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里,摄影家沙飞突然提出要转院,并让人叫来日籍医生津泽胜。医生刚走进病房,枪声便响了。津泽胜中弹身亡,沙飞随即被控制。这起案件,后来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也成为聂荣臻晚年始终难以释怀的一件事。
沙飞不是普通的摄影记者。抗战时期,他背着相机出入晋察冀前线,拍下八路军作战、行军、救护和根据地生活的真实场景。许多战士没有留下姓名,却因为他的镜头,成为那个时代最清晰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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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沙飞在上海拍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交谈的照片。鲁迅去世后,他又记录了送葬现场。照片发表以后,沙飞迅速受到关注。有人说,鲁迅离开了,摄影家沙飞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这句话并非简单的夸赞,而是说明他的镜头具有极强的现场感。
全面抗战爆发后,沙飞来到华北前线。当时平型关战斗已经结束,他采访八路军官兵,见到战地条件之艰苦,也见到部队在敌后坚持作战的状态。林彪、聂荣臻等人很快意识到,这个年轻人手里的相机,同样可以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武器。
聂荣臻对沙飞格外器重。沙飞提出参加八路军,聂荣臻没有把他当作普通随军记者,而是安排他承担更重要的新闻摄影工作,给予相应待遇,并在器材、生活保障上尽量提供方便。沙飞需要相机,也需要胶卷和冲洗条件,这些在敌后根据地都十分难得。
有一次,沙飞谈到创办摄影画报的设想,聂荣臻直接表示支持:“要办,就把事情办起来,需要什么尽量解决。”后来,《晋察冀画报》创办,采用中英两种文字,既服务根据地宣传,也试图让外界了解中国军民的抗战处境。聂荣臻甚至拿出自己的望远镜,供画报工作使用。
这份信任没有被辜负。沙飞常常冒着炮火靠近战斗现场,拍摄冲锋、救护和牺牲。他不是拿枪冲锋的战士,却用镜头保存了战争的证据。那时摄影条件简陋,底片珍贵,拍摄之后还要设法保存、转运,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画面都可能永久消失。
问题也正是在长期的战争刺激中埋下的。沙飞多次亲眼见到日军屠杀、焚烧和虐待平民,精神受到持续冲击。后来,他出现强烈的被害妄想和对日本人的极端敌视,言行有时异常。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些表现没有得到及时、系统的精神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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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沙飞因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医院中留用了部分日籍医护人员,他们并不等同于侵略军成员,有的人还曾在反法西斯立场上工作。但对长期目睹日军暴行的沙飞而言,“日本人”这个身份本身,已经可能成为严重刺激。
津泽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病房的。两声枪响之后,一发子弹擦过,另一发击中他的额头。案件造成很大震动。聂荣臻得知后十分震惊,立即追问:“沙飞当时的精神状态,究竟正常不正常?”
调查并没有给出能够改变结局的结论。由于沙飞的病情具有间歇性,相关检查当时认定他精神健全,军法部门遂按严重案件处理。聂荣臻与沙飞相识多年,知道他的贡献,也清楚津泽胜是无辜遇害者。两种事实摆在一起,处理者面对的并不是一道容易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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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沙飞被执行枪决。聂荣臻仍吩咐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知道他平时爱吃鱼,临刑前特意安排了鱼。沙飞去世后,组织照顾了他的家属,并按相应级别给予抚恤。这样的安排,既包含对功劳的确认,也无法挽回案件带来的后果。
多年以后,随着精神医学发展和历史案件复查,沙飞的病情重新进入调查视野。有关方面查阅旧卷宗,并请专业机构进行论证,认为他符合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特征。聂荣臻一直关注复查进展,曾要求把问题查清楚,不能让历史疑点长期悬置。
1986年,沙飞获得平反,恢复党籍和军籍。曾经记录民族苦难的摄影家,终于在身后获得了迟到的医学判断与组织结论。那批照片留在档案和画册里,枪声却停在了1949年冬天的病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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