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评论员韩亚聪
一张会议现场照片，伤害不小、侮辱性极强。近日，四川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上，部分所带班级期末平均成绩30分以下的教师被要求上台合影，背景大屏赫然打出“耻辱”二字。目前当地已经启动调查。如此公开羞辱、简单粗暴，真的能让人认同吗？真的能起到鞭策作用吗？真的能形成治理成效吗？显眼的舞台上，大大的“耻辱”二字，是那么违和、刺眼。当相关单位把“耻辱”这类负面符号公开施加于教师群体，就进行了一次公开的身份标定，把教学成绩的工作问题，直接转化为教师个人人格与职业荣辱问题。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也绝不会让人信服，更不会形成持久的推动力。
“工作提不上来，就用人格羞辱倒逼压力”，这是一种危险的思维惯性。一些基层治理者以为，“知耻方能后勇”适用于所有治理场景，把职业履职问题简化为个人荣辱问题，把教育质量短板归咎于教师个体的懈怠。这种单一归因，完全忽视了教育的复杂性，陷入了简化问题、粗暴问责、表象施压的治理误区。
不简单以学生考试成绩评价教师好坏，是我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顽瘴痼疾的题中之义。教育考核的初衷，是发现问题、帮扶短板、补齐资源，而不是惩罚人格、摧毁职业尊严。如果让教师心存被公开羞辱的恐惧，教育生态只会陷入恶性循环，长此以往会透支教育的根基。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是典型的反教育逻辑。教育的核心是立德树人，教育管理者本该用包容、赋能、引导的方式育人、治教、兴教。用羞辱教师的方式抓教育，本身就是最糟糕的教育示范。一个不尊重教师的治理环境，不可能培育出尊重教育、敬畏成长的育人氛围。
从舆论反应看，人们也对此做法一边倒地反对、批判。有网友直言“搞出这个仪式的人才是耻辱”。的确，把教育短板的治理责任，以人格羞辱方式转嫁到一线教师身上，恰恰是管理者自身履职的失职与耻辱。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每每此时，我们总是不吝敬意。但真正的敬意，恰恰是润物无声、持久深沉的，尊重教师、体恤教师、善待教师，才是对教师群体最走心的致敬，最真诚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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