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11月19日，济南南郊，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失事，年仅34岁。远在上海的徐积锴，时年13岁，得到的不是父亲临终前的叮嘱，而是一纸突如其来的噩耗。
这场死亡改变了徐家几个人的命运。对徐积锴而言，父亲从一个模糊的家庭成员，变成了报纸上的诗人、亲友口中的名人，也变成了一个再也无法当面询问的人。
徐积锴出生于1918年，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的长子。徐家几代单传，祖父徐申如对这个孙子寄托很深。孩子周岁时，老人特意把算盘、铜钱、尺子和笔放在面前，希望孙子将来读书成才。
徐积锴伸手抓住了笔。老人十分高兴，称赞他将来要“用铁笔”。“锴”字本就有坚硬、好铁的意思，这个名字里，既有家族对读书人的尊重，也有旧式家庭对子弟出路的安排。
有意思的是，徐积锴后来并没有沿着祖父设想的道路生活。他没有成为以文章或仕途闻名的人，而是学习土木工程，后来赴美国继续深造，接触经济与工程领域，最终从事工程和商业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他与父亲完全割裂。徐志摩的诗名太大，家庭关系却并不圆满。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由父母作主，二人性情、观念和生活期待相差很远。1922年，两人在德国办理离婚。
张幼仪当时已怀有身孕，且曾经历流产的危险。离婚对她而言，不只是婚姻关系的结束，也包含着被抛下后的现实压力。她没有因此长期沉沦，反而在德国完成学业，随后回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活能力。
1925年，张幼仪回到国内后，开始更多承担抚养徐积锴的责任。此前的分离，使她对儿子始终有一份补偿心理。她没有把对徐志摩的怨气灌输给孩子，而是让徐积锴先学会把日子过稳，把人看清。
张幼仪的性格，确实与徐志摩不同。她重秩序，能吃苦，处理事情讲究实际；徐志摩则更看重精神感受和情感体验。两种人相处，未必是谁对谁错，但在婚姻中很容易彼此疲惫。
徐志摩追求浪漫，却也难以承担家庭生活中的全部责任。张幼仪后来经商、管理事务，成为上海滩颇有能力的女性，靠的不是诗人的想象，而是判断、忍耐和执行力。她没有再把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
徐积锴的成长环境，也因此出现了一个微妙变化。他既知道父亲的才华，也见过父亲留下的家庭难题；他既承认父亲是著名诗人，也没有把诗人的生活方式当作人生模板。
徐志摩去世多年后，徐积锴谈到父亲时曾说：“我觉得，我父亲命太苦。”他还认为，父亲很有才华，容易得到女性倾慕。这样的评价听起来像是在替父亲辩解，却没有美化父亲的婚姻选择。
“父亲如果不死，活到八九十岁，相信还会有女人要他。”这句话带着几分调侃，也带着儿子对父亲性格的理解。徐积锴没有说父亲完美，更没有否认父亲给母亲带来的伤害。
真正影响他的，恐怕是张幼仪后来的处理方式。她没有把徐志摩塑造成一个必须憎恨的父亲，也没有要求儿子替自己讨回公道。她照料徐家老人，整理徐志摩留下的文字，还曾在生活上帮助陆小曼。
这些事情未必都能用“原谅”两个字解释。张幼仪可能只是认为，婚姻已经结束，恩怨不必再延续到下一代。她把自己的委屈留在过去，却没有让儿子背负一生。
徐积锴后来选择工程和商业，与这种家庭教育不无关系。工程讲究计算和结构，商业看重信用与判断，和诗歌世界不同，却同样需要长期积累。他没有追逐父亲的名声，也没有刻意逃离父亲的影响。
在母亲再婚的问题上，徐积锴表现得很体谅。张幼仪晚年与苏纪之结婚，儿子没有横加干涉，反而表达过愿意把继父当作父亲来尊敬。对一个在复杂家庭关系中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态度并不容易。
徐积锴后来也有自己的婚姻和生活。母亲尊重他的选择，他同样尊重母亲的选择。母子之间没有用牺牲来证明亲情，而是尽量给彼此留下空间。
因此，徐积锴晚年谈起父亲时，语气里少见责骂，多的是理解。他看见了徐志摩的才华，也看见了他的局限；承认父亲不适合做一个稳妥的丈夫，却没有因此否定其作为诗人的价值。
这份评价的底色，来自张幼仪多年生活教给他的分寸：人可以有缺点，关系也会失败，但不必把所有旧事都变成仇恨。怨恨不能改变徐志摩已经结束的人生，却可能继续伤害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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