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国：南北融合——济南市济阳区三官庙村1号东汉墓画像探析

济南市济阳区三官庙村1号东汉墓是一座隔山式砖石合建画像石墓，画像石都发现在门部。东侧墓室门画像用本地刻法，内容也是本地常见者。西侧墓室门画像除门楣上的羊头和门扉上的画像是用本地刻法外，其他画像用的是嘉祥武氏祠风格的刻法，但内容有自身特点。三官庙村1 号墓和杨栏口墓的画像，很可能是本地工匠结合了高平工匠的雕刻技法和自己创作的图像内容的南北融合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汉代画像石墓的大量清理发掘，零散画像石的整理和建筑复原，大大开拓了学人的视野和研究领域[1] 。这些数量可观的画像石资料，既让人们看到体量宏大、画像精美的画像石墓，如山东沂南北寨村墓、安丘董家庄墓、临沂吴白庄墓，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南阳麒麟岗墓等；还让人们看到了墓室规模虽然宏大，比通常所谓的画像石墓规模还要大、结构还要复杂，但画像却极简单，甚至所在位置令人想象不到的墓葬，如江苏徐州西汉墓仅在墓门上刻长青树，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王崖墓中的画像石放在厕所里。既让人们看到了画像布局经过精心设计的画像石墓和祠堂，如山东沂南北寨村墓、兰陵(原苍山)城前村墓、济南长清区孝堂山石祠、嘉祥武梁祠、金乡朱鲔石室等；也让人们看到了画像虽然丰富，但却没有明显空间布局层次的画像石墓，如临沂吴白庄墓，大量的石门砖室墓；还让人们看到了当年大量存在，曾被后人用来造墓的小祠堂，它们的画像布局虽然有一定的空间意义，却不是精心单独设计的，是“量产”的祭祀建筑，如蒋英炬复原的山东嘉祥宋山祠堂[2] 、陈秀慧复原的滕州多个地点的祠堂[3] 。既让人们看到了风格一致，属于同一作坊的画像石建筑，如沂南北寨村墓、兰陵城前村墓、临沂吴白庄墓、密县打虎亭1 号墓、南阳麒麟岗墓，嘉祥武氏祠、宋山祠堂等；也让人们看到了风格明显不同，可能是两个作坊合作的画像石建筑，如安丘董家庄墓[4] 。

以前，我们在讨论雕刻画像石的工匠时，更多关注的是地域风格及其传播，对不同风格之间的交流关注较少。这种情况有客观上的原因，资料较少的时候，不容易认清地域风格的特点，就更难谈不同风格之间的交流。新发现的济南市济阳区济阳街道办事处三官庙村1号东汉墓，为我们探讨两种不同风格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佳例。

2019年春夏，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济阳区三官庙村抢救发掘了两座画像石墓[5] ，其中1号墓因结构复杂，画像较多，引起了学人关注。熟悉山东画像石的人大多注意到1号墓画像的风格与嘉祥武氏祠风格相近，而门楣上的羊头和东侧墓室浅浮雕画像，或多或少被人轻视了。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观察，可以发现，三官庙村1号墓画像是南北融合的产物。

一、济阳三官庙村1号墓结构特点

济阳三官庙村共发掘两座东汉画像石墓，其中1号墓墓门向南，是山东地区东汉墓常见的墓门方向。墓室是东西并列相联的双墓结构，较为复杂。并列的双墓室间有甬道相连，为隔山式墓[6] 。双墓室不对称，东侧墓室比西侧墓室少甬道。东侧墓室由前室、中室、双后室组成。西侧墓室由甬道、前室加西耳室、中室、后室组成（图一）。墓圹通长19.7、通宽14.9 米。三官庙两座墓葬墙砖尺寸与济阳区垛石镇白杨店墓相同，长40、宽20、厚10厘米左右，2号墓的画像内容和雕刻技法也与白杨店墓相类[7] ，不排除是同一作坊工匠所为。三官庙两座墓都是半地下墓葬，墓室大部分高出原地表。这种现象不是个例，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也是半地下墓葬[8] 。

图一 济阳三官庙村1号墓平面图

三官庙村1号墓这样的隔山式墓，此前在山东发现过几座，细节上各有特点。如禹城车站东汉墓为石门砖室墓。东侧部分有前、中、后三个主室，前室、中室东侧及后室北侧各附一耳室，西侧部分亦有前、中、后三个主室，前室西侧附两个耳室。墓葬东西两部分之前室间有两个墓室相连，其中之一室的两侧墓壁上又各有两个壁龛。各墓室或墓室与耳室间均有甬道相通（图二）。门扉上刻铺首衔环，门楣和立柱上刻几何纹样[9] 。

图二 禹城车站墓平面图

无棣车镇村墓为砖室结构，西侧部分是墓室主体，由前、横、中、双间后室组成，横室东端北侧附一个正方形耳室。西侧部分除南边的正门外，横室西端也开有一门。东侧部分仅一纵长方形墓室，有甬道与西侧部分的横室相连（图三）[10] 。

图三 无棣车镇村墓平面图

东阿邓庙墓为石结构画像墓，左右墓室对称，原报告将其编为两座墓。我们认为，左右墓室同时建造，且相连贯通，宜定为一座墓，形制上是隔山式墓。左右墓室皆由前、中、后三主室，中室左右附耳室组成，耳室连通，左右并列（图四）[11] 。

图四 东阿邓庙墓平面图

临沂吴白庄东汉墓为砖石合建的画像石墓，前室横贯东西，左右各有一耳室，是东西两墓室的共同前室，围绕该墓左、后、右三面的回廊也是共用的。西边两间前室后接两间中室，前室西耳室北接一间中室西耳室。两间中室后接一间宽大的后室。东边两间前室后接两间后室，其间没有与西中室并列的中室（图五）[12] 。

图五 临沂吴白庄墓平面示意图

上述5座隔山式多室墓，4 座在黄河北[13] ，建筑墓葬的工匠之间是否存在交流，没有文字记载，不敢妄断，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样推测的依据是，济阳三官庙村1号墓和东阿邓庙墓上的画像都有嘉祥武氏祠的风格，即我们所称的高平工匠风格[14] 。

这样复杂的隔山式墓葬是为埋葬多人服务的。山东地区其他几座隔山式墓葬因被盗严重，情况不明。三官庙村1号墓早年被盗，残存部分随葬品和人骨遗骸，据鉴定，人骨分属16个个体[15] 。东汉墓中埋葬这么多个体实属罕见，比这略少的多人合葬墓则所在多有，如河南洛阳烧沟1035号东汉墓是一座横前堂双后室砖券墓，该墓后二室中葬一棺，后三室中葬三棺，前堂右端葬二棺，共6棺[16] 。洛阳南昌路兴隆新村1151号东汉墓前堂、中室及后室均发现棺灰痕迹，报告者推测应是几代人合葬[17] 。四川中江塔梁子1号崖墓后室左侧前部设龛形石棺一具，后室右侧前部侧室内设龛形石棺一具，右后部侧室内置石棺二具，共4棺[18] 。当年的多人合葬墓，肯定不止我们举的这几例。

二、1号墓中的本地风格画像

以前，由于资料比较少，一般认为济南地区画像石是外边，尤其是鲁南地区传过来的，时间应在进入东汉以后。近年来，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济南地区的画像石有可能是本地起源的，如果是鲁南地区传来的，也是西汉中期就传来了。济南市中区魏家庄发掘的两座石椁墓的椁板上刻有简单的图案花纹，报告者根据墓里的随葬品推断其年代为西汉中期[19] 。平阴新屯西汉晚期石椁墓和石室墓的画像内容则相对丰富，刻法也较为成熟[20] ，如平阴新屯石椁挡板上的门亭双鱼画像（图六），2号墓石椁西侧板上龙压十字穿环画像（图七），都有自身特点。济南以东的昌乐朱刘街道东南庄子发现的石椁画像与鲁南地区的风格也判然有别（图八）[21] 。因此，以济南为中心的鲁北地区画像石风格的形成可能会早到西汉晚期。

图六 平阴新屯石椁墓北挡板画像

图七 平阴新屯2号墓石椁西侧板画像

图八 昌乐朱刘街道东南庄子南椁挡板画像

数十年来济南市历城、章丘、济阳一带发现的东汉画像石，有一定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本文所称的“本地风格”。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题材内容上多用羊头和奇禽异兽，其次是社会生活题材，基本不见历史人物故事画像；雕刻技法上，除羊头用高浮雕外，其余画像多用凿纹减地浅浮雕。另外，这一带已经发现的画像石墓多是石门砖室前、中、后三主室，有的墓带数量不等的耳室，济阳的4座墓如此，章丘黄土崖墓和北毕墓也是这样。

羊头是以济南为中心的东汉画像石墓门楣常见的图像。目前所见资料中，门楣上刻羊头的墓最西边的是东阿邓庙墓，该墓东墓(原报告称M1)门楣正面中央刻羊头，羊头图与两侧的其他图像在一个平面上，没有高高凸起，羊头两边刻对称的铺首衔环、人物拜见和众鸟（图九），在门楣画像上少见。该墓仅此一羊头画像，其他门楣上未刻羊头。济南长清区大杮园东汉画像石墓与邓庙墓类似，仅在墓门门楣上刻一羊头，该羊头是高高凸起的[22] 。东边的例子有昌乐县潘家庄画像石墓[23] ，这里的门楣上除了羊头外，没有其他图像，非常简单（图一〇）。三冢子村墓羊头旁有简单的图像，一件门楣羊头下刻穿环纹，一件羊头两侧刻动物相对[24] 。平度侯家村发现有双羊头画像石门楣[25] ，马戈庄发现有三羊头画像石门楣[26] 。不过，平度已不在山东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区之内。

图九 东阿邓庙墓东前室门楣外面画像

图一〇 昌乐潘家庄墓门画像

画像石墓门楣上较多刻羊头的墓相对集中在济南历城和章丘两区。如章丘圣井镇黄土崖东汉画像石墓门楣及其背面、中室门楣及其背面、后室门楣左右石及其背面、东侧室门楣左右石、西侧室门楣皆刻羊头，共11幅[27] 。该墓羊头采用了高浮雕技法，其他画像采用浅浮雕技法，画像内容多奇禽异兽，虽有女娲、庖厨、马车等画像，风格与武氏祠不同，是本地常见的风格。章丘区枣园街道办事处北毕村1号东汉画像石墓墓门南北门楣（图一一）、前室北门楣和后室南门楣皆刻羊头，中室南北门楣刻鹿图像[28] （图一二），这是比较少见的，常见的是刻羊头的，不刻鹿，如黄土崖墓；刻鹿的，不刻羊头，如安丘董家庄墓[29] 。

图一一 章丘北毕1号墓墓门门楣画像

图一二 章丘北毕1号墓中室北门楣画像

三官庙村两座画像石墓每个墓室门楣上都刻羊头，与章丘黄土崖墓可以一比。而三官庙村2号墓的画像风格与济阳垛石镇白杨店墓画像一致，刻法为浅浮雕，花纹带较多，图像较少（图一三、图一四）。

图一三 济阳三官庙村2 号墓东后室门东柱西面画像

图一四 济阳白杨店墓前室北门东门柱西面画像

三官庙村1号墓共出画像石40块，画像63幅，分别位于东、西两墓门，过道石门和各墓室石门处。本地风格画像集中在东侧墓室。

东侧墓室从墓门到后室，共刻30幅画像。位于各室门楣中部的羊头采用高浮雕刻法，羊头两侧图像、门柱和门扉图像都采用凿纹地或剔地浅浮雕刻法。门楣、门柱朝向门道的一边和门扉刻图像（图一五）。东中室东门柱北面中间刻花纹带组合，两边刻上行的动物；东后室东间西门柱南面刻一立人，上、左、下三边刻花纹带组合；其余门柱南北两面皆刻花纹带组合。门楣羊头两边的图像与章丘黄土崖墓、北毕墓门楣羊头两边的图像类似。

图一五 济阳三官庙村1 号墓东墓门南面画像

三、1 号墓中的外地风格画像

关于济南地区画像石外地风格，笔者曾经在讨论汉代画像石工匠时有所涉及[30] ，当时主要考虑的是武氏祠风格画像的北传最大可能是工匠来到济南地区。三官庙村1号墓中的画像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三官庙村1号墓外地风格的画像集中在西侧墓室。

西侧墓室门楣羊头两边画像、立柱画像（图一六）、立柱朝门道的一面画像，中室门楣两面羊头两边画像、立柱三面画像，后室门楣两面羊头两边画像、立柱三面画像，皆采用凿纹地平面线刻技法。门扉和耳室门柱、过道西侧门柱上的画像和花纹采用剔地浅浮雕刻法，画像上留有加工石材的凿纹。

图一六 济阳三官庙村1号墓西墓门南面画像

曾蓝莹在研究安丘董家庄墓画像时注意到两种不同风格的画像在一个墓中出现的现象，其中一种风格来自豫东苏北，一种风格来自鲁南。不过，在董家庄墓中，两种不同风格的画像除前室西壁上石外[31] ，其余出现在不同的石面上。董家庄前室西壁上石上层是凿纹地浅浮雕奇禽异兽，下层是凿纹地凹面线刻车马出行，曾蓝莹结合下石的凹面线刻人物，推测上石上层本来也该是凹面线刻画像，由于某种原因，工匠未能完成，由凿纹地浅浮雕的工匠接手，他们用自己的刻法和题材完成了画面。两层画像虽然在同一石上，却分了两层，曾蓝莹的推测不无道理。她还指出：“两支子传统泾渭分明的经营状况，也说明了参与安丘汉墓的甲乙两群工匠来自不同作坊的可能性较大。”[32]

三官庙村1 号墓门楣则把两种风格用在同一石面上，其他石材，如过门石[33] 画像用凿纹减地平面线刻，与武氏祠相类，但题材内容选择与武氏祠不同。不论是西墓门西门柱东面上的猴骑马图（图一七），还是西中室东门柱西面上的“君舍”图（图一八），皆自具特色，不见于武氏祠。而武氏祠常见的历史人物故事图也不见于三官庙村1号墓画像。

图一七 济阳三官庙村1 号墓西墓门西门柱东面画像

图一八 济阳三官庙村1 号墓西中室东门柱西面画像

不仅三官庙村1号墓的减地平面线刻画像与武氏祠风格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济阳区太平镇杨栏口画像石墓也是这样。

2003 年在济阳区太平镇杨栏口村发现一座画像石墓。虽然知道该墓是砖石合建的前中后三室墓，由于没有进行全面清理，详情不明，只有一副完整的墓门石(含楣、柱、扉、槛)现藏济阳区博物馆（图一九、图二〇）[34] 。除门楣中间的石羊外，其他画像风格与武氏祠相同，都采用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技法，画像中的楼阁人物似来自同一母本，其他图像则明显有别，如门楣羊头两侧的奇禽异兽、缠枝树空间填充的五铢钱纹等。

图一九 济阳杨栏口墓墓门画像组合示意图

图二〇 济阳杨栏口墓东立柱西面画像

与安丘董家庄墓来自鲁西南的凿纹地凹面线刻不同，来到济阳的是凿纹地平面线刻，是武氏祠风格的画像。仔细观察三官庙村1号墓画像，虽然采用了与武氏祠相同的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法，但不仅题材内容与武氏祠有不同处，如武氏祠中常见的历史人物故事画像，在三官庙村1号墓中未见。雕刻技法的运用与武氏祠也不尽相同，该墓的刻法更圆转。这一现象似乎表明，是本地惯刻羊头一派的工匠学习了武氏祠风格的雕刻技法，而题材则多用自己习惯的内容，这在汉代画像石墓的建造和雕刻中是较为罕见的。与这种外来风格共存的1号墓东侧墓室、2号墓画像的雕刻技法则是与济阳白阳店墓、章丘黄土崖墓等相同的本地刻法，这是我们推测本地工匠学习风格的线索之一。

曾蓝莹在谈到格套在作坊内传授或不同作坊间传抄时，认为流传的方式包括摹本和口诀[35] 。这是从题材内容的流传来谈的。关于雕刻技法的流传，当年是否有摹本和口诀，由于缺少实物资料和相关文字，今天则不得而知。

四、结 语

以上我们讨论了三官庙村1号墓的结构特点，墓内画像的两个不同传统，以及不同传统可能存在的相互交流。

我们认为，三官庙村1号墓画像的两个不同传统在两个方面有交流。一是属于高平工匠传统的凿纹地平面线刻技法与属于济南地区传统的浅浮雕技法在一座墓中使用，前者主要用于西墓室，后者主要用于东墓室。二是西墓室使用高平工匠雕刻技法刻了自己选择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三官庙村1号墓和杨栏口墓的画像是南北融合的作品。很可能是本地工匠学习了高平工匠的雕刻技法，自己创作了图像内容，在三官庙村1号墓和杨栏口墓石材上进行了实践。

今天，我们见到的画像石建筑情形之复杂，画像内容之丰富，不仅使画像真正称得上是“绣像的汉代史”，更使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三官庙村1 号墓画像表明，当年的画像石作坊虽然多是相对封闭、师徒相传、自成体系的，但也有相对开放、技术外传的。在主流传统之外，还有非主流传统；既有大传统，还有小传统，这才是社会真实的形态。

本文在形成过程中曾与北京大学教授郑岩、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房振和邢琪、山东艺术学院刘剑博士等先生交流，得到他们的启发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 信立祥、杨爱国：《汉代画像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王巍主编：《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第3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2] 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

[3] 陈秀慧：《滕州祠堂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传统(上)》，《中国汉画研究》（第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滕州祠堂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传统(下)》，《中国汉画研究》（第4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 曾蓝莹：《作坊、格套与地域子传统：从山东安丘董家庄汉墓的制作痕迹谈起》，《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8期，2000 年。

[5]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山东济阳三官庙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2 年第2期。发掘时是“研究所”，发表资料时已改名为“研究院”。

[6] 隔山式墓这个词较早见于《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 年。后来我们在分析山东地区汉代墓葬形制时，延用了该名称。郑同修、杨爱国：《山东汉代墓葬形制初论》，《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7]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县白杨店村汉代画像石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 年第 6 期。

[8] 临沂市博物馆：《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齐鲁书社，2018年。

[9] 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禹城汉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10] 郭世云：《山东无棣清理一座东汉墓》，《考古》1992年第9 期。

[11] 陈昆麟、孙淮生、刘玉新、杨燕、李付兴、吴明新：《山东东阿县邓庙汉画像石墓》,《考古》2007年第3期。

[12] 临沂市博物馆：《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齐鲁书社，2018 年。

[13] 东汉时期的济水北。

[14] 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高平工匠虽然也刻浅浮雕画像，但最能代表他们风格特点的是武氏祠画像，因此，我们把武氏祠风格的画像石也称作“高平工匠风格”。

[15] 赵永生、房振、白彩霞：《山东济阳三官庙一号汉画像石墓出土人骨研究》，《考古学报》2022年第 2 期。

[16]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 年。

[17]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南昌路东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5 年第 4 期。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 年。

[19]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魏家庄——战国至明清墓葬》，线装书局，2017年。

[20]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阴新屯汉画像石墓》，《考古》1988 年第 11 期。

[21] 昌乐县文化新闻出版局：《昌乐县汉代石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 年。

[22]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长清区文物管理所：《济南市长清区大杮园东汉画像石墓》，《考古》2018 年第 4 期。报告中没有提及墓砖尺寸。

[23] 同[21] 。

[24] 同[21] 。

[25] 李秀兰、曲涛、王艳：《平度市侯家村发现双羊头东汉画像石墓门》，《青岛考古(二) 》， 科学出版社，2015 年。

[26] 李秀兰、曲涛：《平度市马戈庄村出土东汉三羊头画像石墓门》，《青岛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15 年。

[27] 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黄土崖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6 年第10 期。黄土崖墓的墙砖有两种规格：一种长36、宽18、厚9 厘米；一种长33 厘米，宽和厚与前者相同。两种砖皆小于三官庙村墓墓砖。

[28]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济南市北毕村汉代画像石墓》，《考古》2012 年第11 期。1 号墓长方形墙砖有两种规格：一种长38、宽25、厚12 厘米；一种长25、宽13、厚5 厘米。两种砖皆小于三官庙村墓墓砖。

[29] 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 年。

[30] 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

[31] 同[4] 。

[32] 同[4] 。

[33] 该墓不用门柱，而是用一块过门石，上担两块门楣石，门楣石的画像分别向两边的墓室。

[34] 熊建平：《山东济阳县杨栏口村汉画像石墓》，《齐鲁文物》(第3 辑) ，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5] 同[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