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随着鲁迅文学奖正式扎根上海，申城的文学热力再添新柴。从书店到校园，从读者到学者，“全城寻找大先生”的思潮涌动，鲁迅的精神遗产正以鲜活的方式重返公共讨论场域。
昨日举行的东方读书会第42期活动，便以一场题为《现代写作的诞生：以青年鲁迅的写作教育为对象》的深度讲座，将这一追问推向学术与人文的交汇点。
讲座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东方出版中心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协办。主讲人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黄平，对谈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王嘉军。两位学者从鲁迅早年的求学经历和写作训练说起，聊了一个问题：一个读过私塾、上过新式学堂、留过学的年轻人，是怎么一步步成为“文学家鲁迅”的？
在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中，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从“幻灯片事件”讲起，分析了鲁迅文学中“看与被看”的复杂关系。这一讲则更进一步，不满足于追问“鲁迅的文学从哪来”，而是追问“鲁迅这个人是怎么炼成的”。
鲁迅的写作教育，走过了哪三个阶段？
黄平教授把鲁迅的写作教育分成三个阶段。
在私塾启蒙期，三味书屋的“对课”训练——老师出“红花”，学生对“绿叶”——让鲁迅在平仄对仗中习得诗性语感；此外，他还自己读《山海经》这类带插图的“闲书”，这种充满想象力的阅读，弥补了蒙学的刻板，为他日后的文学想象埋下了种子。
新式学堂期则迎来思想的巨大震动：鲁迅后来进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接受科学教育。正是在这里，他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给他带来巨大冲击。黄平特别指出一个细节：严复的《天演论》里不仅有“顺”——顺应环境，更有“争”——与天相争。鲁迅继承的正是后者，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抗争精神，让他超越了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留日转型期，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因“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他看到中国人围观同胞被处刑却神情麻木，深受震动，觉得医治身体不如改变精神重要，于是决定弃医从文。黄平分析说，这个转折不光是职业换了，更是写作观念的根本转变——文学不再是表达工具，而成了“改造人心”的精神实践。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为什么重要？
弃医从文之后，鲁迅在1907年到1908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文言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摩罗诗力说》。黄平教授在这部分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这篇论文，标志着中国创意写作的内生性起源。
“摩罗诗人”指的是拜伦、雪莱这类具有反抗精神的浪漫派诗人。鲁迅推崇他们“争天拒俗”——敢跟旧秩序叫板，敢发出不一样的声音。鲁迅所说的“新”，不是技巧上的新花样，而是“心灵”的觉醒。他不愿沉默，不愿顺服，主张用文学发出“心声”，打破铁屋子般的沉默。
黄平由此提醒当下的写作者：今天有一种“空心人”写作——技巧很娴熟，文字很漂亮，但里面没有灵魂、没有态度。创意写作应该回归“有心人”的写作，先有心灵的觉醒，再有文字的诞生。
写作不是练技巧，而是炼人格
对谈环节，王嘉军教授从哲学角度做了补充。他借尼采的“永恒轮回”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来谈鲁迅：真正的写作不是为了功利目的，而是像孩子做游戏一样，享受当下的创造本身。鲁迅的写作正是如此——不求外在回报，只回应内心的需要和现实的刺痛。
他还把鲁迅和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自我信赖”精神做了对照。两者都强调：主体性要立得住，得扎根自己的文化土壤，同时也以开放心态吸收世界思想。鲁迅的文学之所以到今天还有生命力，正是因为他不盲目追随、也不全盘否定，而是立足于自身，博采众长。
最后，王嘉军引用古罗马学者朗吉努斯的名言：“崇高来自于伟大心灵的回响。”写作教育不只是教人遣词造句，更是塑造人格、锤炼心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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