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大厅门没关严，里头传出一声呵斥。
一个穿灰工装的女人站在柜台边，低着头，手掌贴着台面。
对面一个矮胖男人把手里的册子摔在桌上：“干了多少年了，这点事都办不好！”女人没有还嘴，只是把柜台上散落的表格一张一张理整齐。
我站在门外，一眼认出了她。
她手腕上系着一条褪色的旧布条，那布料我认得。
二十年前，我随手递给她的。
我推开门的动作停住了。
这些年，她去了哪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我往后退了一步，转身走进旁边的值班室。
01
十月的望江镇，太阳还毒得很。
我坐在调研车的副驾驶上，拿纸巾擦了一把汗。
县里安排到各镇走访便民服务中心，望江镇排在最后一站。
公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落一地。
袁哲彦在镇口接我们。小伙子不到三十岁，戴着眼镜，说话干脆利落：“曹主任，镇里都安排好了，先到服务中心转转，然后去吃个工作餐。”
我点点头，没多说话。
我这个人一向话少，在县里待了这些年，习惯听别人讲，自己掂量。副职的位置坐久了，反而觉得低调些更自在。
便民服务中心大概是前年翻修过的，门脸挺新。
大厅里开着空调，凉气扑面而来，我松开领口。
一圈窗口大概二十来个，办理医保、低保、户籍、房产什么的。
我沿着柜台慢慢走，随手翻翻台面上的宣传册。
走到最里面一个窗口时，我顿了一下。
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灰工装的女人。头发拢在脑后，扎得低低的，露出瘦削的脸。她在低头整理一摞材料，手指很瘦，骨节凸出来。
她面前站着一个矮胖男人，穿着白衬衫，领带松垮垮地系着，正用一根手指点着桌面，声音不小：“周婵，你看看你办的事！这个月第三次了！表格填成这样，让老百姓怎么签字？你干不了趁早说一声，后面多少人排队等着进来！”
我的脚钉在原地。
周婵。
那个名字从记忆深处一下子翻涌上来，像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狠狠撞了一下。
我盯着柜台后面那张脸，看了好几秒。
十几年没见，她瘦了太多，眼角有了细纹，脸颊凹进去，远不是高中时那个眉眼明亮的姑娘。
我现在依然记得那天她站在教室门口，逆着光，影子被拉得特别长。她跟我说：“你错拿了别人的东西。”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矮胖男人的声音又响了：“愣着干什么？重新填！今天不弄完，你就不许走！”
周婵没有回话，只是低着头，把散在台面上的几张表格收拢，用指尖抹平折角。
她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工装，袖口磨起了毛边，整个人像一截枯萎的树枝，弯在那里，不出声。
我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攥了攥手里的水杯。我知道我不该站在那里看。下一站我还要去会议室听汇报，后面还有镇里安排的发言。
但我没有走。
我退到大厅角落的便民服务终端机旁边，假装在研究屏幕上的操作指南。
没过多久，那个矮胖男人骂骂咧咧地走开了，拐进走廊尽头的办公室，砰一声带上门。
周婵慢慢直起腰，把表格放进抽屉里，又拿起抹布，开始擦柜台。她擦得很慢，一下一下，像在做一件极其认真的事。
我看了她一会儿，转身出了大厅。
袁哲彦迎上来：“曹主任，这边请，先到会议室吧，镇里的同志等着汇报呢。”
我说：“不急。你们这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配备齐了吗？”
袁哲彦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会问这个：“配齐了，都是各条线安排过来的。”
“那个最里面窗口的，是哪个岗位？”我问得随意。
“哦，那是综合窗口，临时工，干了有十二年了。”
十二年。这个数字在我心里砸出一个坑。
“她叫什么？”
“周婵。”袁哲彦随口说，“本地人，挺能干的，就是命不太好。”
我没有再继续问。
那天下午的汇报会上，我坐在主位上，手里的笔一直没动。
纸上一个字没写，脑子里全是那张低着头的脸，和她手腕上那条褪了色的旧布条。
那条布条我以前没见过，但我认得那种布料。蓝白格子，棉的。
我高中时有一件衬衫，洗得发白了，袖子破了个口子。毕业前我把它撕了当抹布，后来不知怎么少了一条。
那天晚上的招待晚饭，我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镇里的同志围着我敬酒，我摆手说胃不舒服，端起茶杯喝了两口。
袁哲彦坐在旁边，看出我情绪不高，小声问：“曹主任，是不是今天的菜不合胃口？”
“不是。”我放下茶杯，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你白天说的那个周婵，她家的情况，你了解多少？”
袁哲彦没想到我会揪着这个人不放，愣了几秒钟，压低了声音：“她爸以前做建材生意的，后来垮了，欠了一屁股债。她妈走得早，她爸前些年也病死了。周婵自己结过婚，丈夫得病走的，留下一个女儿，还在读初中。”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她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前年被查出来肾脏有问题，好像一直在吃药。”
我端起的茶杯停在了半空中。
02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房间是老式招待所改的，窗帘透进来一线路灯的光。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像是有一台旧式的放映机，咔哒咔哒地转动。
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老家在县底下的一个村里，离望江镇有几十公里，隔着两个山头。
家里穷，父亲曹德顺在山上伐木，母亲在家喂猪种地。
我考上高中那年，父亲杀了一头猪，请了半个村的人来喝酒，说我将来要考大学，要走出大山。
高三上半学期刚开学没多久，那口气还没缓过来，父亲就在山上出事了。
一根碗口粗的松木从坡上滚下来，砸在他腿上。送到县医院的时候，小腿骨裂了，内出血不止，医生说要立刻手术，先交三千块押金。
三千块钱，在那个年头，够一个农村家庭攒两年。
我妈把家里的存折翻空了，又东拼西凑借了一圈，才勉强凑齐手术费。
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欠了食堂两周的饭钱。
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委婉地提醒：学费再拖下去，可能要停课。
我没有告诉她，我的口袋里只剩回去的车费了。
那几天，我中午从来不进食堂。趴在课桌上假装睡觉，等同学们吃完回来，教室里飘着一股饭菜的香气，我就闭着眼睛，咽一口唾沫。
周婵那时候就坐在我旁边。她好像什么都看出来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出来。
有一天中午，教室里只剩我一个人。
她端着一个铝饭盒走进来，放在我桌上，然后转身坐回自己的位置，翻开一本英语书，头也不抬地说：“家里今天菜做多了，吃不完，你帮帮忙。”
我看着那个饭盒，喉咙发紧。她家的菜从来不会做多，我知道的。我攥着拳头，低着头，半晌才说：“我不饿。”
“不饿也吃了。”她头也没抬，“倒了浪费。”
我没有动。
她翻了一页书，隔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可怜你？”
我没说话。
她没有再追问，站起身就走了。那盒饭在我桌子上放了整整一中午。最后我还是吃了，热过了两回，米饭有点干。但我吃得一粒米都没有剩。
从那以后，周婵隔三差五就带一盒“多余的饭菜”。我试过推回去两次，她都不接，只说一句：“你是不是男人，这么婆婆妈妈的。”
我脸涨得通红，最后还是收下了。
那时候我十七岁，她也十七岁。
我知道她家住在镇上，她爸做建材生意，条件在班上算不错的。
她平时话不多，但人缘好，身边的女生都爱找她说话。
男生里也有几个偷偷喜欢她的，塞过几封信，她全退回去了。
我没有给她写过信，从来没有。
不是没有想过，每个月总有两三个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盯着上铺床板的纹路，脑子里有个声音问：周婵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那个答案我隐隐约约知道，却始终不敢往深了想。
因为我不敢。
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腿打着石膏，连翻身都困难。
母亲在病房里搭了一张折叠床，半夜起来给他翻身喂水，白天还要赶回家喂猪。
那段时间我每天活得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会断。
学费的事不敢跟家里说，父亲的手术费还没还完，我怎么开得了口。
那根弦断掉的那天，是十月下旬的一个午后。
班主任把我叫出教室，站在走廊里，声音不高不低的：“曹永刚，你父亲的情况我也知道。但学费的事，学校这边也难办。你再想想办法，三天之内交不上，先回家休学一段时间。”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那棵老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打着转往下落。下午的阳光斜斜地洒过来，照得走廊里的瓷砖一片晃眼。
我说：“老师，我知道了。”
那天下午的课我一节也没有听进去。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把枕头洇湿了一片。我把拳头塞进嘴里，咬得手背上一排牙印。
第三天，我准备打包东西回家。
那天中午，教室里没有人。我趴在课桌上，把语文书摊开，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正发愣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沓东西。
我的数学课本里，夹着厚厚一沓钱。
二十张，一百块一张，用一根牛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翻开第一页课本内页，上面夹着一张纸条，用铅笔写着几个字：先把学费交了，不用急着还。
没有署名，字迹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力透纸背。
我攥着那沓钱，愣了几秒钟，猛地从座位上弹起来，冲出教室。走廊尽头，周婵正抱着几本作业本往楼下走。
我喊了一声：“周婵！”
她停下来，转过身。走廊的光从她背后打过来，她整个人笼在一层淡淡的金色里，像一幅旧照片。
我跑过去，把钱递到她面前：“是不是你？”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沓钱，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表情很平静：“你错拿了别人的东西。”
“周婵！”我的声音有点发急，“我不傻。这是两千块，不是小数目。”
“那是你的课本里夹着的，怎么会是我的。”她往后退了一步，“你好好收着，别弄丢了。”
说完她转身就走了，步子很快，像是在逃，又像是在赶路，胳膊下面的作业本差点滑落下去。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手里那沓钱，还带着一点温热。
03
那两千块钱，我用了。
我带着钱去学校财务处交了学费，剩下的交了住宿费。
财务老师点了两遍，抬头看了我一眼：“正好，够了。”我站在窗口外面，攥着那张收据，纸上印着学校红章，盖得端端正正。
那是我这辈子收过最重的东西。
第三天，周婵没有来上课。
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说，周婵同学转学了，家里情况有变。
底下同学议论了几句，没有太多人放在心上。
我坐在位置上，看着旁边那张空课桌，桌面上干干净净，连一支笔都没留下。
我跑去办公室问她转去哪了。
班主任说，周婵没有留新的学校地址，电话也没有留。
“她说不用联系了。”班主任看了我一眼，“你跟她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没有。”我说，“没有矛盾。”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周婵。
我用那两千块钱读完了高三，考上了省里的大学。
大学四年，我每年暑假都去镇上周家老宅找她。
门口锁着一把生锈的挂锁，邻居说她家早就搬走了。
卖掉了房子抵债，走得匆忙，连家具都没搬完。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县里，从普通科员做起。
那时候通讯还不发达，没有手机，我拿着一个老式电话簿翻来翻去，上面有当年高中班的同学名录。
我打了十多个电话，问遍了所有能联系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周婵去了哪里。
有一年除夕，我在县城的老街上走，路过一个卖春联的摊子，摊主是个妇女，背影和周婵有点像。
我在摊子前站了很久，买了一副对联，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不是她。
后来我结婚了，生子了，工作一步步往上走，调入县里的核心部门。
日子过得安稳了，手头也宽裕了。
有一年国庆放假，我又去了趟望江镇，走遍镇上的街道巷子，连那条老街的青石板都数了好几遍。
有人告诉我，镇上确实有过一户姓周的人家，老宅早就拆了，盖了新楼。
当年的同学们倒是陆续联系上了一些。
有人结婚，有人办丧事，有人孩子上大学。
同学聚会搞过两次，我去了一次，坐在主桌上，喝了两杯酒。
有人提起周婵：“她啊，听说嫁到外地去了，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另一个人接话：“她爸后来生意垮了，真的垮了，欠了一屁股债。”
我端着酒杯，没说话。
那两千块钱的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我把它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心底最深的地方，偶尔踩到，还是会疼一下。
大学期间，我做过三份兼职，攒了两千块钱，用牛皮纸信封封好，上面写了一行字：周婵同学收。
我想去找她，把这两千块钱还给她。
可是找不到，怎么都找不到。
那个信封放在我抽屉里，跟着我搬了三次家。每次收拾东西，都会看到。信封的边角磨白了，上面的字迹渐渐模糊。钱一直没动过。
后来父亲去世了，母亲搬来跟我住。
那阵子我忙着处理后事，忙着应付亲戚，忙着低落的情绪，两千块的牛皮纸信封被我锁进了书房的铁皮柜子里。
再后来换了房子，添了家具，那个铁皮柜子就一直搁在书房的角落里。
我没有再开过它。
44岁那年，我的生活基本定型了，有车有房有存款，女儿读初中，成绩还算过得去。
妻子在银行工作，行政岗，朝九晚五，日子平平淡淡。
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两千块钱，想起夹在课本里的字条，想起那句“先把学费交了，不用急着还”。
想起周婵站在走廊尽头，逆着光，走远了的背影。
我想过很多次，她当年哪来的两千块钱？她家条件虽然比我家好，但那也不是个小数目。她偷偷把钱塞给我，她家里人知不知道？
这些问题，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一个答案都没有找到。
04
调研车在镇政府的停车场上停稳，我推开车门，一阵热风扑过来。路边的树叶子一动不动，知了叫得声嘶力竭，吵得人心里发慌。
袁哲彦陪着我往办公楼里走，边走边介绍下午的安排：“曹主任，下午先听便民服务中心的专题汇报，然后请您去看一下今年新上的政务服务一体机。”
我嗯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
汇报会开始后，我坐在主位上，翻着手里的汇报材料。
镇里的同志讲得很仔细，从中心的基本情况讲到窗口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流程，最后还做了PPT展示。
我一边听，一边拿笔在纸上画了个圈。
汇报到人员配备那一页时，我打断了一下：“你们中心现在有多少人？”
“编内23人，编外临时工9人。”
“临时工主要在哪些岗位？”
“综合窗口，就是帮办事群众整理材料、代填表格这些基础性工作。”
我点点头，没有再问。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坐在对面的镇长大概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有些突兀，连忙补了一句：“临时工也都是按程序招的，本地人居多，稳定性还可以。”
我放下笔，问：“综合窗口那个周婵，干多少年了？”
袁哲彦坐在我旁边，低声说：“十二年了。”
“她条件怎么样？考过编制吗？”
袁哲彦犹豫了一下：“考过几次，但她学历是中专，不达标，有些岗位报名都过不了。加上她年龄超了，有些考试能考，但……反正一直没考上。”
我没有接话。
汇报结束后，我借口去洗手间，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窗外的知了声一阵一阵的，远处是望江镇的老街，屋脊连绵起伏，灰瓦青砖，跟二十年前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街边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招牌亮亮堂堂，人声嘈杂。
我掏出手机，搜了一下今年的乡镇事业编招聘公告，翻了几页，看到一条：“部分岗位年龄放宽至45周岁，学历要求放宽至大专。”我又翻了翻，发现还有一个专项政策：“连续在乡镇基层服务满10年的编外人员，报考乡镇岗位时，学历可放宽至高中或中专。”
我盯着那一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按下锁屏键，把手机装回口袋。
晚饭是镇里安排的便饭，桌子不大，四菜一汤。
大家都吃得不快，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我夹了一筷子青菜，嚼了两口咽下去，问袁哲彦：“周婵是怎么进便民中心的？”
袁哲彦想了想：“听说是镇里当时缺人，她一个亲戚介绍的，就先干了试试。后来干着干着，就一直留下了。”他顿了顿，“她这人工作挺认真的，就是太老实。”
“太老实？”
“领导安排什么她干什么，临时工嘛，脏活累活都是她的。考核奖金没她的份，评比也没她的事，有时候轮岗调休，她也总是把假期让给别人。”袁哲彦压低声音，“我们私下都觉得她挺不容易的。”
我放下筷子，看着桌面上的汤碗，汤面上浮着几片葱花，转着圈。
“今天那个骂她的，是谁？”我问。
袁哲彦愣了一下，没想到我注意到了那一幕：“胡德顺，中心主管，管日常考核的。”他犹豫了一下，又说，“那人有点……怎么说呢，对编外人员说话确实不太好听。但他是主任，镇里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他最近在忙什么？”
“上次年底考核的材料好像出了点问题，被县里通报过一次。”袁哲彦说，“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后来找人协调了一下，就过去了。”
我没有再追问，这个话题就这么扔下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坐在窗边。
窗外是老街的一角，路灯昏黄，照着树影在地上晃。
楼下的门面房已经关了门，卷帘门拉下来，在路灯下面泛着铁锈色的光。
我翻开手机相册，翻到下午在大厅里，趁人不注意拍的几张照片。
照片里，周婵站在柜台后面，微微驼着背，一只手撑着桌沿，另一只手在整理台面上的材料。
她瘦得像一片纸，灰工装挂在身上，晃晃荡荡的。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锁屏，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
那两千块钱的事，在她那里到底算什么？
05
第二天的行程不多。上午再到便民服务中心看一眼业务运转情况，下午跟镇里座谈，座谈会结束，调研就收尾了，我也该回县里了。
上午九点，我又一次走进便民服务中心的大厅。
空调嗡嗡地转着，大厅里已经有不少办事的群众。
我穿着便装，没打领带，也没让人陪同。
袁哲彦本想跟着，被我摆手止住了：“你去忙你的，我在附近转转。”
我一个人走到大厅最里面那个综合窗口前。
周婵正在帮一个头发花白的大爷填表格。
她弯着腰，用笔在一栏一栏地勾画着，一边写一边跟大爷解释：“这个签名字，这个是日期，这里呢，写您本人的身份证号就行。”
大爷耳朵背，听不大清楚，好几次歪着头问她：“什么？你说啥？”周婵不着急，又放慢速度讲了一遍，声音大了一些，但语调始终温和。
她把填好的表格翻过来，指着签名栏：“您在这儿写个名字就行。”
大爷颤巍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歪歪扭扭的。周婵看了一眼，笑着说：“写得挺好。”
大爷走了。周婵直起腰，揉了一下后腰，她大概站久了，腰上不大舒服。她抬起头，目光扫过柜台外面，落在我身上。
她愣住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两个人的目光隔着那个窄窄的柜台，在空中碰了一下。
“周婵。”我叫出了她的名字。
她还是愣着，手里的笔停在半空，没有落下去。
“是我，曹永刚。”我又说了一句，往前迈了一步，站在柜台的正前方，“高中，我们做过一年同桌。”
她慢慢放下手里的笔，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她的眼眶好像红了一下，又好像没有。
她就那么看着我，过了好几秒钟，才开口，声音有些涩：“曹永刚……你怎么在这里？”
“来调研。”我说，“昨天就到了，刚好看到你。”
她的手指轻轻蜷缩了一下，又松开：“你……现在在县里？”
“嗯。”我顿了一下，“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
她的目光闪了一下，垂下头，看着台面上的材料纸，声音很轻：“找我做什么？”
“那两千块钱的事。”
她抬起头来，像是被什么烫了一下：“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钱。”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胡德顺从拐角转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摞文件，大摇大摆地往这边走。
一抬头看见我站在窗口前，愣了一下，很快换上一副笑脸：“曹主任？您怎么在这儿？我正说去送材料呢。”
他的目光扫过周婵，又回到我脸上，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疑惑：“曹主任认识我们中心的人？”
我转过头，看了胡德顺一眼，声音不大：“老同学了。”
胡德顺脸上的笑意僵了半瞬，随即又堆起来：“哎哟，这可真是巧了。老同学，那得好好叙叙旧。周婵，你也不说一声，曹主任来了也不招呼，真是的。”他嘴上说着话，眼睛却在我和周婵之间来回扫了两圈，像是在试图判断什么。
周婵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接他的话茬，只说了句：“我就是路过，随便看看。”然后转身往大厅外面走。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周婵站在柜台后面，一只手攥着那支笔，笔尖在台面上无意识地划了两道。
她看着我走出大厅，没有追出来，也没有出声。
06
离开便民服务中心后，我回了招待所，收拾完行李，坐在床边，拔掉手机充电器，又插回去。
我坐了好一阵子，看着窗外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最后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那头接得很快，是我们单位办公室的小王：“曹主任，您说。”
“帮我查一下，镇里便民服务中心那个编外人员，这么多年有没有补缴社保的记录。”
小王应了一声，挂断电话。
不到半小时，小王回了消息：“曹主任，我查了，便民服务中心那个叫周婵的，编外身份，没有交过社保，合同是一年一签。另外，我托人社局的同事帮忙查了一下，她去年报名过县里的社区岗位，因为学历和专业不达标，连报考资格都没有通过。”
我嗯了一声，挂断电话。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把那扇老旧的铝合金窗推开。热风扑进来，带着一股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远处的田埂上，有个人赶着一头牛慢慢走。
周婵当年因为那两千块，失去了什么，我用了二十年才弄清楚。
她偷了她爸的钱，她爸的生意崩了，她家的房子卖了，她爸欠了一屁股债，她不得不转学，去外地打工。
后来的那些年，她结婚，丈夫又病死了，一个人带着女儿，在这间服务中心的窗口后面，干了十二年。
十二年。
我在县里的办公室里坐了二十年，升了副科又升正科，换了三次办公桌，换了四部手机。
她在那张柜台后面站了十二年，换了不知道多少支笔，在多少张表格上帮别人签了名字。
我等了她二十年，才等来这一次重逢。我不敢想，她等没等过谁。
我还想再为她做些什么。
可我知道，那两千块钱的债，早就不是拿钱能还清的了。
下午的座谈会，我坐在会议室里，听着镇里的同志汇报工作。笔记本摊开在面前，笔握在手上，却一个字都没有写。
散会之后，袁哲彦送我到停车场，拉开车门，犹豫了一下，又松开：“曹主任，那个……您要是想了解周婵的事，我回头把她这几年的考核情况给您整理一份？”
我看了他一眼：“不用了，你忙你的。”
袁哲彦还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那您路上慢点。”
我点了点头，弯腰坐进车里。
车子发动，驶出镇政府大门。我坐在后排，侧过头，从车窗望出去。便民服务中心的楼顶在树影里露出一角，白墙蓝檐，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我的目光落在那栋楼上，一直到车子拐过弯，再也看不见为止。
07
从望江镇回来后的头几天，我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开会、看文件、批报表，日子跟在泥地里拖着一双脚往前走似的。
可只有我自己清楚，心里有块地方松动了。像一根锈了的钉子，猛然被拔了出来，留下一个空洞，风一吹就往里头灌。
那段时间，我翻遍了县里近几年的政策文件，找到了一份关于基层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方案。
文件里有一条：符合条件的乡镇服务中心，可以申报县级示范点项目，成功获批的，可以增加编制岗位和财政补助。
我拿着那份文件，读了三四遍。
我找到分管领导，把这个项目报了上去，说望江镇基础条件不差，可以做试点。
分管领导翻了翻文件，问我：“望江镇有什么优势？”
我说：“人员基础不错，只是长期受制于编外身份，留不住人。如果能增设正式岗位，对队伍稳定有很大帮助。”
分管领导点了点头，没有多问，把文件放进了待签批的文件夹里。
项目批下来用了将近两个月。
那段时间，我没有再联系过周婵。
不是不想联系，是不敢。
我怕我一开口，就会把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捅破。
我更怕她知道我在帮她，会觉得欠我一份人情。
她这一辈子，欠的东西太多了。
示范点批复之后，县里配套下发了乡镇事业编招考名额。
望江镇分到一个指标，并且注明了一条：连续在乡镇基层服务满10年的编外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和年龄限制。
那天中午，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公告，在心里过了一遍。周婵的学历是中专，年龄43岁，正好在放宽范围内。
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放下，给镇里打了个电话。
我找了袁哲彦，让他转告周婵公告的事。
袁哲彦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问了一句：“曹主任，这政策……是不是您特意争取的？”
我说：“不是，县里今年统一调整的。”
袁哲彦没再追问，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傍晚，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进了我的手机。我接通，那头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曹永刚，是我。”
是周婵。
我握着手机，往椅背上靠了一下：“嗯。”
“公告的事……我听说了。”她那边似乎站在室外，风呼呼地吹着话筒，“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
“招聘条件放宽……是不是你帮的忙？”
我犹豫了一下：“不是，今年政策调整了。”
她沉默了很久。电话那头只剩下风声，呜呜的，像有个人在哭，又不像。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我报名了。”
我说：“好。”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她说：“曹永刚，那两千块钱的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过。”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一下，说：“我在听。”
她又停了好长时间。风还在呼呼地刮着，电话里传来远处汽车的喇叭声，还有她絮絮的呼吸声。
“等你来望江镇的时候，我再跟你说。”她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坐在办公桌前，手机屏幕暗下去，倒映出我自己的脸。我看着那张脸，眼角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了几道纹。
二十年前她站在走廊尽头跟我说我错拿了别人的东西。二十年后她说等我来望江镇再告诉我。
人生有时候真的绕了一个很大的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