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2年6月，浙江衢州城外，日军炮火逼近，机场上的两万多名民工刚放下修理工具，便接到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命令：立即毁掉机场。
有人愣住了。有人问：“机场不是刚修好吗？”负责传令的人只说：“不能留给日本人。”锤子很快落下，跑道、机坪、油库和仓房，转眼成了军民亲手砸毁的目标。
这不是一座普通机场。1933年建成时，衢州机场跑道只有约500米。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杭州笕桥机场受到威胁，衢州逐渐成为东南战场的重要空军基地。经过多次扩建，跑道达到1600米，宽60米，起降地带宽约150米，具备停放和起降大型轰炸机的条件。
机场位置特殊。它向东可联系浙东、浙北，向西又能沟通江西，距离日本本土也比许多内地机场更近。对中国军队而言，这是牵制日军的重要支点；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却像一根抵在腹下的硬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开始谋划从中国机场支援对日作战。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校詹姆斯·杜立特率领的轰炸机编队，后来从“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于1942年4月18日袭击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按照原定计划，飞机完成任务后飞往中国，衢州机场正是重要的接应地点之一。
可惜，夜间天气突变。飞机抵达中国上空时，衢州一带下起大雨，机场又缺少完善的导航和灯光设备，许多飞行员无法准确找到跑道，只得提前跳伞。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的百姓冒险救助美军飞行员，再设法将他们转送到安全地区。
机场没有等来大批飞机，却等来了日军更加猛烈的报复。
为了扩建机场，第三战区和浙江地方当局曾要求在六个月内完成工程。衢州周边十六个县被纳入征工、征料范围，民工最多时达到数万人。二十厘米左右的木材需要数百万株，毛竹也要数十万根。山路遥远，运输工具有限，许多百姓只能肩挑背扛。
那是战乱中的冬天。有人从两百公里外赶来，翻山越岭送木料；有的村庄每户只摊到一根木头，也必须按期交出。县里的官员、地方组织人员同样下到工地，和民工一起搬运。干粮自备，锅灶自带，白天挖土，夜里夯地，伤病和死亡却很少留下姓名。
机场工程越接近完成，日军越紧张。1942年3月底，日本方面已经公开警告本土民众加强防空，并把衢州等中国机场视为可能威胁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4月初，日军飞机从杭州笕桥机场出动，连续轰炸衢州机场，跑道、停机坪、弹药库、油库和修理设施均遭攻击。
空袭没有让工程彻底停摆，却使衢州百姓付出了更高代价。机场附近的村庄、道路和车站相继受到波及。杜立特空袭东京后，日军随即把报复重点转向浙江、江西一带，浙赣战役也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展开。
日军沿浙赣铁路向西推进，国民政府军队在龙游、江山、常山和衢州外围展开抵抗。5月27日，日军占领龙游；5月30日，双港等交通要点失守，衢州逐步陷入包围。6月1日前后，日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逼近城区，守军展开巷战，双方伤亡惨重。
机场的命运就在这时发生逆转。修建它，是为了让飞机起飞；毁掉它，则是为了不让敌机降落。民工们连续三天三夜拆毁跑道和设施，人数不够，又临时征集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老人和妇女。上午还在抢修，下午便挥锤破坏，这种剧烈转折，正是战争对普通人的强行摆布。
衢州失守后，日军抓捕俘虏和百姓，强迫他们重新修复机场。被抓人员常被绳索连在一起，承担填沟、排雷、搬运等危险工作，稍有迟缓便遭鞭打。关于这段经历，地方抗战资料和幸存者回忆中留下了大量惨痛记录，许多人死在工地，尸体被草草掩埋。
雨季曾让日军的算盘落空。机场积水严重，停放的飞机无法正常使用。但这并没有改变百姓被强征劳役的处境。到了浙赣战役后期，日军撤退前又强迫大量民工破坏机场，在跑道上开挖纵横交错的深沟，还通过水闸引水淹没场地，并在堤坝附近埋设地雷。
有关档案记载，这次破坏行动使用民工一万七千余人、被俘人员近四万人，开挖壕沟总长超过三万米，机场周围道路、桥梁、营房、机库、油库和修理设施也被毁坏。数字背后，是一双双磨破的手，是被迫奔走的家庭，也是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死者。
衢州机场反复修建，反复轰炸，反复毁坏。它没有成为决定战局的“神奇武器”，却把战争的层层压力清清楚楚地压到了十六个县的土地上。木材从山里运来，民工从村庄赶来，飞机从远方飞来，炮火也随之而来。机场留下的，不只是残破跑道和弹坑，还有一份由军民共同承担、却极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的战争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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