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拖着两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走出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时，迎面扑来的是赤道高原特有的干燥与微凉。那时候我二十五岁，因为国内一段失败的初恋和一眼望到头的工作，负气般地申请了公司外派东非的名额。
我以为我最多待三年，等心里的伤口结痂了就回国，按部就班地相亲、结婚、生子。但我今年四十五岁了，依然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
我的梳妆台最底层的抽屉里，放着三个不同材质的戒指。一个是当地黑木雕刻的，一个是成色一般的南非碎钻，还有一个是温润的素圈金戒，那三枚戒指们分别代表了我在非洲经历的三段婚姻。
很多国内的朋友觉得我的生活像个传奇，甚至带着某种猎奇的眼光问我，为什么会接连嫁给三个非洲男人。我总是笑笑不说话，因为那些在烈日、季风、红土和东非大裂谷之间发生的故事，三言两语根本无法缝合进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里。
直到经历了这三次婚姻，岁月将我身上属于中国女人的那份急躁与焦虑一点点打磨平整，我才终于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在听着窗外热带鸟类啼鸣的清晨，彻底看懂了这片土地，也看懂了这里的男人。我发现，无论他们受过何种教育，身处什么阶层，骨子里都刻着一个共同的、几乎是致命的特点。
我的第一任丈夫叫尤马，遇到他那年，我刚到肯尼亚不久，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边缘的一个中资路桥项目部做财务。尤马是当地的一个向导兼司机。那时候的他年轻、健硕，皮肤在阳光下泛着黑亮的光泽，眼睛里有着不加掩饰的野性与热情。
有一次我去镇上采购，车子在半路抛锚，烈日炙烤着旷野，我几乎绝望。是尤马开着他那辆破旧的吉普车路过，二话不说帮我修好了车，还顺手在路边的灌木丛里摘了一把不知名的野花塞进我手里。他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像极了这片毫无遮拦的阳光。
和尤马在一起的日子是极其浪漫的，他懂风的走向，知道哪片云彩会带来暴雨，他能带我在夜里去找出来觅食的猎豹，在篝火旁为我跳起部落里的舞蹈。2006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向我这个来自中国女人提亲了。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部落婚礼，那个黑木戒指就是他亲手刻给我的。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我甚至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我们的未来。我用积蓄在内罗毕郊区付了一块地的首付，打算盖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房子。我教他学中文，劝他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自己做旅游生意。尤马总是连连点头，把我抱在怀里说：“微，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人。”
婚后第二年的一天，尤马的一个远房表哥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尤马在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取走了我们用来准备盖房子买建材的所有存款，那是整整三万美金，是我在项目部省吃俭用熬了三年才攒下的。
当我发现账户空空如也，歇斯底里地质问他时，他并没有觉得抱歉，反而一脸不解地看着我：“微，他快瘸了，如果不帮她治疗，他的孩子们会饿死的，那是我的兄弟。”
“可那是我们盖房子的钱！是我们的未来！”我崩溃地大哭。
尤马走过来试图抱我，声音里带着那种让我后来无数次感到无力的理所当然：“房子晚一点盖没关系，钱没有了可以再赚，但现在他需要这笔钱。微，不要为明天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