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电视里正播着全省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出蒋光耀的名字。饭桌上安静得能听见窗外喜鹊叫。
贾玉珍把一份打印好的协议放在转盘上，轻轻一转，纸停在我面前。上头几个大字：离婚协议书。
蒋光耀端杯呷了一口茶，眼皮都没抬：“可欣还年轻，你老拖着，像什么话？签了，走吧。”
我看向对面坐着的蒋可欣。
她正低头夹一根青菜，筷子在碗沿上顿了很久，最终搁下来，起身，把书桌上那支钢笔递过来。
那是三年前结婚时她买给我的。
我接过笔，在签字栏写下名字，一笔一划。
推门出去时，袖口刮到桌角，一颗旧军装扣子崩落在地，滚了几滚。我弯腰捡起来，攥在掌心，揣进裤兜。
走出家属院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那扇朱红门。
然后从内衣袋里摸出一个老式手机，按下一串背得滚瓜烂熟的短号。
三声过后，那头传来一个苍老粗砺的声音：“你他娘的，总算肯打这个电话了。”
我笑了笑，抬头看天。
“任务到期，该回家了。”
蒋光耀升省委书记那天，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安静的一顿饭。
满桌子的菜，排骨，鱼，烧鸡，都是贾玉珍平时舍不得买的。
可没一个人动筷子。
客厅里坐着蒋光耀的几个老同僚，在沙发上抽烟喝茶，眼珠子时不时往餐厅这边瞟。
蒋光耀坐在主位上，慢条斯理地剥一只虾。
剥完了，没吃，放在面前的骨碟里，拿纸巾擦了擦手，才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展开，推到我面前。
“赵恒。”他叫了我一声，声调不咸不淡。
我应了一声：“爸。”
他没应，指头在纸上敲了敲：“我喊你一声赵恒，是给你留脸面。这些年你在这个家里头，吃我的喝我的，我没亏待过你吧？可欣是大学老师，你是啥？你心里没数？”
我说：“我有数。”
“有数就好。”蒋光耀点点头，“我上这个位置不容易。下面多少双眼睛盯着，我这家里头，不能留闲人。你懂我意思？”
我说懂。
确实懂。
这三年，我早就把蒋光耀的脾气摸透了。
他这个人，盘算的不是亲情，是账。
我和蒋可欣结婚那会儿，他还在市里做局长，觉得风光，便应下了这门亲事。
如今他坐到省委书记的位子上，我是个退伍后连正经工作都找不着的人，还跛着一条腿。
他脸上挂不住。
贾玉珍端着杯子从厨房里走出来，瞄了一眼那张纸，哼了一声：“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别怪我。你在这家里头三年了，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我家出的？你自己拍拍胸口想想，你对可欣到底尽过什么责任？”
我没吭声。
三年前，我从医院病床上睁开眼的时候，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那时候沈学兵坐在床沿，递给我一杯水，问我：“赵恒，组织上有个任务，任务时间三年。三年里头，你要换一个身份，变成一个废物，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愿不愿意？”
我说愿意。
那时我以为很容易。
真住了进来，才知道难的不是装废物。
难的是你身边坐着一个好人，你每天醒来都能看见她，却一个字都不能告诉她。
蒋可欣往我碗里夹了一块排骨。
她的手指细长，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没什么修涂。
结婚三年，她从来不化妆，上班是白衬衫配深色裤子，在家是旧T恤加棉拖鞋。
头一回去她学校找她，她正在办公室批改作文，见我来了，把眼镜一摘，笑得有点不好意思：“你咋来了？”我说路过。
她就搬了把椅子让我坐下，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包话梅糖，说同事给的，你尝尝。
那包糖，我揣在兜里到晚上才舍得拆了一颗。
很甜。
贾玉珍说的那句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嘴角的弧度。
她说话的时候嘴角总是往下撇的，像是嘴角边挂了两个秤砣。
她不高兴也不直说，绕着弯子损人。
这三年，她损我的次数我记不清，但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她说：“赵恒，你说你这腿，到底是出啥事弄的？别是为了躲兵役自己拿枪打的吧？”我当时笑了笑，没接话。
那会儿我腿上缝了二十三针，骨头里嵌着两块弹片。
沈学兵让我写的伤病说明上，写着“训练意外”。
蒋光耀把笔递过来。
黑色签字笔，笔帽上沾了一点红色印油。
他把笔放在纸上，又慢慢推到我面前。
“赵恒，叔叔也不为难你。你签个字，回头我叫人帮你租个房子，先住下来。你呢，以后跟可欣，就再没关系了。”
他话说得理直气壮。我看了他一会儿。他大概以为我要说点什么。但这些话他憋了三年，今天终于说出口。而我呢，我等这个电话等了三年。
我提起笔，正要落下去。
蒋可欣的手突然伸过来，按在纸上。
我抬头。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手腕却在发抖。
她按着那张纸，很用力，指节发白。
她没看我，看着她爸，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爸，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就这一句。
说完，她松开手，低下头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蒋光耀看了她一会儿，冷笑了一声：“可欣，爸爸跟你说的道理，你自己想想。不用我多讲。”他端起茶杯，又放下，转向我：“赵恒，你要是要点脸，就自己走。”
我站起身。腿上的旧伤一阵阵地抽着疼。我知道雨天要来了，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到暴雨。
我提起笔，在签字栏写下自己的名字。
搁下笔的时候，我看到那支笔在纸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墨痕。
然后我转身，拉开椅子，往外走。
蒋可欣叫了我一声：“赵恒。”
我停下脚步。
她张了张嘴，像是想说点什么。
她身后墙上挂着一幅婚纱照，照片里她笑得眯起眼睛，头靠在我肩上。
那是我为数不多笑得那么真实的时刻之一。
她说：“你……路上慢点。”我说好。
然后我走了。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风刮得紧，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沙沙响。
我穿过客厅，那几个抽烟的老同僚看着我，眼神各异。
我没看他们，径直走到家门口，换鞋。
弯腰的时候，口袋里的那包话梅糖掉出来，滚到鞋柜底下去了。
我看着那包糖，蹲下来，伸手够出来，拍了拍上面的灰，揣进口袋里。
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没走几步，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没回头，那人跑上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蒋正豪。
我的小舅子，二十五岁，在省城当刑警。
他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
他抓着我胳膊，有点喘，问我：“姐夫，你真走？”
我说：“手续都签了，还能假？”
他皱着眉，眼睛有点红：“我爸那人……算了。你等会儿，我姐让我给你拿件衣裳。她说变天了。”他回到家里头，很快就跑回来了，手里抱着一件旧棉袄。
棉袄是我的，前年蒋可欣给我买的。
说实话，买得大了些，穿着不太合身，但她高兴，我也没说什么。
蒋正豪把棉袄塞到我手里，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塞进棉袄兜里。
“我姐说，你一直习惯用自己的笔。”
我摸到那支笔，冰凉的金属笔帽，触感熟悉。
是结婚那年她送我的那支。
我没有说话，把钢笔从兜里翻出来，放到蒋正豪手上，说了句：“你姐的东西，我没资格带走了。”蒋正豪攥着笔，还想说点什么，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拎着那个旧帆布包，抬腿走了。
风越刮越大。
我把棉袄穿上，领子竖起来，拐过街角的时候，前面一棵老梧桐树被风刮得哗哗响。
我站在路口等红灯，心里头空落落的。
看见马路对面的路灯下蹲着一个摆摊卖橘子的老人，正把摊子往三轮车上收。
有一颗橘子滚在路边，他弯腰去捡，腰弯得慢，手撑着膝盖，半天才直起身来。
我走过去，弯腰帮他把滚到脚边的两颗橘子捡起来，放回筐里。
老人抬头看我，满脸皱纹挤在一起：“弄啥？”我说：“顺路，搭把手。”他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行，那拿个橘子吃。”他抓了三个橘子塞进我手里。
我没有拒绝，攥着橘子过了马路。
走到路对面，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老人。
他已经蹬着三轮车走了。
背有些驼，在风里摇摇晃晃，很快便消失在街角。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橘子，黄澄澄的，皮上带着青。
我剥了一个，掰开，塞了一瓣进嘴里。
很酸，酸得我眼眶有点发热。
我在路边长椅上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脚边。
周围没什么人，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
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
我嚼着那瓣橘子，从内衣袋里掏出那个老式手机。
手机是退役那年沈学兵让人置办的，外观看着跟普通老年机没两样，里面装的却是军用加密通信模块。
我按下一串短号，然后把手机放在耳边。
等待音只响了一下，那头便接通了。
没有人说话，只有一道呼吸声。
我听了一会儿，先开了口：“我是赵恒。”
那头沉默了两秒，传来沈学兵的声音：“你他娘的，总算肯打这个电话了。”他的声音有些哑，像是喝了酒，带着一股粗重的倦意。
我说：“任务到期，该回家了。”沈学兵又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沉下来，没有刚才那股子热乎劲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说：“数据链端口确认了。但有一环没对上，我需要回基地调档案。”沈学兵说：“明早八点，江边码头，有人接你。”我说：“知道。”沈学兵顿了顿，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赵恒，三年了。回来就好。”
挂了电话，我攥着手机坐了一会儿。
风从江面那边吹过来，裹着水汽。
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到暴雨。
我站起来，把剩下的两个橘子装进棉袄口袋，背着那个旧帆布包，沿着街道慢慢往江边走。
路灯光昏黄，把行道树的影子投在路面上，影影绰绰的。
走到江边的时候，雨开始落了。
豆大的雨点打在脸上，又凉又疼。
我站在江堤上，看着混浊的江水翻滚着往东流，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
三年前，我从这条江上被担架抬下来时，也是一个雨夜。
那时候蒋可欣还不是我妻子。
她戴着口罩和红袖章，在码头值班，看我被抬上岸，忙跑过来帮忙撑伞。
她的头发被雨淋湿了，一缕一缕贴在额角，口罩上面露出一双又圆又亮的大眼睛。
后来沈学兵跟我讲：“你那个媳妇儿，是我让人挑的。家世清白，人也不错。你跟她领个证，住进她家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瘸腿退伍兵。你给我记住了，这三个字，不准让人查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没吭声。
他就问我：“怎么了？不乐意？”我说：“没啥不乐意。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
沈学兵嗤笑道：“组织给你安排个媳妇，你还怕对不住人家？赵恒，你这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吧。”我没接话。
那时候我能说什么呢？
我一个当兵的，身上还带着没取干净的弹片，人家好好一个大姑娘，跟我领了证。
我连她长啥样都没看清，就成了一家人。
头一回见蒋可欣，是她爸带着我去民政局。
她那天穿着白衬衫，头发扎了个马尾，安安静静地站在台阶下。
我走过去。
她抬起头看着我，也没笑，就问了一句：“你是不是腿还疼？”我说：“不疼。”她就点了点头，说：“那走吧。”
结婚那天晚上，她坐在床沿叠衣服。
我坐在椅子上，跟她隔着两三米远。
她叠完一件衣服，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咋不睡觉？”我说：“还不困。”她就没再说话。
我听着她那边窸窸窣窣的动静，翻来覆去，过了大半夜才睡着。
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身上疼，心里也闷。
有一回半夜疼醒了，躺在床上不敢动。
她却在黑暗中开口了：“赵恒，你要是疼，就哼两声。我又不会笑话你。”我愣了一下：“你咋知道我疼？”她说：“你睡觉的时候，眉头一直是皱着的。”
那之后，我疼的时候就不再死扛着了。
有时候迷迷糊糊的，她就把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
她的手很暖，很软。
我从来没告诉过她，那些夜里她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我心里有多踏实。
雨越下越大。
我在江堤下找了个候船的棚子躲雨，靠着柱子，望着江面。
雨点砸在水面上，溅起一层白雾。
江对岸的城市灯火，在雨幕中变得模糊不清。
我坐在那里，没有睡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蒋可欣的脸。
雨停的时候差不多快半夜了。
我从棚子里出来，找个通宵营业的便利店买了杯热豆浆，坐在门口的塑料椅上喝。
豆浆很烫，我小口小口地嘬着，看着街对面那家关了门的五金店。
三年前，我刚到蒋家的时候，在城东一家五金店打过几个月零工。
老板姓周，是个跟父亲年纪差不多大的中年人，问我以前干啥的，我说当兵的。
他点点头，说：“部队出来的，干活老实。”我干了三个月，后来因腿疼实在站不住才辞了。
周老板多给了我两百块钱。
我推辞，他说：“拿着，当哥请兄弟吃的饭。”
我把那两百块钱一直放在棉袄内袋里，一直没舍得花。今天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我想过，往后这日子，大概再不会有周老板这样的人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起身往码头走，在路边一家早餐铺子吃了一碗面。
老板端上来的时候，我多要了两瓣蒜。
老板讶异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我低头吃面，一口面一瓣蒜，吃得满头大汗。
吃完面，我擦擦嘴，扔下钱，拎着帆布包去了码头。
码头上已经有人了。
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中年男人靠在栏杆上抽烟，见我走过来，把烟掐了，从口袋里掏出半张照片，对着我比了一下，然后拉开车门，说：“沈司令让我来接你。”我上了车，他发动引擎，往城郊方向开。
窗外的景物一路后退，我靠着车窗，闭着眼睛。
车子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停在一处偏僻的铁门前。
铁门两侧是高高的围墙，上方拉着一圈铁丝网。
中年男人按了两声喇叭，铁门缓缓打开。
车子开进去，我便看见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楼前停着两辆军绿色的越野车。
门口站着一个穿迷彩服的年轻军官，见我下车，啪地敬了一个礼：“赵参谋。”我点点头。
他领着我往楼里走，穿过走廊，在一扇门前停下来，替我推开门。
屋里灯光明亮，一张大桌子摆在中央，桌上摊着地图。
沈学兵坐在桌边，手里夹着一根烟，见我进来，把烟摁灭了，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瘦了。”
我站在门口，苦笑：“司令，你也不瘦。”他哼了一声，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说吧。”我坐下去，把这三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
他没打断我，只是安静地听着。
烟抽完了两根，他拧开军用水壶喝了一口水，开口了：“你说的那个数据链，我们追踪了三年，源头基本确认了。”我说：“我知道，省委办公厅。”沈学兵看着我，目光有点沉：“你不光知道这个。你还知道，那个端口设在蒋光耀的办公室里。”
我没有否认。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赵恒，你跟我说实话，你在蒋家这三年，除了记录数据链之外，有没有动过别的念头？”我问他：“什么叫别的念头？”他说：“你应该懂我的意思。”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想了很久，才开口：“司令，蒋光耀是蒋光耀，宋局长是宋局长。这两桩事情，我心里分得清。”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行。你能分清就好。”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拉开一块布帘。
布帘后面挂着一张大尺寸的示意图，密密麻麻的线条标着各种数据节点。
他用手指着其中一个节点：“这里是省委办公厅的内网交换器。数据是从这个端口出去的，时间在每月月初，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我点点头。
他继续说：“我们查过了，能在这个时段进出省委办公厅内网的人，权限要求很高。”我说：“蒋光耀。”他说：“蒋光耀本人不会做这种事情，但他身边有人代办。”
我们俩对视了一眼。
我说：“萧国梁。”沈学兵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他把布帘拉上，走回桌子边坐下：“说说你的判断。”我把这三年里观察到的关于萧国梁的事情整理了一遍：他出入省委办公厅的习惯，他接触的文件级别，他与蒋光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蒋光耀升任前的那个月，萧国梁频繁加班到深夜，好多次凌晨才离开。
还有就是，那个软皮本。
我告诉沈学兵，那本软皮本还在蒋家书房，柜顶的鞋盒里。
里面记录了三年间所有与数据链相关的时间节点。
那些时间点，我都是在凌晨蒋家人都睡熟了之后，偷偷记下来的。
沈学兵听完，沉吟了一会儿，开口说：“那个本子，必须拿到手。”我说：“我知道。”他问：“你能回去拿？”我说：“能。”其实我心里清楚，回到那个家去拿那个本子，比让我在暴雨里跑十公里还难。
但我必须去。
因为那个本子上记录的最后一页，我藏了一个线索，关系到萧国梁整个数据传输链最核心的那一环。
沈学兵又点了一根烟：“行，明天晚上动手。我让人配合你。但有个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他咧嘴笑了一下：“早点回来吃饭。”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好。”
第二天晚上，我换上一身黑色运动服，戴上帽子，沿着城东那片老居民区的屋顶，朝省委家属院方向摸过去。
这三年，我把那片区域的地形走了一遍又一遍。
哪条巷子通哪里，哪栋楼的监控视野盲区在哪里，我都一清二楚。
到了家属院外围，我在一棵老槐树底下蹲了一会儿，观察了一下周围，确认没有异常才动手。
院墙不算高，我借着墙根一辆废弃三轮车的力，翻过墙头，沿着墙根溜到单元楼背后。
蒋家在二楼。
窗户朝院子那边开着一扇，是书房的纱窗。
我记得蒋可欣每天晚上都会把书房的纱窗推开一条缝透气，这条缝，从来没有被关上过。
我攀着外墙的水管往上爬，动作尽量放轻。
路灯的光投在地面上，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