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江苏淮安车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面对日军据点,没有把希望只寄托在步兵夜袭上。他手里的重武器并不多,却把缴获的迫击炮和一门日式山炮集中起来,组成临时炮群,连续轰击日军碉堡,为部队突破防线打开缺口。
这场战斗规模不算特别大,却说明了一个问题:装备少,并不等于火炮只能零散使用。粟裕开始有意识地把不同型号、不同用途的火炮集中调配,让它们围绕同一个目标形成合力。这种思路,后来被概括为“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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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新四军,武器来源主要靠缴获、修理和自制。炮弹难找,炮管难造,连迫击炮也不是随时都有。一般部队缴获一门炮,往往当作宝贝分散使用;粟裕的做法却不一样,炮一到手,先送到师部和军工部门研究,再根据战场需要安排使用。
有一次,部队缴获了迫击炮,粟裕没有急着把它下发,而是让军工人员拆解、测绘,摸清结构和制造方法。新四军第一师军工部门由此加强迫击炮仿制与生产,逐步解决了炮身、底座和炮弹等环节的问题。条件很苦,进展却相当快。
粟裕所谓的“炮群”,并不是单纯追求火炮数量,而是强调集中使用和相互配合。迫击炮负责压制步兵,山炮攻击工事,平射炮对付坚固目标,高射炮也可承担地面火力任务。各种火炮各有分工,集中指向一个突破口,才能把有限的炮弹用出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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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要集中,不能一门一门地分散。”这是粟裕作战指挥中反复体现的原则。部下曾担心炮弹不够,他的回答很直接:“少打无效射击,关键时刻集中打。”这句话朴素,却抓住了炮兵使用的核心。
车桥战役之后,新四军第一师继续扩大军工生产。有关资料记载,部队曾在较短时间内赶制出数百门迫击炮和大量炮弹,使连、营、团各级部队的火力得到加强。这里的价值,不只在于多了几门炮,更在于部队开始形成了炮兵分队、弹药供应和统一指挥之间的配套。
1945年6月,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新四军集中使用迫击炮,对国民党军阵地实施猛烈压制。过去依靠步枪、手榴弹和近战突击的新四军,突然能够调集成规模的炮火,这种变化给对手造成了很大震动。战斗结果与具体伤亡数字,史料记载各有差异,但炮火集中使用所发挥的作用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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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粟裕并非一开始就拥有充足炮兵。他是在武器匮乏的情况下,先从缴获一门炮、修好一门炮做起,再把零散装备组织成体系。这种“从小炮入手”的办法,正适合当时华中敌后战场的实际条件,也比空谈建立大炮兵部队更有可操作性。
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炮兵运用已经进入另一个层次。东野集中十个炮兵团及大量各种火炮,对城防目标实施猛烈轰击。电影中“上千门火炮同时怒吼”的场面,虽然带有艺术表现,却反映了当时炮兵规模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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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守军约十万人,但能够用于防御的重炮数量远少于攻城部队。东野的炮火并非杂乱齐射,而是按照目标、射程和弹道分工,先压制火力点,再破坏工事,随后掩护步兵突击。这样的组织方式,与粟裕早年提出的炮群思想,在作战逻辑上是相通的。
两者的差别也很明显。粟裕面对的是华中敌后战场,炮少、弹少,只能靠缴获和军工生产逐步积累;东野攻打锦州时,已经拥有大兵团作战条件,能够集中使用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以及其他火器。前者是在困难中摸索方法,后者则把这种方法推向了规模化。
所以,把粟裕称为我军较早大规模组织炮兵、提出炮群运用思想的将领,并不是说他拥有最多火炮,而是说他较早认识到:火炮一旦脱离统一指挥,数量再多也只是零散火力;只有集中、分工、协同,才能真正改变战场上的攻防关系。1944年车桥战场上的那几门炮,正是后来大炮群作战思路的一个早期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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