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丁盛颇为佩服的人之一：当参谋、搞教育、干军事样样在行，却名气不大！

1949年8月，湖南衡阳以北，四野大军正准备向衡宝地区推进。前线地图摊在桌上，铁路、公路、山岭和河流交错在一起，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让部队陷入被动。就在这样的战场上，黄鹄显逐渐走到台前。相比丁盛敢打敢冲的作风，他更像一名沉着的“铁算盘”，既能谋划，也能带兵。

黄鹄显早年参加红军时，便因识字、能绘图而被调到机关工作。那时部队中能够准确填写作战文书、辨认地图、计算行军距离的人并不多。参谋工作看似不在枪口前，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能否按时到达、粮弹能否接续、命令能否准确传达。

他并没有把参谋岗位当成“坐在后方动笔”。行军时要跟着队伍走，宿营时要核对道路和地形，战斗打响后还要迅速掌握部队位置。久而久之，黄鹄显形成了一个鲜明特点：凡是经过他手的计划，往往细到行军路线、攻击目标和后续联络。

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黄鹄显曾到红三十军任参谋长。部队活动区域广，行军条件艰苦，参谋部门不仅要研究敌情，还要处理粮食、通信、宿营等一连串实际问题。这样的经历，使他明白一场战斗并不只是冲锋号响起后的几个小时，真正决定成败的，常常是此前大量不显眼的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组建和工作。特务团承担首长机关警卫、通信和安全保障任务，不能像主力部队那样频繁寻求决战，却同样容不得半点疏忽。警戒线如何设置，转移路线怎样安排，部队遇到突发情况如何处置，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务，锻炼的是一种全局意识。

有老同志曾用一句朴素的话概括参谋工作：“仗还没打，参谋先得把困难想够。”黄鹄显对此体会很深。他不喜欢夸夸其谈，讨论问题时总要落到地图和数字上。哪条路能走，哪座桥能过，部队一天能推进多远，都必须有依据。

抗战胜利后，大批部队进入东北。1945年冬天，东北局势复杂，部队既要接收和整编，又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黄鹄显先后在东北野战军有关部队担任参谋职务，参与作战筹划。严寒、道路和补给，成为摆在每个指挥员面前的硬问题，也让他的长处更加明显。

东北战场的许多作战，讲究集中兵力、突然包围和迅速分割。参谋人员若只会抄命令，根本无法应付大兵团行动。黄鹄显需要把上级意图转成具体部署，再把前线变化及时反馈上去。哪里需要堵截，哪里必须留出机动力量，哪支部队可以连续作战，都要在很短时间内作出判断。

1947年以后，他担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参谋长，与黄永胜、段苏权等共同工作。纵队规模大，所属部队多，作战任务密集，参谋长已经不是单纯的文书角色，而是联系指挥机关与各师团的关键人物。辽沈战役期间，部队连续作战，命令传达、兵力调配和战果核实都不能出差错。

丁盛当时担任八纵一三五师师长，作战风格果断，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黄鹄显则更多负责把这种大胆设想变成可执行的方案。一个负责突破，一个负责调度；一个盯着眼前的敌情，一个盘算全局的变化。两人的配合，正是战场上不同类型指挥员互相补位的典型。

1949年，黄鹄显由参谋岗位转任第四野战军第一三四师师长。这个变化并不轻松。参谋可以提出方案，师长却要对部队的训练、纪律和伤亡承担直接责任。有人认为他长期做机关工作，能否适应一线主官岗位尚需观察，但战场没有给他太多适应时间。

衡宝战役于1949年9月开始，是解放军在湖南、广西方向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重要作战。白崇禧部队机动性较强，企图依托湘桂铁路和衡阳、宝庆一线组织防御。黄鹄显率部参战时，面对的不是一块简单的突破口，而是山地、铁路、据点和敌军增援相互连接的防御体系。

他在部署中重视侦察和穿插，要求各部队不能只盯着眼前据点，还要注意敌军退路与增援方向。部队推进时，既要保持攻击压力，又不能因追击过快而失去联络。这样的打法不够轰轰烈烈，却减少了无谓消耗，也让部队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了组织性。

丁盛对黄鹄显的认可，正是在这些具体工作中形成的。两人未必事事意见相同，但在一个问题上高度一致：战斗不能只靠勇气，指挥员必须把情况摸清，把部队用在关键位置。丁盛需要一个能够理解前线意图、又能稳住全局的人，黄鹄显恰好具备这种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黄鹄显没有长期停留在聚光灯下，而是转入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被他用于整理教材、研究战术和培养干部。对他来说，教育并不是离开军事，而是把亲身经历过的行军、侦察、协同和指挥，变成后来者可以学习的规则。

1955年授衔时，黄鹄显被授予少将军衔。与那些在战场上频繁受到报道的名将相比，他的名字确实不算响亮。但在四野的作战体系里，参谋、教育和指挥三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使他成为少见的复合型军人。正因如此，丁盛的那份佩服，并不只针对某一场战斗，而是对黄鹄显多年军旅能力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