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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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刘少奇

原题：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2010年04期

作者：陈昊

（接上）

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涉及意识形态领域，防止中国出裴多菲俱乐部。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加重了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他提出了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中的问题，提出了中央有修正主义的问题。刘少奇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但却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1964年底，毛刘分歧公开化了。1965年1月，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他决心放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涉及意识形态领域，防止中国出裴多菲俱乐部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笔者注）的起草工作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到1963年8月底拿出了初稿。这份文件肯定了“前十条”“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主要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做出规定。文件提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不能包办代替。

搞社会主义教育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有利于生产。

这份文件的初稿拿出来后，毛泽东对这份文件进行了仔细地阅读和修改，并决定在9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文件。

9月6日至27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通过“后十条”。在会议期间，与会者对这份文件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基本上吸收了这些意见，指示田家英和文件起草小组的同志一起对文件作了修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期间，对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又有一些新的思考，但由于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他在会议期间没有谈。他是怕影响“后十条”的通过。他决定，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后十条”之后再谈自己的新想法。

通过“后十条”之后，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把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谈了出来。他说：我们搞“前十条”，搞城市“五反”，是为什么？实际上是为了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基础。在国内反修正主义，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霸天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就是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新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中的主要内容，是把意识形态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

这标志着毛泽东此时形成了两个重要意图：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主要在农村搞，但在城市里肯定也要搞；二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只是搞经济问题，还要搞政治问题，搞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

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个全国性的、涉及各领域里的全面的政治运动的思路。它与“文化大革命”的区别，只在于运动的矛头所指和运动的方式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所指，是下边，“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指，是上边，是中央；社会主义教育不是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文化大革命”则是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

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在中国要防止出裴多菲俱乐部的问题。他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给彭真、刘仁的批语）一些文艺工作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的批语）

毛泽东虽然已经形成了上述想法，但他出于慎重，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后十条”之前，并没有提出来。因此，毛泽东在印发这一文件时，也略去了这一问题。他在1963年11月14日写的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即“前十条”和“后十条”——笔者注）的批语中，更重视的是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成一个大的政治运动的问题。他写道：要把这两个文件“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二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对部队、警察、民主党派，也要宣讲这两份文件。“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0册387-388页）

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加重了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他提出了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中的问题，提出了中央有修正主义的问题

一开始，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对阶级斗争的范围、程度，还是持慎重态度的。1963年12月16日，他在听取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讲过这样的话：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打麻将，即使打“清一色”，还有一万、两万、三万的不同。党内有各色各样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

但是，毛泽东更关注的是中国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为此，他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反复讲这个意思：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是反映人民要求的，是人民群众要求“四清”的，是人民群众要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的。因此，我们才搞“四清”，搞“五反”，才出了“双十条”。不是我们愿意搞阶级斗争，是敌人挑起的。是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挑起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对“四清”我们不能降低标准，贪多求快。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彻底。而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册43页）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1964年5月10日-13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

由于中央强调阶级斗争，各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也注意搞阶级斗争，并把他们搞阶级斗争的经验材料上报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毛泽东，在阅读大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时，对各地反映的阶级斗争情况十分震惊。他通过对各地上报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材料的了解，进一步加重了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与从前相比，他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有了质的转变。这体现在他的两个基本估计上。一个基本估计是：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另一个基本估计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对于第一个基本估计，毛泽东是在1964年6月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是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对于第二个基本估计，毛泽东实际上是逐步提出来的。早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提出了。1962年9月24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概念。但那时，毛泽东只不过是把右倾机会主义同“中国的修正主义”合而为一，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次“中国的修正主义”，还没有正式提出中国己经有了修正主义的问题。到1964年1月上旬，毛泽东已经认为中国有了修正主义。最早，毛泽东是在批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的一段话中，用可能性的口气提出的。他写道：“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1964年1月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时加写的一段话）

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委员时，又一次以可能性的口气说道：“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么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同听涛克己的谈话）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访苏代表团、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印尼共产党代表团时，都谈到这个问题。他甚至在会见越南访苏代表团时提出：“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同越南代表团的谈话记录）

到1964年夏，毛泽东干脆点明了说：中国已经存在修正主义了。但他当时说的修正主义，还是指基层。他说：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修正主义嘛！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4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毛泽东提到的我党有两派，实际上已经在说：中央存在问题了。到1965年，毛泽东干脆直接点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在1965年10月10日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提出：中央如果搞得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有小三线就好造反。隔了两天，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反。

刘少奇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但却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1964年底，毛刘分歧公开化了

在搞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刘少奇本来是与毛泽东看法一致的。特别是在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上，刘少奇十分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而且，刘少奇在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问题时，也与毛泽东看法一致。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甚至说：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是对的，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刘少奇还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追根”的问题。他说：“上边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1964年6月8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坏人坏事，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但本来拥护毛泽东观点的刘少奇却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是从刘少奇提出要修改“后十条”引起的。

1963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无论是处在中央工作第二线的毛泽东，还是处在中央工作第一线的刘少奇，都十分重视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这时特别注重强调干部下去蹲点调查。他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经过蹲点调查后，搞出了一个经验材料。刘少奇看后，认为很好。当时，刘少奇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根据中央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经验，“后十条”中的一些提法看来不准确，应当对“后十条”进行修改，正好他又看到了王光美的经验材料，更坚定了他的这一看法。他向中央提出了这一意见。1964年6月1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刘少奇的这一意见，做出决定：修改“后十条”，同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修改工作。

这次会后，刘少奇下去视察，7月底回京。根据他这次下去视察摸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经验，他回京后，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追根”的新观点后，又在8月1日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只采用过去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应该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这次回京后，刘少奇公开讲：“后十条”是有缺点的，缺点主要是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对“两个依靠”（即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笔者注）、“两个团结”（即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笔者注）以及工作队的任务等问题，讲得不清楚。这等于公开讲了应当对“后十条”进行修改补充的问题。刘少奇的这个讲话，得到了中央和地方许多干部的赞同。

刘少奇这次讲话之后，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谭震林不再负责修改“后十条”，转由刘少奇负责修改“后十条”，同时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毛泽东也同意这个意见。刘少奇还提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参加修改“后十条”的工作。这一切定下来之后，刘少奇就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的工作去了。参加“后十条”修改工作的田家英在去广州之前的8月4日向毛泽东请示如何修改“后十条”，毛泽东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二是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毛泽东提出这两条意见，实际上已经明显地表示出了对刘少奇8月1日讲话的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情绪。

刘少奇在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并未忘记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工作。8月6日，刘少奇从广州给毛泽东写信，向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先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以县委为主的办法，采取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这实际上表明，刘少奇还是坚持他在8月1日讲话中所提出的观点，并且对一些县委一级的领导班子也不十分信任了。他提出，县委对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复信，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

到8月17日，“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基本完成，写出了一个“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中，主要是加进了刘少奇在这段时间以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刘少奇19日致信毛泽东并中央，提出把这个草案发给各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请主席和中央审核。

一开始，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搞出来的这个“修正草案”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倒是发到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时，有些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就这个文件征求一些地方领导同志意见时，有的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现在，我们已经在搞社会主义教育时铺开了很多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贫下中农不满意。

毛泽东说：文件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下发了，你们又提意见，怎么办？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提出：是否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议。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意见。他当场给邓小平打电话，告诉他，“修正草案”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接到北京来开会，重议“修正草案”。但毛泽东随后又表示，他是同意刘少奇的意见的。毛泽东还打电话给正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刘少奇回北京后，于8月29日至9月1日主持召开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大多数拥护刘少奇的意见。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表态说：有分歧，不一致，但不是路线斗争，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是个部署问题、方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但毛泽东同时提出疑问说：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表示了他对刘少奇派很多工作队下去的做法是不同意的。但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和毛泽东都同意把“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向全党下发。此后，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现了这样一个特点：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团）的责任加强了，工作队（团）包揽了县的各级组织，并提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到1964年底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毛泽东、刘少奇都认为应该对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再作一次总结了。于是，中央决定，在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讲了话。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刘少奇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农村新兴富裕阶层问题，有些地方则提出新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农村里是不是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词，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农民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他懂得。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强，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表示对刘少奇前一段时间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做法的不满。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有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个普遍性问题。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几亿人口，那些人总之才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刘少奇提出要不要对农民自己报上来的隐瞒土地增加征购？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五年以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从毛泽东、刘少奇的一对一答中，已经感觉到二人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

12月20日上午，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让刘少奇先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就他自己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都涉及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先提出了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是不是这样提呢？农村是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显然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他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己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认为，农村主要矛盾是广大群众与少数坏干部（当权派）的矛盾。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毛泽东还提出，不要管下层，只提党、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提出，过去那个“四清”，只是经济，现在，要改一改，改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

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赞成意见，他读了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然后说，就是要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搞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抓住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少奇则再次强调：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回答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

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毛泽东听后，再没有说话。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在全党公开化了。

此后，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表示不满。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他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时，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他还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提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毛泽东的话，让听到的人感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很大了。大家都感到心情沉重。

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甚至拿出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笔者注），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违背了党章和宪法。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毛泽东这是指刘少奇。

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毛泽东说：集中15000人搞一个小县，光学习文件就40天，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一个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28万人。

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开会，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上决定，制定一个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题目定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份文件在会议期间就写出了草稿，然后结合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经过充实，拿出了初稿。初稿原有17条，后经补充，扩23条，这份文件就简称“二十三条”。

在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月13日下午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的态度，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也找到刘少奇相劝，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主席。刘少奇接受了朱、贺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歧，算是在表面上平静下来了。

1月14日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通过“二十三条”之后，毛泽东表示：“文件（指“二十三条”—笔者注）定了，那就无事了嘛。”“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教育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笔者注）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二十三条”的通过，实际上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是毛泽东刘少奇争论的一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三条”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而在中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是谁呢？毛泽东心中明确认定是刘少奇。

虽然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争论在表面上是平息了，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在这时，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不要再让刘少奇当接班人的决心。对此，当时隔五年之后的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1965年1月，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他决心放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从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都热心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试图通过搞社会主义教育，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但不幸的是，二人却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更不幸的是，毛泽东由此认定：在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刘少奇。他更坚定了中央己经出了修正主义的看法，并且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刘少奇。

毛泽东是在1965年1月形成这样的认识的。那时，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从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中，认定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认，既然中央已经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么，再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意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央打倒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因此，自从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很少提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他更担心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巩固，甚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他此时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找到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好的形式来防止中国变修的问题。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当陪同他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提出要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时，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57年》278页）正是在这次重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写了一首题为《念奴娇•井冈山》的词。毛泽东写道：

“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从毛泽东的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他正在酝酿一场“风雷磅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以期达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效果。

此后不久，毛泽东批准发表了姚文元执笔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而此文的发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随着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的下发，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就此结束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随之划上了句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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