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3月，山西黎城神头岭，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盯着山沟里的日军车队。23岁的王近山就在不远处，带着部队压低身子，等候出击命令。枪声还没有响，战场上的杀气已经逼了过来。
神头岭并不是一块适合大部队展开的平地，沟壑纵横，道路狭窄。日军运输车辆一旦进入，前后队伍很难互相照应。陈赓看中的，正是这个破绽。
他把几个营连干部叫到身边，手指在地图上一划：“敌人进沟以后，先断尾，再打中间，不能让他们跑出去。”
王近山没有多说，只回了一句：“交给我。”
这不是轻率。红军时期留下的作战习惯，让王近山很清楚，真正的冲锋不是凭一股蛮劲，而是要把敌人的退路、火力和援兵都算进去。只是到了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往往会把自己推到最危险的位置。
王近山1915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幼年家境贫寒，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黄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持续不断。对一个出身贫苦的孩子来说，参加红军不只是拿枪吃粮，更意味着摆脱被压迫的生活。
年纪小，个头也不高，他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部队行军时，别人能完成的任务，他偏要多走一段；训练时，别人躲开的危险动作，他常常主动上前。这样的性格，既让上级印象深刻，也让身边人替他捏汗。
战场上的王近山，最出名的并非“不要命”三个字，而是敢于在混乱中迅速判断。1935年长征途中，他曾多次负伤，仍坚持随部队行动。伤势严重时，他也不肯轻易离开一线。久而久之，官兵之间便有了“王疯子”的叫法。
这个称呼带着几分调侃，也带着几分敬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华北。王近山所在部队不断在山西南部、太行山区活动，破袭交通线，袭击据点，牵制日军。日军装备和训练占优，八路军便利用山地、夜色和突然性，专门寻找其行军和运输中的空当。
神头岭一战，日军部队沿山路进入伏击区域。八路军迅速从两侧开火，先打乱车队，再切断前后联系。日军试图组织反击，王近山率部顶住了最危险的一段。
“敌人要冲出来了！”
“把缺口堵住，不能让他们合拢！”
命令传下去后，王近山带着突击队向前压。那时的战斗距离很近，步枪、机枪和手榴弹交织在一起，山沟里满是硝烟。王近山负伤后仍留在前沿，指挥部队反复冲击日军阵地。
陈赓并不欣赏没有章法的冒险。王近山的“疯”，也从来不是见人就冲，而是在关键时刻敢把指挥位置放到火线上。陈赓后来多次批评他：“打仗要勇，也要会算账，不能只算自己能不能冲，还要算部队能不能回来。”
王近山听了往往不吭声。过一会儿，才咧嘴说：“下次注意。”
可到了下一场硬仗，他依旧会出现在最前面。
神头岭战斗结束后，日军伤亡较重，部分遗体和车辆遗留在战场。当地流传着“日军花了两天收尸”的说法，用来形容战斗惨烈和日军清理战场的困难。具体数字在不同回忆材料中并不完全一致，但日军遭到重创、八路军取得伏击战胜利，是明确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王近山并没有因为这场胜利变得谨慎保守。相反，他更加重视集中兵力和突然攻击。此后在太行山区作战，他常常要求部队摸清敌情后再动手，宁可多等一夜，也不愿把战士投入没有把握的硬拼。
陈赓看得很明白。王近山身上有旧式战场指挥员少见的锐气，却也有需要不断约束的冲动。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将领，靠的不是单纯勇猛，而是一次次负伤、失误和战斗磨炼后，逐渐学会把个人胆量变成部队的战斗力。
后来，陈赓对身边干部谈到这个年轻部下时说：“王疯子不是真疯，他心里有数。只是打到要紧处，别人还在想，他已经动手了。”
这句话，恰好点出了“王疯子”这个称号的分量。它不是说王近山不懂战术，更不是说他只会蛮干，而是说在炮火压住阵脚的时候，他敢于承担最重的责任。
战斗结束，担架上的王近山仍在询问部队伤亡和缴获情况。卫生员让他别说话，他却抓住警卫员问：“阵地守住了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把情况报给旅长，别漏了敌人的火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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