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北京一处普通民宅内,公安人员盯住了天花板上的一幅《牡丹图》。画纸被揭开后,墙顶露出暗洞,美制电台、手枪、密码本藏在其中。这个隐蔽电台的主人,正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计兆祥。
真正让案件迅速升级的,并不是这部电台,而是一封被截获的密电。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消息传到台湾后,国民党保密局头目毛人凤试图趁毛泽东出访之机,策划刺杀行动。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党残余特务仍在北平、天津等地活动。他们利用电台向台湾传递军事、交通和政治情报,甚至试图组织暗杀人员潜入大陆。计兆祥负责的潜伏台,因为人员少、隐蔽性强,被敌方吹嘘为“万能潜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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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专列经过天津附近时,公安人员在杨庄大桥一带发现了爆炸物。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截获了一封发往台湾的电报,内容准确提到毛泽东出访的时间和行程。两条线索相互印证,说明敌人已经掌握了重要消息。
毛泽东抵达中苏边境前,相关情况被报告上去。他作出批示:“在我回来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这句话并非针对普通嫌疑人,而是要求公安机关尽快查清电台和暗杀阴谋,避免敌特继续利用潜伏网络制造事端。
公安部随即组织侦破。副部长杨奇清负责指挥,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处长冯基平带领张烈、曹纯之等人展开调查。侦查员从电文中的“计小姐”入手,发现台湾方面曾汇来一笔外汇,却没有直接寄往北京,而是安排到天津领取。
这件事不合常理。
公安人员追查银行记录,找到了“计爱琳”的名字和相关地址。户籍资料显示,住户中有一名叫计采南的女子,年龄和经历都与电报线索相符。侦查人员没有贸然抓捕,而是通过走访、跟踪和接触,逐步摸清这家人的关系。
有一次,侦查人员以治安检查为掩护进入院内。计采南的姐姐计致玫谈起邻居时,透露那户人家颇为可疑。侦查员顺势请她带路,她却让妹妹计采南代为前往。这个偶然安排,使侦查人员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计采南的言谈举止。
随后,一封新电报暴露出更关键的信息。台湾方面询问,查户口的人是否到过计家,并要求今后家中来了客人必须报告。侦查员回想此前的走访,发现电报中的细节与现场情况完全对应。“计小姐”显然并非普通交通联络人。
调查继续深入后,侦查员得知计采南有一个弟弟,名叫计兆祥,户籍上却被说成已经去世。张烈听到这个名字,立即联想到此前审讯潜伏特务时获得的情报:国民党曾在北平留下一个电台,台长就叫计兆祥。
档案照片很快被调出。照片中的计兆祥与计家住户中的“计旭”相互吻合。侦查人员没有立即收网,而是继续进行电台测向。为了确定发报地点,他们采取逐片区停电观察的办法,哪个区域在敌人发报时突然沉默,电台位置便可能藏在那里。
计兆祥并不知道自己的联络已经暴露。由于此前向台湾报告毛泽东出访等消息,他受到上级吹捧,还被提升为少校台长。受此刺激,他更加频繁地发报,试图安排台湾方面空投人员,准备在毛泽东回国途中实施袭击。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从苏联启程回国。此时侦查机关判断,抓捕时机已经成熟。计兆祥被捕后,公安人员一度没有发现电台。负责现场的曹纯之没有急着宣布破案,而是逐间检查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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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沙发上观察许久,抬头时注意到天花板上的《牡丹图》位置异常,便说:“把那幅画取下来。”暗洞和电台终于暴露。李克农赶到现场后,没有立即审问,而是让计兆祥按原来的方式发报,并由他口述电文。
台湾方面收到信号后,毛人凤还在等待所谓的暗杀进展。译电完成后,电文却变成了对方的当面揭露:“万能潜伏台已经被起获,计兆祥已经被捕。现在同你讲话的是李克农。”这次通讯,既验证了电台身份,也切断了它与台湾方面的直接联系。
计兆祥出生于1926年,受过国民党无线电训练,曾任报务员。1948年冬,他奉命潜伏北平,北平解放后以医学生身份作掩护。一年多时间里,他向台湾发报两百余次,部分情报导致南苑机场遭轰炸,造成飞机、人员和房屋损失。
不过,计采南并不等于同谋。她曾替弟弟到天津领取款项,却不知道弟弟从事特务活动。案件审理时,司法机关根据各人的实际行为分别处理。1950年6月2日,计兆祥被判处死刑并执行;计采南因情节较轻,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藏在牡丹图后的那部电台,也成为北平解放后侦破潜伏特务网络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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