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多年前出土的3740毫升古酒，至今竟没有挥发

一壶封存了两千三百年的酒

二〇二四年深秋，宁夏固原原州区开城镇善家堡村西南，黄土台地之上，西气东输三线工程的前置考古正在推进。

考古队员的手铲剖开M39号竖穴土坑墓东北角头箱上方的覆土时，土层中露出了一件青铜器的轮廓。

那是一件蒜头壶——壶口做成蒜瓣形，整体像一颗硕大的蒜头。

在战国晚期的秦文化墓葬中，蒜头壶是标志性的酒器。

但真正让在场所有人屏住呼吸的，是壶口处那一层覆土——质地、颜色与周边淤土截然不同，土中夹杂着细碎的秸秆状物质，规整而均匀。

那不是自然淤积。

那是两千三百年前有人刻意留下的封护。

M39号墓坐落在善家堡墓地的最北端。

整座墓室长六米、宽四点八米，带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

在累计发掘清理的一百八十三座战国晚期墓葬中，M39的规制远超同期多数墓葬，墓主当有特殊身份。

棺椁早已腐朽，骨骼也化为尘土，只剩墓室四壁的黄土沉默地圈定着一位两千三百年前秦人的最后居所。

而在墓室东北角的头箱里——那是古人放置随葬品的位置——那件青铜蒜头壶静静躺了二十三个世纪。

善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紧邻战国秦长城。

向北两公里，长城遗址的残垣断壁至今矗立；东北方向一点五公里处，是一处新发现的战汉时期聚落遗址。

三者在空间布局上紧密相连。

考古人员推测，这片墓地很可能与周边的城障戍军及边地居民有关。

墓主或许是一位秦军下级军官，又或者是一个戍边屯垦的农户。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墓中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但他下葬时带上了这壶酒——在那个时代，酒是珍贵的。

而令他想不到的是，两千三百年后，这壶酒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目前国内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类遗存。

二

青铜蒜头壶出土时的状态，让考古队项目负责人王晓阳当即做出一个决定：不触碰壶口，不贸然开启。

常年田野考古的直觉告诉他，壶口处的封护是人为的。

千年古铜壶，口部有刻意封护，极有可能在壶内保存着某种遗物——一旦操作失误，所有千年遗存都会毁于一旦。

团队立刻暂停清理，对青铜蒜头壶进行原位防护、围挡封存，全程记录影像、留存数据。

这一决定被后来的检测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当青铜蒜头壶被小心翼翼地送至实验室，科研人员才得以仔细观察壶口的密封结构。

那是一种两层复合密封——内层衬着纺织物，外层涂着有机泥浆。

纺织物的纤维细密地覆盖在壶口，泥浆层则严严实实地将纺织物封死在壶口外沿。

泥浆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掺入了有机物——可能是植物汁液或动物胶质——调制成的一种粘稠浆料。

这不是偶然。

这是一套设计精密、执行到位的密封工艺。

战国时期的秦人，显然已经懂得液体保存的核心难题：隔绝空气，阻挡泥水。

纺织物内衬的作用是过滤和缓冲，防止泥浆颗粒落入酒液；有机泥浆外涂则形成了一道致密的物理屏障，既能防止外界水分渗入，又能阻止壶内液体挥发。

两层密封互为补充，将壶内空间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离。

正是这套复合密封工艺，让壶内的液体在两千三百年的地下岁月中几乎零挥发、零流失。

没有受到外界泥水的污染，酒精和水分也没有逸散。

当科研人员最终打开壶口、提取壶内液体时，量筒的读数停在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上——三千七百四十毫升。

三千七百四十毫升。

将近七斤半的酒。

三

液体被提取出来后，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是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

是酒吗？

如果是酒，用什么酿的？

怎么酿的？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了一支多学科联合科研团队。

领衔的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温睿。

他们要做的，不是凭肉眼观察或经验判断，而是用现代科技让两千三百年前的液体“开口说话”。

检测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这是一种通过红外光与物质分子相互作用来识别化学成分的技术。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能够将液体中的各种化合物分离并逐一鉴定。

淀粉粒分析、植硅体分析、酵母菌微化石分析——从微观层面寻找酿造过程的痕迹。

结果出来了。

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碳水化合物等二十四类化合物。

更关键的是，有机酸的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高度一致。

结论明确：这是粮食酒。

但科研团队没有止步于此。

他们要回答的是“什么粮食”——以及“怎么酿的”。

淀粉粒分析给出了答案。

在样本中检测到了大量黍的淀粉粒，以及小麦族——小麦和大麦——的淀粉粒。

主原料是黍，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糜子，搭配小麦和大麦共同酿造。

黍在中国北方有着极为悠久的栽培历史。

在战国时期的固原地区，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边地的秦人种黍、收黍、吃黍，也用黍酿酒。

然而，淀粉粒告诉科研人员的远不止原料种类。

显微镜下的淀粉粒呈现出特征性的损伤形态：研磨的痕迹、加热的痕迹、微生物降解的痕迹。

这三类损伤串联起来，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酿造链条——

谷物首先被研磨，破碎成粉。

然后加热——可能是蒸煮，使淀粉糊化，为后续的糖化做准备。

接着，微生物登场了。

那些存在于淀粉粒上的微生物降解痕迹证明，秦人将谷物制成了曲。

曲，就是富含微生物的发酵引子。

把曲投入糊化后的谷物中，曲中的微生物便开始工作：先将淀粉分解为糖——这是糖化；再将糖转化为酒精——这是发酵。

在更古老的酿酒技术中，糖化和发酵是两个分离的步骤。

但战国晚期的秦人已经掌握了让二者同步进行的技术。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科技保护负责人张红英向媒体介绍，核心研究成果证实，样本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存在研磨、加热、微生物降解等特征性损伤，证明秦人已熟练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

这正是中国传统黄酒的核心工艺特征。

四

黍的种植，曲的制作，糖化与发酵的同步控制——这些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常的技艺，在两千三百年前的战国边地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种黍需要懂得农时。

制曲需要掌握温湿度的控制——曲中的微生物是活的，温度太高会杀死它们，太低则活性不足。

糖化与发酵的同步进行更需要精准的经验判断：什么时候下曲，什么时候搅拌，什么时候封缸，每一步都关乎最终酒的品质。

这些知识不是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

它需要代际传递，需要反复试错，需要无数个夜晚的观察与等待。

而当这些知识被一个边地墓主带进墓葬——以三千七百四十毫升酒液的形式——它证明在战国晚期的秦国边陲，酿酒已经是一项成熟的、系统化的手艺。

善家堡墓地的文化内涵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片墓地兼具秦文化、以铲足鬲为代表的戎文化以及少量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

墓地的位置——紧邻战国秦长城，周围环绕着战国晚期的边防设施——说明这里是多族群聚居、多文化交流的区域。

秦人、戎人以及其他族群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互相影响。

酿酒技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共享、被传承、被改良。

而酒本身，从来不只是技术。

在生产力低下的战国时代，粮食是珍贵的。

用粮食酿酒，意味着把本可以果腹的食物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超越生存需求的物产。

酒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社会有了剩余的粮食，有了闲暇的时光，有了超越温饱的精神追求。

对于固原边地的秦人来说，这壶酒或许曾经出现在某个节庆的宴席上，或许曾被用来祭祀天地祖先，又或许只是在某个寒冷的夜晚被一个人独酌——以此慰藉戍边的孤独。

这些场景都已经无法还原，但酒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两千三百年前，在这片长城脚下的土地上，有人认真地生活过，有人曾为了一壶好酒付出过心血。

五

《考古科学杂志：报告》刊发了这项研究成果。

国际学术界由此获得了一份关于战国时期秦人酿酒的完整实物证据——从原料到工艺，从密封到保存，每一个环节都有科学数据支撑。

这是宁夏地区首次经科学实证确认的古代酒类液体遗存。

也是目前全国公开考古资料中，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可观的战国时期液态文物样本。

王晓阳说，这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

温睿说，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清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全貌，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

而那个在两千三百年前封好壶口、把这壶酒放进头箱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一壶酒会在二十三个世纪后成为一扇窗——让今天的人得以窥见那个遥远时代的一角。

六

回到那个问题。

三千七百四十毫升古酒，呈浅蓝绿色，液体清澈。

没有明显气味。

根据已有报道，它只剩下土腥味。

两千三百年的地下岁月已经彻底改变了它的风味——酒精或许早已降解，香气早已散逸，只剩矿物质的痕迹和水。

但如果你问：在安全的条件下，你愿意尝一口吗？

这不是一个关于味道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

那一口液体，曾在战国晚期的某个时刻被倒入壶中。

那时秦国的军队或许正在某处征战，长城或许正在某段修筑，固原边地的某个普通人或许刚刚结束一天的劳作。

那个人把酒封进壶里，放进头箱，然后墓门关闭，黄土覆盖。

两千三百年后，壶被打开，液体被提取，科学检测给出了一个又一个数据。

但数据之外，那壶酒还承载着别的东西——一个普通人的珍惜，一个时代的技术，一种文明的味道。

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那壶酒原本的味道了。

但也许，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还在。

三千七百四十毫升，一滴不少，穿越了两千三百年的战火、王朝更迭、风雨侵蚀，完整地出现在今天的人面前。

它是时间本身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