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2年秋，北京一间作战会议室里，地图摊在桌面上，西藏高原的山口、河流和道路被反复标记。刘伯承坐在一旁，已经69岁，身体状况远不如从前，却始终盯着边境方向。讨论的并不是要不要逞强，而是这场仗究竟该不该打、怎样打、打到什么程度。
中印边界问题，并非突然爆发。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逐步把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边界安排，当成既成事实。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中央政府开始处理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印度却对边境走向产生了新的盘算。
1951年以后，印度在中印边境东段不断推进，设立据点，实际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地区。中国政府没有立刻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是通过外交渠道交涉，希望把争端控制在谈判范围内。
事情并未因此缓和。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印度公开收留并支持部分叛乱人员。同年8月，朗久地区发生武装冲突；10月，中印边境又发生空喀山口冲突。中国方面多次提出谈判，周恩来还于1960年率团访问印度，试图寻找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但双方立场相距太远。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局势滑向战争的，不只是口头争论，而是边境上的“前进政策”。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实际控制线附近推进，修筑据点，试图用一处处小规模占领，改变边境态势。中国军队则面临一个现实难题：高原运输困难，部队分散，补给线漫长，任何一次行动都不能只看眼前得失。
1962年9月20日，印军在克节朗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双方发生冲突。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展开反击。战争由此全面爆发。
开战前的中央军委讨论，并不像一些故事里写得那样简单。支持作战的人，考虑的是边境主权和部队安全；主张慎重的人，则担心印度得到外部援助，担心战线过长，也担心战争扩大后难以收场。大家都清楚，解放军若要在高原作战，面对的不仅是对手，还有严寒、缺氧和运输。
会议争论之际，刘伯承没有急着抢话。作为长期统率大兵团作战的将领，他明白，军队最怕两种情绪：一种是畏惧困难，另一种是被愤怒牵着走。沉默许久后，他明确表示：“这场仗非打不可。”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鼓动情绪，而在于判断已经到了必须行动的关口。
但刘伯承并没有因此越俎代庖。中央决定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负责前线指挥，刘伯承更多承担战略研究和军事指导作用。张国华曾在刘伯承麾下工作，对老首长的脾气十分熟悉。刘伯承也提醒他：“仗怎么打，由前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我做好配合。”
这不是客套话。高原战场瞬息万变，远在后方的人不能替前线指挥员包办一切。刘伯承看重的，是原则、判断和执行之间的关系。战争部署既要有总体方向，也要给一线留下临机处置的空间。
在研究地形时，刘伯承特别关注河谷和山口。他提出，高原上道路稀少，但水系往往能够指示通行方向，部队可以利用河谷隐蔽接近，形成出其不意的穿插。相关部署后来成为作战行动的重要参考。中国军队依托地形分割印军据点，迅速突破克节朗地区防线，印军第七旅遭到重创。
首战取胜后，许多人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对手既然败了，后面就不会有太大麻烦。刘伯承偏偏在这时提醒张国华：“胜利之后，更要防止轻敌。”这句话，才是他留给部队最重要的告诫之一。
11月，中国军队在西山口、邦迪拉等方向继续作战，印军防线再次崩溃。战场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刘伯承等人并未把追击无限延长。高原补给能力有限，部队深入越远，运输和伤员救治越困难；同时，中国出兵的目的，是打击印度的进攻企图，迫使其回到谈判轨道，并非占领印度领土。
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全线停火，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此后，战场缴获的武器、物资和俘虏被依规处理，战争没有继续扩大。刘伯承参与的这场边境战争，也成为他军事生涯后期重要的一次战略实践。
所谓“非打不可”，说的是底线受到挑战时不能一味退让；所谓“不可轻敌”，说的是取得局部胜利后仍要保持清醒。两句话放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军事判断：该出手时敢于出手，打赢之后不被胜利冲昏头脑。ે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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