更加多元的创新赋能价值。

如果说“中国机遇1.0”的核心价值是要素层面的开放共享，那么“中国机遇2.0”的核心要义则转向发展能力的共建共创。随着中国产业持续向创新链上游延伸，在新能源、高端装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逐步形成体系化的技术迭代与落地能力，这些能力没有局限在本土，而是顺着项目合作、技术适配、人才培养的渠道向外传导。全球合作者收获的，也不再只是供应链层面的效率提升，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成长能力。

真正高质量的发展机遇，从来都是共同拓展边界，而不是切分现成的存量蛋糕。中国的产业创新大多分布在新兴赛道，是在开辟全新的应用场景与市场空间。产业升级过程中，局部领域的正常竞争在所难免，但从全局看，这种竞争更多是技术迭代的动力。过去全球企业带着成熟技术来华落地产能，如今越来越多机构选择和中国研发团队联合攻关，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也从单向的产能转移转向双向的价值共创。

不同于传统技术输出往往附带规则捆绑与各类约束条件，中国对外产业合作更加注重方案适配性，充分尊重合作方的自主选择与发展节奏。对后发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无需照搬发达国家工业化路径，就能够依托务实合作获取适配本国国情的技术与产业支撑，缩短产业追赶的周期。

刘亮：“中国机遇2.0”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从“规模互补”走向“能力互构”，这是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变化的产物，也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适应全球经济需求结构变化的必然选择。

一是从贸易红利向技术共创的转变。“中国机遇2.0”是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其深层价值就是将我国自身创新能力转化为惠及各国的全球性公共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应用场景、完整产业链、持续创新能力和产业协同优势，中国为全球各类新产品、新服务提供了“从0到1”验证和“从1到N”放量的最佳试验场，形成“在中国研发转化、向世界推广落地”的全球开放创新生态网络。2025年，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中国机遇”正在由“卖给中国”扩展为“同中国一起创造”，从“世界供求市场”成长为全球创新转化、试验和产业化的大平台。

二是从量的扩张向能力共建的转变。“中国机遇2.0”通过产能合作与技术共享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质优价廉的生产设备与技术支持，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研发、共同制造、共同迭代”，助力其形成内生发展能力。这既体现为技术能级的共建，也体现为产业体系能级的共建，不仅是单项技术，还包括供应链配套、质量标准、物流体系、人才梯队和制度环境建设。如中国企业与印尼在镍加工领域展开全面合作，使印尼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镍加工产品生产国之一，形成了全球竞争力。

三是从单一贸易规则向制度化共治的转变。“中国机遇2.0”以包容均衡的开放姿态参与全球治理，这一方面体现为在国内积极推进制度性开放。截至目前我国关税总水平降低至约7.3%，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缩减至29项。与此同时，中国还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保护、标准互认等领域积极开展全球合作，为各国共同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基础设施。如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谈判、中国与多个国家签署的“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安排、中国与部分非洲国家在海关现代化方面的合作，都是中国在去全球化逆流中搭建普惠增长通道，为动荡世界注入可触摸的确定性。

主持人：将实现新型工业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是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中把握发展自主权、构筑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工业化路径选择。如何从学理上讲好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干春晖：探讨新型工业化的世界意义，不少论述容易落入“模式输出”的惯性叙事，这实际上偏离问题本质。中国道路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可供复制的标准化方案，而在于拓展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理论视野与实践边界。在经典发展经济学的中心-外围分析框架下，后发国家长期被限定在承接产业转移、梯度追赶的固定路径内，技术依附几乎被视作实现追赶的必经之路。中国把新型工业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以数十年实践打破这一固有认知，为全球南方的工业化探索提供重要学理参照。

新型工业化最重要的学理突破，在于建立起超大规模市场托举的内生增长逻辑。多数后发经济体发展初期高度依赖外部资本与海外订单，极易陷入经济依附困境。中国依托广阔的本土市场，为产业试错、技术迭代落地提供充足试验场，本土市场需求成为产业升级的底层支撑，形成需求牵引升级的正向循环。这套发展逻辑降低了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为人口体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工业化提供现实参考。

真正可持续的工业化，是守住包容性底线的均衡发展。西方早期工业化走效率优先路径，也付出了城乡割裂、阶层分化的社会成本。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锚定实体经济，注重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通过产业链梯度布局让工业红利向更广地域延伸。这种兼顾升级与民生的取向，对既要追赶又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有切实参考价值。

从全球格局看，新型工业化也在推动分工从垂直层级转向多元互补。传统层级化分工限制了后发国家上升空间，中国建成完整产业体系后，未走排他性壁垒的老路，而是与各国开展差异化协作，在新兴产业领域形成协同分工网络。这种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更契合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趋势。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启示在于，后发国家立足本国国情，完全能够走出一条自主、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道路。现代化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范式，每多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可行发展路径，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图景便更宏阔一分。

詹宇波：中国的新型工业化转型是包容共享的发展进程，在自身提质升级的同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创造市场红利和创新机遇，为全球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依托成熟的基建技术、完备的产业配套和丰富的建设经验，助力众多发展中国家打通交通、能源、通信等基建瓶颈，补齐工业化发展最核心的硬件短板，为当地产业落地、贸易流通和经济发展筑牢基础；第二，在数字技术与规则领域，中国主动输出成熟的数字产业技术和数字化转型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数字鸿沟，赋能当地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助力其抢抓数字工业化发展机遇；第三，在绿色开发领域，中国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绿色能源、低碳制造、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与经验，助力各国推进绿色工业化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第四，在出口市场层面，中国持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降低贸易壁垒、优化进口营商环境，主动敞开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品、特色商品提供广阔的出口渠道，有效带动当地制造业发展、就业提升和经济增长。

刘亮：对新型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不忘本来”。中国新型工业化之“新”，深植于中国百余年来追求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如果切断这一历史脉络，新型工业化就会被误读为一种“政策创新”或“技术选择”，从而失去其作为历史实践积累成果的厚重感。因此，要创新研究方法，如在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历史档案整理与口述史料等；打通学科壁垒，如在工业化研究的过程中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纳入分析视野；鼓励跨学科研究，如开展经济史、科技史、制度史和产业经济学的联合研究等。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命题，在历史经验转化为经典理论过程中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自主知识体系。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经验、世界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命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全球气候约束下已不可重复；依附论的悲观预言虽然被东亚部分经济体的实践部分证伪，但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或“过早去工业化”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回答的世界性理论问题。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为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经验样本，即以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绿色转型嵌入工业化进程、政府与市场功能协同、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这些“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是对既有工业化理论的重要补充和修正。这既是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升华，也是对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实质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