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无度：如果没有薪俸制度，古典王朝文武官员靠什么过活？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俸禄制度作为官僚体系运行的保障，着实是不可或缺，但在我国的政治制度演进过程中，却也存在着一段“无俸禄时期”，这种现象大多发生政权草创时期，这也是早期政权尚未建立有效的财政机制所带来的后果，当国家机器无法通过合理的俸禄制度供应官僚群体时，对文武官员来说，各种创收模式就应运而生，下面我就以北魏和清（后金）为例来说说这个现象。

‬北魏前期以“赏赐”替代俸禄。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于公元386年建立的政权。在北魏统治中原的前期，由于国家正在从游牧经济到农业经济转型时期，对地方的控制力尚处于草创阶段，且马上驰骋、游牧射猎、征战掠夺的部落传统习惯因为强大的惯性延续了下来，所以，至少在孝文帝拓跋宏之前北魏是没有建立俸禄制度的，所谓“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国用不充，俸禄遂废”。昔日部落首领率部落出征掠取财物并在部落成员间进行分配得做法，演变成了皇帝带头率军亲征掠夺财物对从征将士进行赏赐，即“亲征—掠夺—赏赐”行为替代了原本该有的俸禄制度。

《魏书》

根据《魏书》记载，至少近百年北魏一直使用这种模式来维持部落时代或政府的运转，这样的事例特别多。比如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在天兴(399)二年正月，大破高车等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另一路魏王拓跋仪“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大获全胜后，“班赐从臣各有差”。

《魏书》

再如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击破胡夏政权，俘获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于是将胡夏政权“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

《魏书》

以《魏书》记载，这种替代俸禄制度的赏赐制度，一直延续到孝文帝时期，就是说北魏连续七代皇帝一直在用。太和四年（480），孝文帝“以绸绫绢布百万匹及南伐所俘赐王公已下”。

而这种替代俸禄制度的赏赐制度特征也非常明显。首先，是其赏赐规模巨大且时间上有很大的随意性。众所周知，战争掳掠所得是赏赐物的重要来源，而战争是没有固定时间的，赏赐的时间也就不一定。其次，赏赐对象有很大局限性，主要针对随君主出征的的将士及文武官僚，而对于留守京城的官员和地方官员则赏赐比较微薄，甚至没有赏赐。

由于赏赐性质的局限，这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一、由于赏赐时间不固定，就等于文武官员的收入不固定，导致文武官员时刻想着办法创造收入，这一点大家懂得都懂，自不必说。第二、这也是最要命的第一点，就是分配不均。从武官角度来看，战区和战区之间由于发动战争的频次不一样，所获得的赏赐自然不一样，战区之间武官的收入差距就拉开了。从文官角度来说，随征的心腹官员所的过多过厚，导致了留守官员和地方官所得微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如崔浩这样的随征重臣，亲自说自己很受重用，“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衣业重锦，食则粱肉”。而他的同事高允，由于是留守型官员，家庭生活就比较贫困了，在拓跋焘时期甚至到了“家贫布衣，妻子不立的地步”，居住的地方“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直到魏高宗时期受到重用，生活条件才改善。

《魏书》

这种收入失衡，对国家的伤害相当巨大。从武官角度来说，北魏武官为了获得赏赐，非常希望把国家置于战争之上，甚至谎报军情，绑架国家政策，强行制造战争。有一次，南方将领上表要对刘宋发动预防性进攻。当时北魏名臣崔浩就直言道，那是因为皇帝北伐柔然的时候，北方将领赢太多了“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边将领嫉妒的很，于是乎在那边谎报军情，意图也发一笔战争财，大赢特赢，“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

《魏书》

至于地方官既没有薪俸，也得不到赏赐，那就是想方设法毫无节制贪污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如魏太武帝时期的虎牢镇将公孙轨，上任的时候单枪匹马，离任的时候携带的财物，“从车百辆”，真是赢的太多，赢得当地老百姓受不了了。

《魏书》

除了直接贪污之外，还有林林总总的牟利方式。比如一些胆大的地方官员，竟然直接扣留地方上上缴给中央的财物。在魏高宗太安四年（458），皇帝下诏申斥地方“断截官物以入于己”，所谓的“断截官物”，就是截留百姓本应该缴纳到平城的租调。甚至地方官还和商人勾结，针对百姓以发调为名，逼其借高利贷，于地方民生破坏极大。直到孝文帝太和八年（484），由于战争减少加上群臣要求发俸的呼声很大，北魏正式颁布俸禄制度，才废除了带有部落残留的赏赐制度。

‬清代前期的“无俸”运营。

而清代前期，尤其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由于处于半耕半牧的发展阶段，也和北魏一样并没有俸禄可言。皇太极就曾经说过“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所以，清朝的前身后金的文武官员主要收入也是靠战争掳掠所得分配性赏赐。如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军攻破沈阳、辽阳，努尔哈赤大赏群臣，赐总兵官各银二百两、布二百二十匹、缎三十匹；副将各银一百五十两、布一百五十匹、缎十五匹；参将银八十两，布八十匹，缎八匹；游击银五十两，布五十匹，缎五匹。

《满文老档》

尤其是像额亦都这样的五大臣更是由于其地位和战功发家甚大。就以万历十五年（1587）巴尔达城之战为例，额亦都率军攻下此城后，努尔哈赤将该城所获得的“敕书、户口、诸申，尽赐之”。而巴尔达城在女真地界已经属于大城，想必人口、牲畜、财物也不会少。

而普通的基层旗丁，自然也没有俸饷。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制定了“计丁授田”制度，将海州地方和辽东地方的三十万垧土地平均分配给八旗军士（虽称为无主荒地，其实强夺不少），以田地的方式让八旗军自耕自种，并定期上缴租赋，每人每年纳银3两。

《满文老档》

同上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此时，后金政权并没有俸禄，但努尔哈赤已经明确规定计功分等，各食若干丁的钱粮，以代替明朝的按官给俸制度，如额亦都，“食百人之钱粮”，如车尔格“赏一等备御之粮”等等，只是落地范围比较狭窄，只有有功人员能获得这些待遇，并不是普遍支给。

当然，尽管清朝统治者强调自身满洲淳朴云云，在没有俸禄的时代，后金内部从高官到基层军官也有众多的多占多得的贪污现象。其中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就在攻破开原后被努尔哈赤处理过，其在固定赏赐之外，还额外“藏匿金银、缎绸、蟒缎、毛牛角、毛青布、翠蓝布、貂皮等物”，最后被努尔哈赤勒令上缴，而且处理的还不是费英东一人，努尔哈赤族弟、侍卫都不能幸免。

《满文老档》

再如文臣额尔德尼，此人创制满文，随侍努尔哈赤身边，努尔哈赤对其十分信任，也就是这么一个温文尔雅之人，也没少捞。努尔哈赤受到举报将其抄家时，抄出大量汉官送来的猪、鸡、米、面、绸缎、布帛。在送到努尔哈赤衙门后，努尔哈赤却责备法司大惊小怪，说了一句“汗之近人缘何无此财物”，遂将这些受贿所得尽数还给额尔德尼。

《满文档案》

至于基层军官牟利得财者更是比比皆是，如一个叫夸泰吉的军官就是私自与明廷贸易，还拒不纳税，被革去游击之职。

《满文老档》

清廷直到入关后的顺治年间才制订正式的俸禄制度，但是也有突发情况没有按时发俸。如三藩之乱时期，清廷为了保证军需，竟然从康熙十四年到康熙十八年不给地方官员发俸禄的壮举，而之所以在不发俸禄地方政府能照常运转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地方上多收火耗（火耗，汉语词语，起源于明代，指碎银熔铸银锭产生的折耗，各地火耗加派不一，以山东、河南为例，一两之外，竟然要额外收八钱火耗）。

《西征随笔》

如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据魏象枢奏：“有江南一州、一县加收火耗，原参多赃，及审实州官火耗一千二百余两，县官火耗四百余两。”，据口供得知，这些火耗“不曾入己”，这个情况大约是事实，因为在朝廷不发俸禄下，为了维持地方运作，收火耗也是无奈之举。

《康熙起居注》

综上所述，在古典王朝时代，如果官员缺乏固定的薪资来源，会导致其收入失衡，会诱发截取官物，搜刮掠夺，逼民假贷等乱象，只可在草创期行于一时，如果长期实行，必然会危及统治。

引用文献：《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康熙起居注》、《西征随笔》、《魏书》、《皇清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