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2019年，我带着在国内打拼十几年攒下的六百万身家，踏上了乌克兰的土地。那时的基辅充满生机，轻工业产品需求旺盛，而本地的制造业相对薄弱。我看准了这个机会，在基辅西郊租下厂房，从国内进口零部件，雇佣本地工人进行组装。
创业初期的艰难难以言喻，语言不通、法律法规不熟、招工困难，每一项都在消耗我的耐心和资金。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阿丽娜来应聘了。
她是个混血儿，父亲是早年去独联体倒卖小商品留在当地的哈尔滨人，母亲是地道的乌克兰人。她有着东欧女孩高挑的鼻梁和深邃的轮廓，但眼睛和黑发却遗传了父亲，性格里更是揉进了东北人的直爽和斯拉夫人的坚韧。
她不仅精通中乌英三语，而且办事雷厉风行。有她在，从办理税务登记到和本地海关扯皮，再到管理车间里那些总是想提前下班的工人，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
我记得那天是为了赶一批发往波兰的急单，我们在没有暖气的仓库里盘点物料直到凌晨三点。我冻得手指发僵，她递给我一杯滚烫的红茶，搓着手对我说：“林哥，等这批货交了，你得请我吃顿好的，要吃正宗的锅包肉。”
看着她鼻尖冻得通红却依然明亮的眼睛，我心里某处坚硬的东西突然就融化了。在日复一日的加班和并肩作战中，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到了2021年底，工厂的效益迎来了爆发。我们的产品不仅在乌克兰本地站稳了脚跟，还开始向周边的东欧国家辐射。我雄心勃勃地做了一个决定：把那两年赚到的所有利润，加上国内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两百万，全部投入进去。我买下了更大的地皮，订购了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仓库里堆满了刚刚清关运到的核心零部件。
后来我还向阿丽娜求了婚，我带她去看基辅市中心的一处高档公寓，指着第聂伯河的风景对她说：“明年春天，我们就搬进来，然后办一场最体面的婚礼。”
那时的我觉得我们的未来一定是会很幸福的，然而到了2022年2月24日清晨，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我是在一阵沉闷的巨响中惊醒的，那种声音不同于打雷，它带着一种让玻璃和地板都产生共振的压迫感。我猛地坐起来，抓起手机，屏幕上跳动着几十个未接来电，全是我厂里的中国技术员和本地主管打来的。
“林总，打起来了！机场那边全被炸了！”技术员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抓起车钥匙就要往外冲。我的工厂在基辅西郊的伊尔平方向，那里不仅有我全部的设备，还有价值上千万的库存。那是我从二十岁出头开始，在流水线上熬瞎了眼睛、在酒桌上喝坏了胃，一分一毫攒下来的全部身家。
阿丽娜死死地抱住我的腰，她的力气出奇的大，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
“你疯了吗！现在不能去！”她冲我大吼。
“我的厂在那儿！我的钱全在那儿！”我像头失去理智的野兽一样挣扎，“我得去把核心主板抢出来，哪怕拉一车出来也行！”
“外面在戒严！到处都是军队和乱开的车，你连市区都出不去就会死在路上！”阿丽娜把我狠狠地推倒在沙发上，眼泪夺眶而出，“厂子没了可以再建，你死了我怎么办？”
我瘫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远处升起的浓烟，听着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撕裂了基辅寒冷的早晨。手机里不断传来坏消息，进出城的高速公路已经被封锁或者堵死，炮火正在向郊区蔓延。我引以为傲的工厂，我压上全部身家和未来的事业，在战争这台巨大的绞肉机面前，连一片纸屑的重量都不如。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躲在公寓地下室的防空洞里。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猫睡的状态，不吃不喝，只是呆呆地盯着墙壁。我的大脑拒绝接受现实，闭上眼睛就是流水线运转的马达声，睁开眼睛却是地下室潮湿发霉的墙壁。
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了，因为当一个男人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社会身份和全部财富，他的脊梁也就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