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砂锅里的鱼汤咕嘟冒泡，葱花贴着锅边打转。父亲周国强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又去看母亲赵梅兰。
“徐安，我跟你商量个事。”
他腰伤后停了工，家里只剩母亲那份理货员工资。旧屋墙皮返潮，桌腿下还垫着半块纸板，踩一下便晃。
父亲说，以后每月想从我这里拿六千元。三千看病吃药，三千留作两个人的生活费，遇到大开销再另算。
我夹起一块鱼，慢慢挑掉细刺。五年前那七百元，忽然从记忆里翻了出来，边角清楚得很。
我在外地读大学时，每月生活费只有七百。食堂一顿荤菜十二块，洗衣、电话、打印资料，哪样都要钱。
如今我二十四岁，在省城做互联网技术顾问，一个月进账六万。六千元并不算多，可从他嘴里说出来，我胸口那笔旧账便醒了。
“每月六千，是按什么算的？”
父亲愣了一下，说他问过附近几个老工友，差不多都是这个数。母亲低着头，用勺子撇汤上的油。
我笑了笑，把筷子搁在碗沿。
“当年我高考七百分，您一个月给我七百。现在您要六千，总得有个说法吧。”
父亲的脸被热气熏得发红。他说学费和住宿费没少交，七百只是平时花销，家里当时也都点过头。
这话我听了五年，早已听不出新鲜。母亲把鱼汤往我面前推，让我先吃饭，别把旧事搬到桌上。
“我是你爸！”
父亲嗓门忽然高了。他说完又咳了一声，手撑着腰，像是那四个字扯到了伤处。
我看着他那件洗得发灰的夹克，心里竟有一点痛快。
“您现在能拿七百分？”
汤还在滚，鱼尾被气泡顶得轻轻发颤。父亲没有争七百元到底够不够，只问我一句。
“徐安，你是不是把咱爷俩当年的完整约定忘了？”
01
五年前，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家那台旧电脑卡了三次。
第四次刷新，七百分跳到屏幕上。母亲先捂住嘴，随后跑去厨房关火，锅里的绿豆汤已经烧干了一层。
父亲站在我身后，盯着分数看了好一会儿。他不会截屏，掏出老式手机，对着显示器拍了七八张，每张都有一道亮纹。
那晚家里摆了两盘熟食，还有一瓶他舍不得喝的白酒。几个亲戚来道喜，屋里热得坐不住，蒲扇从这只手传到那只手。
有人问，上大学后一个月给孩子多少生活费。父亲喝得脸红，伸出七根手指，说我考了七百分，每月就给七百元。
大家都笑，说这办法有意思。母亲也点头，劝我别嫌少，学费、住宿费和学校收的杂费，家里另外交。
我当时也笑。刚拿到全家最高的高考分数，人有点飘，觉得大学无非还是读书，七百块省着用，怎么也够。
父亲端着酒杯同我碰了一下。
“爷俩说定了，不许反悔。”
“行，我还能饿着自己？”
他咧嘴笑，酒从杯沿洒到手背上，也没舍得擦，低头舔了一下。亲戚们又笑，母亲骂他没出息。
录取通知书寄来后，父亲骑车去银行交了学费。回家时，他把回执折好，放进装户口材料的铁盒里。
出发那天，他和母亲送我去车站。父亲扛着行李走得快，汗把后背洇出一大片，到了检票口才把七百元现金塞给我。
“第一个月先用着。缺什么自己算，别乱花。”
我把钱装进贴身口袋，觉得腰杆比身后的旅行箱还直。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也是第一次觉得日子可以由自己安排。
到了外地大学，七百元很快显出了分量。
食堂最便宜的素菜三块五，米饭一块。早饭两个馒头加一杯豆浆，中午点一荤一素，晚上再简单些，一个月仍要四百多。
牙膏、洗衣粉、热水费、电话费，零零碎碎往外走。班里第一次聚餐，人均六十八元，我盯着群消息看了半天，最后说肚子不舒服。
室友回来时带了一身烤肉味，还给我捎了两串豆皮。我坐在床上吃，嘴里发辣，心里却想着那六十八元能吃多少顿早饭。
月底，银行卡只剩二十七块四。我给父亲打电话，问下个月能不能多给三百。
电话那边很吵，像有人在敲铁管。他让我把花销列一下，听完说，七百元是早就讲好的，不能看别人怎么花。
“可学校这边东西贵。”
“学费不是交了吗？住宿费也交了。”
他说话总爱一句句摆出来，像维修机器，哪个螺丝归哪个孔。我握着手机，听见那边有人喊他，随后通话断了。
第二个月一号，七百元准时到账。转账备注写着四个字，爷俩约定。
我盯着那四个字，没再回电话。
学校有勤工助学岗位，我去图书馆整理过期杂志，一小时十二元。书架顶层全是灰，每天下班，鼻孔里都是黑的。
大一上学期，我又接了给高中生补课的活。周六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讲两节数学，能拿一百二十元。
第一次收到补课费，我去食堂点了份红烧排骨。窗口师傅手抖，三块排骨在铁勺里颠了几下，落进盘里只剩两块。
我端着盘子找座位，忽然想起家里那顿庆功饭。父亲伸出的七根手指，在脑子里怎么都压不下去。
期中考试后，我拿到一笔奖学金。母亲打电话来，声音很高兴，让我给自己买件厚外套，外地冬天冷。
父亲接过电话，只问成绩排第几。我说专业前三，他嗯了一声，又提醒我，奖学金别一下花光。
我等了几秒，没等到别的话。
寒假回家，他问我七百元够不够。我说够，还能剩。其实那学期，我瘦了七斤，右手虎口因为长时间握笔和搬书，裂了两道口子。
他听完点头，像验证了自己的算法。
开学前，父亲照旧交清学费和住宿费，又往卡里转了七百。备注仍是爷俩约定，一个字都没变。
后来每月一号，那四个字都会准时出现。有时凌晨到账，有时拖到晚上十一点，但从没少过一元。
我也没再开口要过。
大二开始，我能接到更多家教，还替老师整理数据。钱依旧不宽裕，却不用在聚餐时装病了。
只是给家里打电话越来越少。母亲问起来，我便说课程忙。父亲偶尔接电话，我们谈成绩、天气和银行卡到账，从不谈七百元之外的事。
那份约定像一条细线，月月从家里牵到学校。没有断，却越绷越紧。
02
大二寒假，我提前一天回家。
钥匙刚插进锁孔，屋里没有动静。桌上扣着半碗剩饭，旁边放着一碟咸萝卜，萝卜边缘已经发干。
母亲在超市上晚班。父亲也不在，我等到夜里一点多，楼道才响起他的脚步声，慢，鞋底还拖着沙子。
门一开，一股机油和冷风一起灌进来。他看见我，先是怔住，随后把手里的工具包往身后藏。
“怎么今天回来了？”
“车票改签了。您去哪儿了？”
他只说厂里缺人，临时补个班。说话时弯腰换鞋，动作停了两次，扶着鞋柜才站直。
夹克还是我高三时见过的那件，袖口磨出毛边，拉链下端用一截铜丝别着。里面的毛衣颜色也旧，领口松得贴不住脖子。
我去厨房给他热饭。煤气灶点了两次才着，蓝火舔着锅底，他坐在门边的小凳上，一边吃咸萝卜，一边问我期末成绩。
“第二。”
“怎么没考第一？”
这话把我堵了一下。我关小火，问他夜班一天能多拿多少。他说没多少，过年忙，大家轮着来。
第二天早上，我被开门声吵醒。天还没亮透，父亲已经穿好那件夹克，手里拎着装馒头的塑料袋。
母亲压低声音，让他休息一天。他摆摆手，说设备等着修，晚去一会儿就耽误事。
门合上后，母亲蹲在地上择芹菜。我问她，家里是不是缺钱。她把烂叶掐掉，说哪家过日子不缺钱，学费交上就行。
“那每月多给我一点呢？”
母亲手上没停，说当初全家都赞成，七百元够基本花销。我有奖学金，还有学校的补助，不能见别人花多少就跟着花。
我想起父亲凌晨回家的样子，一时没接话。灶上的粥扑出来，母亲赶紧起身，锅盖烫得她吸了口凉气。
返校前，我翻衣柜找旧围巾，无意看见父亲的工资袋。纸袋薄薄的，角上写着夜班次数，密密麻麻二十多个勾。
我拿着纸袋去问他。他正在阳台修电水壶，螺丝刀含在嘴里，只扫了一眼，便说厂里年末赶活，很正常。
“您这么上夜班，还差那三百吗？”
他把螺丝刀取下来，拧紧壶底。
“不是差不差。说好的数，不能随便改。”
我说学校里随便买几本专业书就要一两百，有时还要参加活动。七百元卡得太死，我总得想办法填窟窿。
父亲插上电水壶，指示灯没亮。他又拔掉插头，检查那根发硬的电线，半天才说，必要的费用可以单独报。
“吃饭也有必要的时候。”
“食堂吃不饱？”
我看着他低下去的头，忽然不想再说。那只水壶最后也没修好，被他放到墙角，准备过几天换根线。
回学校后，我买专业教材花了一百八十六元。拍照发给父亲，第二天下午，卡里多了同样的钱。
月底的七百元仍旧没变，备注还是爷俩约定。
后来每次交学杂费，我都会把通知和收据发回家。父亲很少回复，钱却会在几天内补过来，多一分没有，少一分也没有。
有回学校临时收实验材料费，我晚上十点发给他。第二天清晨五点四十，手机提示到账八十六元。
我回拨过去，他那边风声很大。他说刚下班，正骑车回家，让我别惦记这些，把课上好。
“您又上夜班？”
“闲着也是闲着。”
“衣服也该换一件了。”
他笑了两声，说维修工穿新的才叫浪费。随后有人按喇叭，他匆匆挂断，没让我再说下去。
那年冬天，我用补课赚的钱给他买了一件棉服。四百多元，不算名牌，摸起来厚实，领口还有挡风扣。
快递送到家，他打电话骂我乱花钱。等我寒假回去，那件棉服仍装在塑料袋里，挂在衣柜最里面。
他身上还是旧夹克。
我问为什么不穿，他说上班容易蹭油，新衣服留着走亲戚。可春节几家亲戚来往，他也没舍得拆掉吊牌。
饭桌上，他给我夹肉，又问下学期学费通知出来没有。我说还没，他便让我早点发，别拖到学校催。
母亲在旁边补了一句，书本费、考试费，只要学校正式收，都由家里另付。平日花销仍按原来的数。
两个人一唱一和，口气平常。我低头扒饭，觉得他们早就商量好了，不管日子怎么变，那七百元都不能动。
春节后，父亲骑车带我去银行。他把学费和住宿费分两笔转出去，柜台吐出的回单带着热气。
回家后，他逐张抚平，按日期夹进透明文件袋。前几年的缴费凭证也都在，边缘整齐，金额处用红笔画了圈。
文件袋下面压着一本深蓝色旧账册。我刚抽出一角，父亲从厨房进来，伸手按住了。
“这个别动，都是乱账。”
他说完把账册拿走，放进卧室书桌最下层。抽屉合上后，他摸出一把小钥匙，转了两圈。
我站在门边，看见他把钥匙塞进裤腰的小口袋。那动作很快，像怕我再问。
当晚，七百元到账。备注依旧是爷俩约定。
屏幕的光照着那四个字。我想起他二十多个夜班，想起没拆吊牌的棉服，也想起上锁的抽屉。
他明明肯熬夜挣钱，肯把学校开的单子一张张付清，却偏要守着七百元不松口。
我关掉手机，没再问那本账册里记了什么。
03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做互联网技术顾问。头一年忙得脚不沾地，收入却涨得快，到二十四岁时，每月能拿六万元。
母亲知道后，逢人只说我工作还行，从不提具体数。父亲听我报过一次收入，沉默半天，只让我按时吃饭，别仗着年轻熬夜。
我在省城租了套两居室，离公司不远。小区有电梯，暖气也足，我提过几次，让他们把旧屋先锁上，过来同我住。
父亲每次都拒绝。他说省城车多，楼又高，出门连个熟人都碰不见，不如守着旧屋自在。
母亲倒是来住过三天。第四天早晨，她把客房床单洗好，说超市正缺人，不能总请假，拎着两袋我买的营养品回去了。
半个月前，父亲在厂里搬设备时闪了腰。刚开始只贴膏药，后来连鞋都弯不下腰穿，才被母亲拉去医院。
医生让他静养，短期内别再干重活。厂里按停工处理，基础补贴不多，夜班费和加班费全没了。
母亲一个月工资三千出头。旧屋水电、吃饭、药费，哪项看着不大，凑到一起便把那点钱磨得差不多。
我知道后，给父亲转了一万元。他当天退回，说手里还有，真不够时会开口。
过了几天，母亲来电话，让我周末回去吃饭。她说父亲有件事想商量，拖了好几晚，话到嘴边又咽下去。
回家那天，我买了鱼和排骨。父亲坐在阳台晒太阳，腰后垫着旧沙发靠枕，脚边放着一根拆开的电源线。
“歇着还闲不住？”
“顺手弄弄，不费腰。”
他嘴上这么说，起身时还是扶了墙。我想去搀，他抬手挡开，慢慢挪到饭桌旁坐下。
饭吃到一半，母亲给他递了个眼色。父亲把碗放下，问我现在收入稳不稳，公司会不会突然裁人。
我说项目排到年底，只要不出大问题，收入不会少。他点点头，又用筷子拨了两下碗里的米。
“以后每月给家里六千，行不行？”
我原以为他最多要两三千。六千这个数出来，我夹菜的手停在砂锅上方，汤汁顺着菜叶滴回锅里。
父亲说，两个人生活要三千，他看腰、吃药也得留三千。若有剩下的，就存在卡里，以后不再临时问我要。
“您不是说手里还有吗？”
“那点钱撑不了多久。”
“可以搬去我那里，房租我本来就在交。”
父亲摇头，说不去。他在省城住不惯，母亲的工作也不能说丢就丢，旧屋更不能一直空着。
我算了一遍。若他们住在旧屋，每月六千不算离谱。可父亲拒绝搬来，又把这笔钱说得含含糊糊，我听着不舒服。
“药费单给我看看，我直接交。”
“不用分那么细。”
他把鱼刺拢到碗边，低声说这钱不只关乎他一个人。至于怎么花，让我别追着问，他心里有数。
我放下筷子。小时候买练习册要报数，大学多花三百要列清单，轮到他开口，却只剩一句别问。
“您要我每月拿六千，总该解释明白。”
父亲抬头看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他说家里用了多少，将来都会让我知道，现在没必要把每笔钱摊开。
母亲舀汤的勺子磕到锅沿，发出清脆一声。她让我少说两句，父亲刚停工，心里本来就不舒坦。
我把手机放到桌上，翻出五年前第一笔七百元的转账记录。旧手机换过两次，银行流水还在，备注也是那四个字。
“那就先把当年的七百元解释清楚。”
父亲朝屏幕看了一眼，脸上的血色慢慢退下去。他说学费和住宿费都另交了，我没有因为钱停过一天课。
“我问的是，为什么只能七百？”
“这是咱爷俩说好的。”
“我当时十八岁，根本不知道外地怎么花钱。”
父亲扶着桌沿坐直一些，说我靠奖学金和兼职过来了，书也读完了，眼下再翻旧账，没有意思。
我盯着他腰后的旧靠枕。上面磨出一块亮面，跟他那件穿了多年的夹克一样，看着寒酸，又让人说不出软话。
“对您没意思，对我有。”
父亲沉默片刻，把面前那碗饭推远。他说六千元的事可以再商量，但七百元就是当年的约定，不会改口。
桌上的鱼汤渐渐凉了，表面结出一层薄油。母亲想把锅端回厨房热一热，父亲按住锅耳，不让她动。
“徐安，你非得今天算这笔账？”
“您今天开口要钱，我就今天算。”
04
父亲看了我很久，眼神从硬变疲。他抬手揉了揉腰，掌心隔着毛衣慢慢往下压，额头冒出一层细汗。
母亲站起来拿药，又倒了半杯温水。父亲没接，只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像是准备结束这顿饭。
我却不想让他这么过去。
“五年前我每月七百，现在您每月六千。您告诉我，这两个数怎么来的？”
父亲说过日子不是做算术。那时有那时的难处，现在有现在的难处，不能拿一个数套另一个数。
我听见“难处”两个字，忍不住笑了一声。过去五年，他从没把难处讲给我，只让我守约，如今轮到自己，约定又不算数了。
母亲把药片放到他面前，转头劝我。
“你现在一个月六万，拿六千不会伤筋动骨。我们也不是拿去乱花。”
“钱多少是一回事，说法是另一回事。”
我把手机往父亲那边推。屏幕上是一排七百元的转账，整整四年，月月相同，像尺子量过。
父亲没碰手机。他端起水吃药，喉结动了两下，水从嘴角漏出一点，落在衣领上。
“你想要什么说法？”
“按您的算法来。”
我点开计算器，故意把按键声开得很响。母亲站在桌边，脸色越来越难看，却没再拦我。
“我高考700分，您每月给700元。您现在要每月6000元，那您先拿出6000分来。”
父亲的手压在腰侧，呼吸变得有些重。他说人老了要养老，跟考试分数没有关系。
“当年吃饭也跟分数没关系。”
“学费、住宿费，我少过你一分吗？”
“那是学校收的。我要过日子。”
他抬起手，像要拍桌子，落下时却只碰到碗边。瓷碗晃了晃，里面剩下的米饭粘成一团。
“我是你爸！”
那四个字冲出来，屋里只剩抽油烟机低低的转声。母亲背过身去，用抹布擦已经干净的灶台。
我看着父亲，心里那口压了五年的气终于顶到喉咙。
“您现在能拿700分？”
父亲张了张嘴，没有出声。腰伤让他站不直，他索性扶住椅背，一点点站起来。
我又说，我不是不给钱，只要他承认当年的七百元不够，承认那份约定让我吃过苦，这六千元明天就能到账。
父亲低头理平衣角，手在旧夹克的拉链上来回摸了两次。拉链被铜丝别着，他没拉开，也没抬头。
“六千不要了。”
“您说不要就不要？”
“以后不用你给一分钱。”
他说完，端起自己的碗往厨房走。经过桌角时腰猛地一沉，他扶了一把墙，碗里的筷子掉到地上。
母亲弯腰去捡。父亲说别捡了，声音很轻，随后进了卧室，把门关上。
我坐在原处，看着计算器上的六千。那点痛快还没散干净，胸口却像塞了一团没拧透的湿毛巾。
母亲把筷子洗了，水龙头一直开着。水声冲了好一会儿，她才关掉，双手撑在水池边。
“你满意了？”
“我只是要一句解释。”
“你要的不是解释，是让他低头。”
我说他当年也没顾过我的难处。班里聚餐我不敢去，冬天连件厚衣服都要等奖学金，别人休息时我得去补课。
母亲转过身，眼睛红着，脸上却没泪。她问我，学费是谁交的，住宿费是谁交的，生病买药有没有让我自己掏过。
“这不能抹掉七百元不够。”
“要是七百元已经是一个人能拿出的全部呢？”
我没答。卧室里传来柜门开合的声音，接着是金属工具碰在一起的轻响。
母亲走过去推门。父亲正蹲在地上收拾工具包，扳手、测电笔和胶布，一样样码得整齐。
“你收这些干什么？”
“明早回厂里问问。”
母亲说医生不让他干活。他把工具包拉链合上，试着提了一下，腰疼得停住，过了片刻才把包放到椅子上。
我站在门口，说他没必要拿复工吓人。六千元我可以照给，只要把话说明白。
父亲没有看我。
“你的钱，我不敢拿。”
“有什么不敢？”
“拿了，怕哪天又得考试。”
他脱下家里的棉拖，换上那双沾着油污的工作鞋。鞋带系到一半，腰弯不下去，母亲蹲下替他系紧。
我想说那只是气话，嘴唇动了动，最终没开口。父亲拎起工具包，从我身边侧着走过去。
门关得不重。楼道声控灯亮起，又很快暗下去。
母亲站在鞋柜旁，把父亲留下的药盒攥在手里。塑料薄膜被揉得窸窣作响，她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生人。
05
父亲没有走远，只去了楼下的小仓房。十几分钟后，他抱着一卷电线回来，绕过我，把东西塞进工具包。
母亲跟在后面，一遍遍说腰伤不能拖。父亲只回了一句，厂里若肯留他，他就做些轻活，不搬重东西。
“六千我给。”
我站在客厅开口。他像没听见，继续检查测电笔，按亮，又关掉。
“每月一号转，您想怎么花都行。”
父亲把测电笔放进侧袋，拉好拉链。他说不用，往后他吃多少挣多少，实在干不动，就和母亲少吃两口。
这话落得生硬。我也硬着声说，既然不要，刚才何必开口。父亲背对着我，肩膀慢慢塌下一点。
“当我没说。”
母亲让他去床上躺着，自己来收拾。他却把工作服从柜底翻出来，抖掉上面的樟脑味，挂到门后。
那套衣服洗得发蓝，裤腿有两块补丁。胸前印着厂名的地方已经裂开，只剩几道看不清的白线。
我坐回饭桌旁，手机屏幕还停在计算器上。六千元没有清掉，亮了一会儿，自己黑了。
父亲进卫生间洗脸。水管震得嗡嗡响，他咳了几声，出来时头发湿了一圈。
母亲拿毛巾给他擦，他侧头躲开，说天不早了，让我回省城，免得明天上班迟到。
“我今晚不走。”
“随你。”
父亲进了卧室，关门前又看了一眼工具包。那眼神很短，像怕东西被谁扔掉。
母亲把饭菜一盘盘端进厨房。砂锅底下的汤已经凉透，鱼腥味混着药味，堵在狭小的屋里。
我跟过去，问她父亲说六千元不只关乎他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母亲刷锅的动作顿了顿，说眼下不是问这个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问？”
“等你学会好好说话。”
我靠着门框，看她用钢丝球来回擦锅底。油渍早没了，她还在擦，发出细碎刺耳的声音。
“您也觉得我不该提七百元？”
母亲没接我的话。她擦干双手，走进卧室，从衣柜顶层拖下一只铁盒。
铁盒外面生了锈，盒盖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红纸。她抱到桌上时，里面的纸张轻轻滑动。
父亲听见声音，从卧室出来。他看清那只盒子，脸色一沉，让母亲收回去。
“都到这一步了，还藏什么？”
母亲掀开盒盖。父亲伸手去拦，腰突然疼得直不起身，只能扶住桌角喘气。
我往前走了一步，想扶他。他抬起胳膊挡住我，额头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淌。
母亲从盒底拿出一张发黄的出生证明，压在我面前。纸很脆，折痕处几乎要断，姓名一栏写着徐安。
我起初没看出哪里不对。再往下，母亲用食指点住生父一栏。那里写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不是周国强。
“这是谁？”
声音从我嘴里出来，干得发涩。
母亲坐到椅子上，说那是我的生父，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不在了。之后很多年，她一个人带着我过。
我盯着证明上的日期，又抬头看父亲。他扶着桌子站在灯下，嘴角抿紧，没有否认。
“周国强不是我生父？”
母亲点了一下头。
窗外有人推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父亲把脸转向阳台，灯光照着他耳后的白发，一根根贴在皮肤上。
我脑子里闪过许多旧画面。小学发烧，他背我下楼。初中家长会，他坐在最后一排。填父亲姓名时，我写的从来都是周国强。
可我想不起七岁以前的事。那些零碎影子像泡过水，只有医院走廊的白墙，还有一股消毒水味。
母亲又从铁盒里拿出一张旧押金单。纸张四角卷起，日期正是十七年前，住院人姓名写着我，缴款人写着周国强。
金额一栏是一万八千元。
“你七岁那年病得重，我连住院押金都凑不齐。”
母亲说到这里，停下来抹了抹鼻子。她没有哭，只把那张单子推得离我更近。
那时周国强一个月工资不到两千。一万八千元，不吃不喝也要攒近一年。
母亲说，他跟她认识没多久，家里人都劝他别往这摊事里走。他还是卖了摩托车，又找几个工友借钱，把押金补齐。
等我出院，他和母亲办了手续。自那以后，我读书、吃饭、看病，都跟着他过。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他不让说。”
母亲看向父亲。他低着头，把工具包往墙边踢了踢，像是那些事同他没关系。
母亲说，父亲怕我年纪小，听了心里有隔。他也怕我长大后觉得欠他的，叫一声父亲都要先掂量。
我按住出生证明，纸面在掌下轻轻发响。刚才那句“您现在能拿700分”，一下又回到耳边。
父亲终于开口，让母亲别再说了。旧账翻出来，也不能把说过的话收回去，明早他照样去厂里。
“您的腰不能去。”
“跟你没关系。”
他拎起工具包，放到卧室门边，又定好清晨五点半的闹钟。屏幕亮起时，他的手抖了一下，很快揣回兜里。
母亲把我的旧出生证明和十七年前的住院押金单摊在桌上，生父栏里的名字不是周国强。
她说，我七岁重病时，是他娶了带着我的她。十七年里，我从没怀疑过站在家长栏里的那个名字。
被我用“700分”羞辱的男人，明早还要忍着腰伤回厂。他不要我的钱，也不肯让我扶，连药盒都留在鞋柜上。
墙上的钟已经过了十一点。再有六个多小时，他就会拎着那只工具包出门。
我今晚若不追，是保住那点不肯低头的尊严，还是亲手丢掉养了我十七年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