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始终坚决支持毛主席成为新一代领导核心

1935年1月，贵州遵义，张闻天带着一份准备已久的发言材料走进会议室。此时的他，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却没有把职务当成护身符。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被迫长征，究竟是谁造成了军事上的被动，已经不能再用几句“敌强我弱”轻轻带过。

遵义会议的关键，不只是换了一个人的职务，更在于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实际道路。博古作报告时，仍然强调客观困难，试图为此前的指挥进行解释。周恩来随后发言，承担了应有的责任。轮到张闻天时，他没有绕弯子，而是依据战场事实，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

这次发言意义很重。张闻天并非军事将领，却有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他看到了，问题不单是某一仗打得不好，而是把源自外国经验的作战方式机械搬到中国，忽略了红军力量、地形条件和敌我态势的差异。这样的判断，实际上触及了中国革命能否独立思考的大问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取消“三人团”，调整中央领导和军事指挥机构，毛泽东重新参与红军领导。会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这个安排并不意味着张闻天与毛泽东争夺权力，恰恰相反，他很快在实践中表现出对毛泽东军事判断的信任。

长征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同在中央纵队，行军、宿营和开会之间，三人有了充分交流。毛泽东对敌我形势、行军路线和作战方针的分析，逐渐得到更多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张闻天的转变，并不是出于个人亲疏，而是经过战场检验后的政治判断。

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堵截。张闻天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指挥方式虽然不拘泥于固定成规，却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到了陕北，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起草党的重要文件，努力把军事上的正确判断转化为政治上的统一认识。

有意思的是，张闻天担任中央总负责人期间，并没有把所有工作都攥在自己手里。1935年到1938年间，党内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共同讨论，毛泽东在军事、政治和理论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张闻天所做的，是逐步把这种经过实践证明的领导作用制度化、公开化，而不是用个人职务加以遮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处理统一战线；既要发展抗日力量，又要加强根据地建设。张闻天负责过宣传、组织和政策研究等工作，能够从全局出发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路线。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党的领导问题再次受到关注，毛泽东在全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并非张闻天一句话就能决定，也不是某次会议简单“让位”的结果。它经历了遵义会议后的军事实践、抗日战争中的政治考验，以及党内长期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张闻天的贡献，在于他身处最高领导岗位时，能够承认实践中的正确答案，并主动维护党的统一。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成为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机关。张闻天离开中央总负责岗位，转入组织和政策研究等工作。职务发生变化，但他并未因此消极，更没有把个人得失置于党的事业之上。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此后，他到东北工作，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后来负责辽东地区的党政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接收城市、恢复生产和整顿地方组织上。

在东北局工作时，张闻天曾研究东北经济的构成和建设方针。他认为，新解放区不能只靠单一经济形式，还要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状况，处理国营、合作、私营以及小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些思考，说明他并非只会做理论宣传，也重视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1951年4月，张闻天出任驻苏联大使，1955年回国后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革命年代形成的理论功底，使他在外交工作中重视政策依据和实际调查。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继续参与国家重要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支持彭德怀对“大跃进”和浮夸风提出的批评意见，因此受到错误批判。此后，他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被牵连到所谓“里通外国”等问题。张闻天和妻子刘英都受到审查，个人职务被撤销，健康状况也不断恶化。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江苏无锡病逝，终年76岁。那时，他的历史功绩尚未得到公正评价，公开报道十分简短。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代表中央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张闻天的一生有过认识上的曲折，也经历过政治风雨，但在中国革命最需要作出方向选择的关头，他能够从错误中转变，在遵义会议后支持毛泽东，在党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过程中维护统一。对这段历史而言，这种不以个人职务为重、以革命实践为判断依据的政治品格，正是张闻天留下的最重要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