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0年8月，广东顺德一带，日军宪兵西谷稔面对一份即将上报的“审讯报告”。报告上的16个人，被写成了“抗日游击队员”；而在几天前，他们还只是被捕的普通村民。改变他们命运的，并不是证据，而是一场发生在宪兵队里的丑闻。
这段往事，后来由西谷稔在日记及回忆材料中写出。具体细节仍需结合日军档案、地方史料相互核对，但其中呈现出的暴力逻辑，却与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宪兵的职能相吻合：抓捕、审讯、逼供，再以“治安”“肃清”为名处置百姓。
西谷稔1939年10月入伍，之后被编入日军第5师团系统，调往广东宪兵队佛山分队。宪兵并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警察，他们承担着监视、侦缉、审讯和镇压任务。在占领区，一句“涉嫌通敌”，往往就能让一个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
西谷在回忆中承认，宪兵队经常处置所谓“抗日嫌疑人”。有些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也缺乏确凿证据，只因被怀疑与游击队有联系，便遭到关押甚至杀害。这样的做法，并非偶然失控，而是战争机器将中国民众视作可以随意处理的对象。
那次行动中，西谷带人乔装成中国人，袭击了顺德境内一个村庄。他们抓走15名男子，年龄大约在25岁至45岁之间，同时带走一名20岁左右的女子。女子穿着蓝色衣服，为了躲避盘问，曾用锅烟灰涂黑脸颊和脖子，但仍被日军注意到。
西谷后来判断，这16个人更像是农民，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们参加了游击活动。他原本打算继续关押两三天，确认身份后再决定是否释放。男子被分开关在两间屋里，女子则被安排在走廊角落，由一名辅助宪兵看守。
意外发生在当夜。
走廊里先传出女子的哭喊，紧接着是男人们的怒骂。天亮后，西谷发现女子衣衫凌乱，身上带有伤痕。她哭着请求放她离开，并指认看守自己的日军士兵强行侮辱了她。
这件事如果只被看作个人犯罪，已经足够严重；更令分队长仓田少佐在意的是，侮辱行为发生在宪兵队内，而且被十几名中国男子听见、看见。对仓田而言，军纪和受害者的处境并不是重点，所谓“宪兵队的名声”才是需要保护的东西。
西谷在记录中写道，仓田曾表示：“事情传出去，队里的脸面就保不住了。”随后，他下令把这16个人全部杀掉，并要求西谷重新编造案情。
这份假报告很快成形：村庄被说成遭到游击队袭击，日军情报被指称已经泄露给中国军队，被捕的16人则被统统认定为游击人员。原本准备核查身份的普通拘押，转眼成了所谓“战斗行动后的处决”。
几天后，广东宪兵队总部批准了这份报告。没有进一步调查，没有公开审理，也没有给被捕者申辩的机会。命令传回来时，他们的命运已经被几行伪造的文字决定。
处决地点在佛山城外一处荒地。西谷带队押送16人乘车离开城区，那里早已挖好了土坑。按照他的记述，这些村民被排列在坑边，许多人并未哭喊，只是盯着眼前的日军。那种沉默，不是认罪，而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时，已经无从辩解。
西谷曾把杀人写成“训练胆量”的表现，这种措辞尤其刺目。对日军士兵来说，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竟被包装成展示勇气、磨炼刀术的机会。一名男子被推到前面后，西谷挥刀将其杀死，其他宪兵随即争相模仿。
轮到那名女子时，她的眼睛被蒙住，身体因恐惧而颤抖。渡部军曹主动要求行刑，挥刀后并未一击完成，女子随即倒在血泊中。西谷后来承认，她并不是游击队员，也没有证据证明她犯过任何罪。
“她是无辜的。”这是西谷在多年后材料中留下的自我辩解式感触。但紧接着，他又以“战争就是如此”解释一切。正是这种话最能说明问题：施暴者明知受害者无罪，却把责任推给战争，以此逃避个人和制度应负的责任。
其余村民随后被一一杀害，尸体被推入土坑掩埋。仓田少佐据称还在坟前点香诵经。他入伍前曾是和尚，杀人之后念佛超度，甚至声称死者无论生前做过什么，死后都能成佛。宗教仪式在这里没有带来忏悔，反而成了遮盖罪行的薄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部分日军宪兵因屠杀、虐待和其他战争罪行受到审判。西谷稔因患病没有被判处死刑，后来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经过约10年改造后，他与其他日本战犯一道回到日本。
此后，西谷根据个人经历整理出回忆材料，披露自己及同僚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那16个村民没有留下完整姓名，女子的遭遇也被压缩在一份迟来的记述中。可伪造的报告能够掩埋身份，却无法改变他们并非“游击队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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