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俘虏非要见解放军高级首领，见到吴瑞林才吐露：李克农是我上级

1947年10月16日，辽南鸡冠山附近，一名穿国民党少校军服的男子越过太子河，疲惫地坐在树下。解放军巡逻人员发现后，立即缴械盘问。奇怪的是，他不急着解释，也不承认自己是普通逃兵，只反复要求见更高级别的首长。

从连部到营部，再到上级机关，他一路被带了上去。有人以为他是在拖延，也有人怀疑他掌握重要情报。直到被送到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面前，这名少校才开口：“我是代号九〇二的情报员，李克农是我的上级。”

一句话，改变了审讯的性质。

吴瑞林没有立即相信。前线出现一名穿敌军制服的人，任何判断都必须谨慎。电台很快接通有关部门，经过核实，九〇二确有其人，长期在东北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活动，身份由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掌握。

这个少校名叫赵炜。此前几天，他还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中逃命。为了渡过太子河，他重新整理沾满泥土的军装，迎着巡逻士兵走去，张口便说：“前方有敌情，我奉命侦察。”几个士兵见他军阶较高，不敢细问，反而找来船只送他过河。

他能把这场险局变成脱身机会，并非偶然。赵炜1919年出生于河北文安县，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后来辗转到广西谋生。抗战爆发后，他报考了广西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那所学校后来并入黄埔系统，军事训练严格，政治色彩也很浓。

在校期间，赵炜曾担任旗手，参加过蒋介石到校训话的仪式。毕业时，他还得到一把被称作“中正剑”的佩剑。那时的他相信，军人的职责就是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并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共产党情报人员。

毕业后，他被派往第五战区，在第十三军独立团机枪连训练新兵，随后担任中尉排长。只是这支部队长期承担整训任务，真正上前线的机会并不多。赵炜对这种安排颇为不满，甚至一度离队寻找机会，结果碰了壁，只得返回后方。

转折发生在一次看似普通的拜访中。他到老同学朱建国的办公室闲坐，随手翻看桌上缴获的共产党书籍和文件。那些材料没有空泛地谈口号，而是把抗战、民众和社会现实说得很具体。赵炜看得越来越认真，心里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朱建国当时在所谓“绥靖组”任职，实际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观察到赵炜并未排斥这些内容，便逐渐向他讲述敌后抗战和解放区的情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局变化之际，赵炜赴东北任职，途经天津时再次见到朱建国。

这次见面，朱建国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赵炜没有退缩，反而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没有因为一句表态便立即安排任务。大约一年后，他在北平与李克农系统的干部王石坚接上关系。

王石坚没有给他描绘前途，只提醒他，情报工作意味着长期孤独，也意味着被捕后可能牺牲。说到这里，王石坚掀起衣服，让赵炜看身上的刑讯伤疤。赵炜沉默片刻，答应下来。李克农随后为他确定代号“九〇二”。

回到东北后，赵炜进入东北保安司令部机密室，担任少校参谋，能够接触敌军部署图和作战计划。1947年3月，他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出国民党军第四次进攻辽东的部署，并建议在敌军机关附近建立秘密电台。

沈秉权、吕淑兰夫妇随后以普通居民身份居住在沈阳一带，承担加密发报任务。赵炜获取的兵力配置、调动方向和作战时间，便通过这条线路传往解放区。

最危险的一次行动，发生在杜聿明准备进攻临江期间。赵炜想确认第十三军的具体出动时间，曾借口探望同学登上军列，却被军长石觉当面喝令下车。他没有拿到准确时间，却很快想出另一种办法。

回到司令部后，他起草了一份催促第十三军迅速南下的电文，让部队提前向兰山方向推进。电文手续看似完整，内容也符合南下作战的大方向，实际却打乱了原定的协同节奏，使第十三军部分部队陷入孤军深入的局面。

解放军早已根据情报在兰山布置兵力。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和第五十四师部分部队进入伏击区域后，遭到集中打击，第八十九师及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二团大部被歼，杜聿明的进攻计划受到严重影响。事后追查电文来源，却因手续齐全而未能查出破绽。

但地下交通线的危险也在逼近。1947年9月，赵炜前往沈秉权夫妇住处时，发现窗台上摆着一盆平日没有的花。这是双方约定的危险信号，意味着联络点可能已经暴露。他立即离开，没有进屋。

不久，他赴北平向蒋介石呈报作战方案。期间，老同学纪启仁提醒他，沈阳情报站已经遭到破坏，朱建国等人被捕。赵炜进一步打听得知，被捕者有数十人。回到沈阳后，他给司令部打电话试探情况，对方却说：“我去过你家，没人。”

这句话让他明白，敌人已经查到了他的住处。赵炜没有再回司令部，匆忙与未婚妻告别，转身向解放区方向撤离。渡浑河时，他绕开桥梁，涉水通过，沿途靠花生和溪水充饥，几天后才抵达鸡冠山一带。

吴瑞林核实身份后，赵炜终于脱下那身国民党少校制服。1949年前后，他转入安全、情报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参与相关机构建设，1981年离开工作岗位。那把黄埔时期得到的佩剑，和“九〇二”这个代号，分别对应着他人生中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