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在长安调兵遣将，命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各率一万人，分别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出塞，向匈奴方向发动进攻。四路兵力合计不过四万人，却承担着汉匈战争中一次极具试探性的行动。
这次出兵，距离马邑之谋失败已经过去数年。公元前133年，汉朝曾企图在马邑诱击军臣单于，因匈奴察觉而功亏一篑。汉军三十万众没有真正投入决战，主将王恢后来因畏惧追击、坐视匈奴脱身而自杀。
马邑之围不仅没有打击匈奴，反而使军臣单于更加警惕。此后，匈奴加强了对汉朝北部边郡的袭扰。史书记载，匈奴曾进入上谷，杀掠吏民。上谷并非荒无人烟的边角地带，而是燕地北部的重要门户，匈奴能够深入此处，说明汉朝原有的边防体系已经承受了很大压力。
汉武帝面临的难题很清楚：继续防守，匈奴便可以凭借骑兵优势反复袭扰；主动出击，又必须进入并不熟悉的草原地带。汉军擅长步骑协同和大规模后勤，却很难像匈奴骑兵那样迅速寻找目标、转移战场。
因此，四路出兵并不是简单地把四万人分散出去送死，也不能只按兵力多少判断其价值。四路军队覆盖了当时北上的几条主要通道，既有进攻意味，也有侦察和试探性质。汉军需要知道，匈奴的活动区域在哪里，主力会从哪个方向出现，边塞之外的道路、水源和地形究竟是什么样子。
有意思的是，汉武帝没有让一名老将统领全部兵力，而是将不同类型的将领同时推上前线。李广久经边事，熟悉匈奴骑兵；公孙敖有作战经历；公孙贺出身贵戚，也担任过军职；卫青则是第一次独立领兵。
卫青的身份尤其值得注意。他是卫皇后的弟弟，受到汉武帝信任，但外戚身份只能带来机会，不能直接换来军功。若这次出征表现失当，卫青很可能被视为依靠宠幸上位的人。汉武帝让他率军出塞，实际上也有考察和使用新将的意味。
出征结果很快显现。卫青从上谷出发，深入匈奴境内，抵达龙城附近，俘获匈奴七百人。这场胜利规模并不算大，却是汉军主动进入匈奴控制区域后取得的首次重要胜果。它打破了马邑之谋失败带来的阴影，也证明汉军并非只能依靠长城和坚城被动防守。
卫青的胜利还有一层分量。汉军过去面对匈奴，常常陷入“敌来我守、敌退我追”的困境。龙城一战表明，只要选择合适方向，利用夜袭、突进和集中兵力，汉军同样能够把战火烧到匈奴一侧。
另外两路的遭遇则完全不同。公孙敖在代郡方向遭遇匈奴主力，交战后损失七千余人。李广从雁门出击，也遭遇数量占优的匈奴骑兵，兵败后被俘，后来设法逃回汉地。公孙贺所部没有遇到匈奴，只能撤回。
李广获释归来后，因按军法应当处死，后来以钱赎罪，降为庶人；公孙敖也因战败受到惩处。汉武帝的处理并不只是追究责任，更是在向军中表明：出塞作战可以失败，但军令、战果和损失必须有人承担。
有人会问，既然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已经相当雄厚，为何不派出更多军队，一举压垮匈奴？原因在于，兵力越多，粮秣、道路和指挥的压力越大。对尚未掌握草原情报的汉军来说，数十万大军贸然深入，目标反而更加明显。一旦匈奴避战，庞大军队很可能被拖垮在长途行军中。
四路小规模出击，恰好降低了这种风险。即便其中一路遭遇匈奴主力，损失也不会牵动全国战局；一旦发现敌情，其他各路还可能形成牵制。更重要的是，四支军队从不同方向出发，可以同时检验匈奴的防御范围和应变速度。
卫青的一战，使汉武帝得到了一个清晰答案：汉军可以主动深入，而不是只能等待敌人出现。公孙敖和李广的失利，也暴露出汉军在情报、机动和临阵指挥方面的不足。失败并非没有价值，它让朝廷看见了真正的敌我差距。
据说出征前，军中曾有人担心深入草原难以寻敌，卫青只说：“既然出塞，便不能只守着旧路。”这类话未必是史书原文，却很能说明当时汉军面临的选择：不走出去，永远只能在边墙后面猜测匈奴；走出去，才有可能摸清对手的底牌。
这次行动后来常被称为龙城之战，但严格说来，它是四路出击中卫青一路取得的胜利，不能把其他三路的战况一并抹去。它的意义也不在于歼灭了多少匈奴，而在于完成了三件事：检验了新老将领，取得了汉军入匈作战的信心，并为日后更大规模的远征积累了实地经验。
卫青由此进入汉武帝的军事视野。此后，汉军逐渐调整作战方式，更重视骑兵建设、远程奔袭和迂回包抄。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公元前124年的漠南之战，都建立在这种主动出击思路之上。马邑之围留下的是一次失败，而四路出兵留下的，却是一套能够继续修正的战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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