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挑战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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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益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或将由高度中心化逐步走向多样化与多极化。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在于世界是否走向多极化，而在于未来将形成相互割裂的多极体系，还是基于统一规则实现多极共治。

随着中国新兴产业崛起，近几年国际社会对华贸易叙事转为“中国冲击2.0”，将中国高端制成品出口视为冲击来源。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来自全球化模式的一个重要预设：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应当相对顺畅。问题在于，现实中这种调整往往难以平滑完成。中国经济还面临消费率不足等现实挑战。

是否可能推动叙事从“中国冲击”转向“中国机会”？中国现在已经是大国经济，面对内外约束，应当摆脱小国经济阶段的思维定式。既要坚持扩大内需，夯实国内再平衡根基；也要推动对外合作重心从贸易转向投资与产业合作，妥善把握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打造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在多边框架下实现互利共赢。

——黄益平 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 本文为作者在近期举办的2026年鸿儒全球金融治理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过去约四分之一世纪，全球经济的网络中心性总体抬升：美国的金融中心性持续增强，中国的贸易中心性也得到显著提升，但这种中心性趋势可能出现拐点，转而走向多极化。美国金融中心性集中体现为储备货币与支付体系地位持续强化；但近年来美元工具被武器化，全球金融体系开始走向多样化。中国贸易中心性进一步提升的难度也在加大。

“中国冲击”背后

贸易摩擦内涵演变

“中国冲击” 这一概念最早出自2013年几位学者的论文。该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给其他市场（尤其是美欧地区）造成了就业冲击。数年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北大国发院时，谈及美国小镇蓝领青年群体的就业困境，将其归因于中国廉价低端制造品的出口。关于美国就业压力究竟源于贸易还是技术，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多数学者认为，技术因素的影响大于贸易因素，但贸易维度依然是反复被讨论的话题。

近几年被讨论的 “中国冲击2.0”，叙事方向大体延续，但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冲击来源从以往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转向高端制成品。最近的调研显示，中国出口对美国、欧洲、东南亚、拉美、非洲、南亚带来的外部影响各有差异，但各方存在一个共同反馈：对中国高端产品的大规模出口抱有担忧。

欧洲担忧，一旦中国进入其传统比较优势领域，本土相关产业的生存将面临挑战；美国则顾虑，倘若前沿产业被中国主导，全球格局或将重塑，这背后交织着大国竞争因素。部分学者认为，该问题同样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新兴产业崛起固然为不少东南亚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但也使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担忧自身工业化空间受到挤压。

为什么这一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其深层原因来自全球化模式的一个重要预设：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应当相对顺畅。东亚经济发展曾经存在一个“雁行发展模式”，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沿着产业阶梯向上攀升，实现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但根本问题在于：现实当中，经济结构是否真的能够高效、顺畅完成调整？美国整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却也未能妥善解决局部由外部竞争带来的就业难题。“中国冲击 2.0” 同样遭遇这一困境，叠加数字技术普及、中国经济体量扩张的因素，挑战与压力被进一步放大。

全球经济失衡

与大国经济的现实约束

“中国冲击 2.0” 与新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相互关联。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讨论二十年前便已开启，当时突出矛盾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相对不足。此后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显著回调，说明再平衡进程一直在推进。但2018年以后，经常账户顺差再度回升，重新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尽管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较以往有所回落，但随着经济体量扩张，顺差绝对规模及其对外部经济体的影响有所放大，外部消化与结构调整的难度也同步上升。

我国现在已经是大国经济，与过去的小国经济完全不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早期出口以低端产品为主，发达经济体对此较容易接受，因为可以买到廉价商品。但如今我国开始大规模出口高端产品，且产品具备 “质优价廉” 的特点，这给欧洲带来强烈的 “生存恐慌感”。中国产品如今性能提升或成本显著下降，对欧洲的传统优势产业形成冲击，同时欧洲本土的创新活动又面临很多障碍。

过去通常认为，失衡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同时夹杂周期性因素；现在来看，两类因素均十分重要。我国经济中消费不足的问题已存在数十年，尽管过去有所改善，但改善力度仍然有限。2018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小幅抬升；与此同时，近几年经常账户顺差再度扩大，而更为突出的短期变化是投资率下行。无论投资率下行是否具备合理性，这一变化的背后可能与房地产业调整、地方债务压力上升、传统产业产能压力加剧相关。这既削弱了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动能，也放大了经济失衡。从结构的层面看，我国消费率尚不足60%，虽已经略有上升，对比约75% 的世界平均水平，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AI）技术未来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一趋势。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或将由高度中心化逐步走向多样化与多极化。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在于世界是否走向多极化，而在于未来将形成相互割裂的多极体系，还是基于统一规则实现多极共治。此前提出的 “一元多极共治” 理念，在当下仍值得深入探讨。

从“中国冲击”转向

创造“中国机会”

我们是否有可能创造 “中国机会”？成为大国之后，面对依然突出的经济失衡，如何与各经济伙伴实现共同成长，这是一项重大课题。

过去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从占比来看，可能远高于当下，但彼时中国更多体现为小国经济特征。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根本差异在于：一旦成长为大国，就会出现 “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 的现象，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将大幅抬升，面临的阻力也会显著增大。

我国可以采取哪些应对之策？第一，维护多边开放的经济体系。这完全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国际经济大循环仍然是我国经济“双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与拥有共同利益和立场的国家（包括欧洲）一道，共同维护开放的多边体系，这对中国与世界经济都十分重要。

第二，坚定不移扩大内需。大国经济不应、也很难主要依靠外需拉动增长，国内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如果我国消费率无法有效提升，“供强需弱”、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近年来投资增速快速回落，这一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扩大内需不仅是实现国内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也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承担起重要市场的责任。我们既要向世界输出产品，也应积极欢迎各国的商品与优质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第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心从贸易转向投资与产业合作。贸易能够让各方获益，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深化国际劳动分工。但现实中，结构调整并不像构建数学模型那样简单，往往伴随着巨大摩擦。不少国家完成结构调整存在现实困难，这也是部分国家对中国出口规模存在抱怨的根源：本国产业面临调整压力，例如美国昔日小镇蓝领的就业困境，以及当下欧洲对产业受冲击、就业流失、收入前景恶化的担忧。

对此，我们应当逐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心，从单纯货物贸易转向投资与产业合作。由直接出口产品，转向在当地开展投资，就地创造就业、税收、收入与 GDP，有望有效缓解贸易摩擦。

第四，妥善把握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关系。中国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自由贸易与多边框架，另一方面在技术政策上强调自主创新、自立自强。这一政策导向具备现实必要性，但作为大国，我们需要更清晰、精准地向国际社会阐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十五五” 时期，扩大内需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同等重要；在推进供给侧创新的同时，也要同步扩大内需，加强国际沟通，避免外界只看到中国供给能力扩张，忽视中国市场扩容和进口增长的机遇。

第五，打造能够实现多方共赢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两年前我曾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支持其他国家，特别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推进绿色能源转型。该构想既有助于消化国内部分产能，也能够推动我国技术迭代升级。我们需要探索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摆脱小国经济阶段形成的思维定式。这套逻辑放在大国经济语境下，会带来极高的全球调整成本，我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