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飞往基辅的航班降落时，正是十一月的深秋。舷窗外的天空像一块巨大的、没洗干净的灰色抹布，沉甸甸地压在光秃秃的树冠上。去基辅之前，我身边的哥们儿拍着我的肩膀，满脸艳羡地说，去乌克兰好啊，那可是男人的天堂，大街上全是不要彩礼、倒贴都要嫁给中国人的金发美女，你可得把握住机会。
接机的是公司在当地雇的翻译，叫安雅。看到她的第一眼，我确实在心里暗暗印证了网上的说法。她很高挑，有一头暗金色的长发，鼻梁挺拔，眼睛是那种很深邃的湖蓝色。她没有像网上说的那样对外国男人展现出什么过分的热情，甚至连多余的客套都没有。
她只是快速地核对了我的护照，递给我一张当地的电话卡，然后拎起我最重的一个箱子，大步流星地往停车场走。
“林先生，我们坐公交去市区，然后转地铁，这样能给你省下四百格里夫纳。”她的中文带着点生硬的卷舌音，语气不容置疑。
我愣在原地，看着她穿着一件明显有些年头的黑色大衣，脚下的皮靴边缘已经磨得发白。这和我想象中那些踩着高跟鞋、在街头巧笑倩兮的东欧女郎完全不同。
在摇晃的公交车上，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开始跟我核对明天的行程，从农业部的办事处到几个农场主的见面时间，安排得密不透风。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安雅彻底击碎了我对“乌克兰女孩很随便”的所有粉色滤镜。
她是一个极度渴望赚钱，且把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的女人。中午在外面办事，我提议去环境好一点的餐厅吃顿热乎的商务餐，她总是摇头，带我钻进街角那种最便宜的快餐店。她永远只点一份最基础的红菜汤，加上两块干硬的黑面包，就着免费的热水咽下去。
有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多点了一份烤肉推到她面前。她看着那盘肉，咽了一下口水，却没有动叉子。
“林先生，如果你真的想请客，我可以把这份肉打包吗？”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羞怯，只有一种让人心底发酸的坦然，“我家里还有人。”
那天下午，我们的行程提前结束了。我因为把一份重要的文件落在了农场主的办公室，不得不折返回去找。等我拿着文件走出办公楼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基辅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往脖子里灌。
路过街角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时，我隔着起雾的玻璃，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安雅换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红色员工制服，正跪在地上，用一块抹布用力擦拭着货架最底层的污垢。她的金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几缕散乱的头发贴在满是汗水的额头上。一个身材发福的本地领班正站在她旁边，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安雅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更加用力地擦着地板。
推开门的那一刻，门上的风铃响了。安雅抬起头，看到我的瞬间，她的动作僵住了。那双湖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被掩饰了过去。她慢慢站起身，把脏抹布扔进水桶里，在围裙上擦了擦通红的手。
“林先生，要买点什么？”她用熟练的俄语问，仿佛我们只是素不相识的店员和顾客。
我随便拿了一瓶水，走出店门前，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已经重新跪在地上，背脊弯成了一个沉重的弧度。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网络上那些关于“乌克兰美女泛滥、轻松带回家”的言论，不仅是荒谬的，更是对这片土地上努力活着的女性的一种莫大的侮辱。
几天后，我的业务出了点小状况，一份复杂的俄文合同需要连夜校对。安雅在办公室陪我熬到了凌晨两点。外面下起了大雪，公交和地铁早就停运了，打车软件上也叫不到车。
“去我家吧，离这里走路只有二十分钟。”安雅合上电脑，揉了揉酸痛的脖子，我看着久久没有反应的打车软件，心想也只能这样了。
那是基辅老城区一栋典型的赫鲁晓夫楼，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脱落，楼道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潮气和炖卷心菜的味道。没有电梯，我们爬上五楼，安雅掏出钥匙拧开了那扇有些变形的木门。屋子很小，只有几十平米，但收拾得异常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