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凌晨五点半的看守所，空气里透着一股终年不散的阴冷。长长的走廊被头顶惨白的白炽灯照得发青，我的警靴踩在水磨石地板上，发出空洞而单调的回声。作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五年的法警，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走在这条路上了。那天我要去提审死刑犯陈默，并押解他前往刑场，执行注射死刑。
铁门随着沉重的金属碰撞声被狱警推开，陈默安静地坐在床沿上。他没戴手铐，但脚上的重镣在移动时发出沉闷的哗啦声。听到动静，他抬起头，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案卷里的资料立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陈默，男，二十五岁，孤儿。六个月前，他持刀在一条后巷里将当地一个涉黑团伙的头目连捅了十七刀。案发后他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尸体旁边抽烟，直到警察赶到。整个审讯和法庭审理阶段，他配合得让人感到意外，没有辩解，没有上诉，似乎只求速死。
我走过去，按照规定对他进行最后的身份核实。他很瘦，穿着宽大的囚服，显得肩膀有些单薄。昏暗的光线下，我注意到他左边眉骨上有一道大约两厘米长的陈旧疤痕。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莫名地跳漏了一拍，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过一个极其遥远的画面——一个四岁的男孩在院子里奔跑，被一块破裂的花坛边缘绊倒，眉骨磕出了血，哭得撕心裂肺。
那种没来由的烦躁感让我有些抗拒，但我强迫还是自己把注意力拉回到工作上。在这个地方待久了，人的神经总是容易变得敏感又脆弱，我心想大概是前一晚没睡好的缘故。我核对了他的姓名、年龄和案由，他用沙哑的声音一一作答，语气里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一种漫长疲惫后的解脱感。
按照流程，死刑犯在临刑前可以吃一顿断头饭，也可以换上家属送来的新衣服。陈默没有家属，他的档案里写着“社会关系空白”。看守所给他准备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还有一套干净的黑色便服。他看着那碗面，只挑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抬头看着我，轻声问能不能给他一支烟。
规定上是不允许的，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只要不出格，我们通常会给予最后的人道关怀。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递给他，并为他点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闭上眼睛，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缓慢扩散。
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光，我看着他的侧脸。二十五岁，如果是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或许刚刚大学毕业，正在为工作和爱情苦恼，而他却要在不到两个小时后，结束这短暂而充满暴力的一生。
等他抽完最后一口，掐灭烟头，我指了指旁边叠放整齐的黑色便服。他顺从地站起身，开始解开囚服的扣子。由于长时间缺乏日照，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苍白。当他脱下上衣，转过身去拿那件黑色的长袖T恤时，我的视线无意间落在了他的后颈上。
那一瞬间，我感觉周围的空气被瞬间抽干了，耳边响起了一阵尖锐的耳鸣，连呼吸都停滞了。
在他的右侧后颈，靠近发际线下方大约三厘米的位置，有一块暗红色的、指甲盖大小的胎记，形状像是一弯残月。我的手猛地抓紧了腰间的武装带，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
左眉骨的疤痕可以是巧合，二十五岁的年龄可以是巧合，但后颈这块月牙形的胎记，就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碎了我维持了二十年的理智与平静。
二十年了。
那个胎记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伴随着我父母临终前绝望的眼神，成了我这辈子永远无法愈合的溃疡。
那年我十二岁，弟弟林宇五岁。大年初三的庙会上，人山人海，父母在不远处的摊位上买东西，让我牵着弟弟的手等他们。弟弟吵着要吃棉花糖，我带他挤到小贩面前，松开了他的手去口袋里掏钱。当我拿着那团粉色的棉花糖转过身时，身边已经空了。我疯狂地在人群中呼喊他的名字，找遍了整条街，但林宇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因为这件事精神失常，三年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吞了安眠药；父亲变卖了所有家产，拿着印有弟弟照片和胎记特征的寻人启事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在十年前因为积劳成疾死在了寻子的路上。
而我为了找回弟弟，为了抓住那些毁了无数家庭的人贩子，拼了命地考入警校，穿上了那身警服。我抓过很多罪犯，解救过很多被拐的孩子，却唯独没有找到我的弟弟林宇。
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额头上瞬间布满了冷汗。周围同事轻微的交谈声仿佛离我越来越远，整个世界只剩下眼前这个背对着我的瘦弱背影。
我死死地盯着那块胎记，脑海里无数个念头在疯狂撕扯。我心想我该怎么办？大声喊停吗？告诉所有人这是我失踪了二十年的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