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天黑得早。
我拎着两个蛇皮袋坐在村口石墩上,从晌午等到落雪,大儿子说家里地方小,二儿子说媳妇病着。
三个儿子,都是我一块豆腐一瓢水钱供出来的大学生,轮到养老,没一个人肯来接我。
脚冻得发麻的时候,一束车灯从坡下晃过来,老三从他那辆破三轮上跳下来,喊了一声娘。
我张了张嘴,话堵在嗓子眼。
这些年我偏着老大,疼着老二,从没拿正眼瞧过他。
这会儿他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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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大儿子家住在省城机关小区,六楼,没电梯。我拎着蛇皮袋一层一层往上爬,爬到四楼,腿肚子打颤,扶着栏杆歇了半晌。
黄志强给我开了门,没接我手里的袋子,侧身让我进去,冲屋里喊了一声:“妈来了。”
董璇从沙发上站起来,笑了一下,那个笑没到眼睛,像贴上去的。
她穿着件羊绒衫,烫着卷发,看了看我脚上沾着雪水的棉鞋,说:“妈,您先把鞋换了,别踩脏了地板。”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又看了看她脚上那双拖鞋,从袋子里翻出布鞋换上。
换鞋的时候听见董璇小声说:“怎么又来了,不是刚轮过吗。”
黄志强没吭声。他坐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好像我进门这件事跟他没什么关系。
晚饭端上来,四菜一汤,红烧排骨、清蒸鱼、炒青菜、番茄蛋汤。我拿着碗站在厨房门口,董璇说:“妈,您就在厨房吃吧,餐桌坐不下。”
我看了看那张六人桌,桌面空得很,就摆了三副碗筷。
我没说什么,在厨房的矮凳上坐下来,把碗搁在案板上,夹了一筷子青菜,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
厨房的灯白得晃眼,照着案板上几根切剩的葱。
我端着那碗饭,忽然想起老伴活着的时候,家里过年,三个儿子围一张桌子,抢着吃我做的红烧肉。
老三抢不过哥哥,从来不抢,就蹲在门槛上端着碗,把肥肉夹到我和老伴碗里。
那时候我只觉得老三窝囊,连块肉都不敢跟哥哥争。
这个晚上,董璇安排我睡杂物间。
杂物间窄,一张单人床,堆着旧纸箱和换季的衣服,角落里立着一台落灰的缝纫机。
窗户玻璃裂了一道缝,风从缝里钻进来,刺骨的凉。
被子倒是新的,但潮。我裹着被子躺了半晌,听见隔壁传来董璇的声音:“你妈这次要住多久?四个月,你知不知道她在这儿我多不方便。”
黄志强说了句什么,声音太轻,听不清。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过头顶。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想帮董璇做早饭。推开厨房门,她已经在煎鸡蛋了,回头看见我,愣了一下:“妈,您起这么早。”
我说:“我帮你搭把手。”
她说:“不用不用,您歇着去吧,我习惯自己弄。”
我站在厨房门口,两只手没地方放。后来我找到一块抹布,想擦擦客厅的茶几,董璇从厨房探出头来:“妈,那个茶几刚擦过。”
我就把抹布放下,坐到沙发上,又觉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住了一个礼拜,我摸清了他们的作息。
黄志强七点半出门,董璇九点送孩子上学。
他们一出门,我就在屋里转圈,从阳台走到厨房,从厨房走到卧室,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鸡。
有一天我实在闷得慌,想下楼透透气,拧了拧门把手,拧不动。从里面反锁了。
我站在门后愣了半天。董璇走之前说“妈您在家待着,外边冷”,我还以为是关心我。
第三天又是锁着的。第五天也是。
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楼下的老人们在花坛边下棋的、晒太阳的、聊天的,三三两两坐在一起。
我扒着栏杆看了半晌,一只麻雀落在对面水管上,抖了抖翅膀,飞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提。黄志强也不问。
倒是董璇,有天晚上在屋里打电话,声音不大,隔着门缝飘过来:“……老太太住这儿,我连觉都睡不安稳。那老宅子拆了不是有钱吗?你跟老二合计合计,这养老的事不能光赖咱们家。”
黄志强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董璇又说了几句,然后提到老宅的拆迁预登记,说万一登记在老三名下,那就全白瞎了。
我躺在杂物间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们争的不是谁养我,是谁有资格分那套老宅子。
心里堵得慌,眼睛却干得发涩。我在黑暗里躺了很久,翻了个身,木板床吱呀一声响,像是跟着我叹了一口长气。
02
第二轮轮到二儿子黄志刚。黄志刚在县里当个小干部,娶了梁秀云,两口子住在单位家属院,两室一厅,比老大家窄,但比老大家暖和。
梁秀云嘴皮子厉害,是个面上热闹的人。一进门就接过我的蛇皮袋,笑盈盈地说:“妈来了,路上累坏了吧,快坐快坐。”
我心里松了口气,觉得二儿媳比大儿媳强多了。
晚饭她做了四个菜,还开了一瓶饮料,说:“妈,您来一趟不容易,咱们好好吃顿饭。”
那一顿饭吃得热乎。黄志刚给我夹菜,梁秀云给我倒饮料,桌上摆着一盘辣椒炒肉,我吃了几口,辣得直吸气。
吃完饭,梁秀云领我到后屋。
门一推,是个储藏间,墙根堆着几袋米、一筐土豆,角落里码着两个旧柜子。
她笑着说:“妈,家里就两间卧房,志刚我俩一间,孩子一间,实在腾不出来,您先将就一下。”
我点头说:“挺好,挺好的。”
当晚我躺在那张窄床上,米袋子的味道和土豆的土腥味混在一起,冲鼻子。我盯着房梁上悬着的那个灯泡,黄乎乎的,照得心里空落落的。
天亮以后,梁秀云让我帮着她理理杂物间的纸箱,腾出地方放东西。
纸箱搬开,露出一摞旧文件盒。
梁秀云让我帮忙把文件盒码到柜子顶上。
我弯腰抱起来,一摞存单从文件盒里滑出来,掉在地上。
梁秀云赶紧捡起来。
但有一张,她捡慢了,我看见了。
汇款单,收款人黄志刚,金额三千,日期是上个月。
上面汇款人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两个字:黄志远。
我捏着那张汇款单,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名字是对的,黄志远,我家老三的名字。
我拿着单子走到黄志刚面前,他的手顿了一下。我问:“老三给你寄钱?”黄志刚别开脸,说他给老三打过电话,就是手头紧,借点周转。
我说:“借?你们之间还有‘借’这个字?”
黄志刚没接话。梁秀云在旁边打圆场说:“妈,老三自愿的,没人逼他。”
我回到储藏间,把那张汇款单夹在手心里。不大的一张纸,被我攥得起了毛边。
我坐在床上,想起上一次在老大那儿,心里已经梗了一根刺,现在又添了一根。
老三在镇上修车,手上的机油味我隔着饭桌都闻得到。
他那身衣服总是洗不干净的,灰扑扑的,领口袖口都磨得发白。
他却给哥哥寄钱,一寄就是三千。
他一个月能挣多少?
晚饭的时候我没动几筷子。梁秀云给我夹菜,说:“妈,您怎么不吃,不合胃口?”
我说:“不饿。”
晚上睡在储藏间里,隔壁传来梁秀云的声音,隔着墙,模模糊糊的:“你弟到底是个实心眼子,这笔钱来得正好,孩子下学期的补习费正好补上。”
黄志刚说:“让你小声点。”
梁秀云说:“怕什么,你妈还能听见是咋的?”
我听见了。
我把被子拉过头顶,眼睛睁着,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老三是最没出息的那个。
可这一张汇款单摆在我面前,明晃晃地告诉我,我错了,可能错了很多年。
第二天一早,我给老三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老三的声音沙哑,问:“娘,咋了?”
我说:“你哥说你给他寄钱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老三闷声说:“哥手头紧,我刚好有点儿宽裕的。”
我说:“你哪来的宽裕?你修一辆车才挣几个钱?”
老三笑了一声说:“娘,别操心了,我这边日子过得挺好的。早饭吃了吗?多吃点。”
他挂了电话。我攥着话筒愣了很久,直到里面传来嘟嘟的忙音。
那会儿我站在邮局门口,风从过道灌进来,吹得我耳朵发麻。
我看着电话机上那几个数字,心里翻来覆去的不是个滋味。
老三一向不会说好听的话,更不会说自己有多难。
可他越这样,我心里越堵。
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吃什么亏都不吭声,我反倒总觉得他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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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三轮轮到老三。
老三住在镇上,跟他媳妇马雅琴一块,开了个修车铺,后院砌了两间平房,一间睡觉,一间做饭。
院子不大,水泥地面,角落堆着轮胎和机油桶,空气里常年飘着一股柴油味。
我下了三轮车,站在修车铺门口,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老大老二都在城里安了家,这个儿子,偏偏回镇上守着一摊铁疙瘩。
当初他高考分数是三个儿子里最高的,我让他报了师范,师范免学费,出来能分配。
他没顶嘴,点了头。
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最省心的选择,也从没问过他喜不喜欢。
黄志远从屋里迎出来,穿着深蓝色工装,手上沾着黑乎乎的机油,笑着喊我:“娘,来了,快里面坐。”
他领我进了后院,推开平房朝南那间屋的门。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床是新换的床单,叠着两床棉被,被面是碎花的,看着就暖和。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搪瓷掉了几块,露出铁皮,我看着眼熟,那是我老伴生前用的。
老三说:“娘,你就住这间,朝南,太阳好。缺啥你跟雅琴说。”
我说:“这是你的屋?”
他挠了挠头,说:“我睡北屋,没事儿,那块关灯早。”
我站在屋子中间没坐下。北屋,没窗户,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
晚饭马雅琴做了四个菜,一盘红烧肉,一条清蒸鱼,一盘炒青菜,一碗蛋花汤。
菜端上桌,马雅琴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米饭,说:“娘,您多吃点,我特意买的猪前腿肉,炖了一下午。”
我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肥瘦相间,炖得软烂,一抿就化。
好吃,是真好吃。
可我嚼着嚼着,忽然想起来,在老大家,他们连餐桌坐的位置都没给我留;在老二家,我闻到的是土豆的土腥味。
可在老三这里,朝南的屋子让给了我,北屋自己住,红烧肉炖了一下午。
我低着头,扒了半碗饭,没敢抬头看老三。
马雅琴坐在对面给我夹鱼肚子上的肉,说:“娘,您别客气,以后这就当自己家。”
我说:“我住不惯这儿,味儿太大。”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老三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低头扒了一口饭,嚼了两下,把碗放下,说:“娘,你先将就住几天,等我哥那边安排好了再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走出门,手里的筷子压在碗沿,压了半天。
那晚上我没怎么睡着。
修车铺关了机器,安静下来,能听见镇上那条街上偶尔开过的拖拉机声。
我侧躺着,看着窗外透过来的路灯光,黄白黄白的,照在床头的旧柜子上。
柜子上摆着一张照片,玻璃相框,有些年头了。照片上是老三大学毕业那年的集体照,他站在最后一排,穿着蓝衬衫,头发理得短短的。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当年三个儿子高考,老大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老二考上了县里的大专,老三考得最高,省外一所重点。
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我左思右想一宿,跟老三说:“你大哥二哥都在外面念书,家里实在供不起第三个了。你读师范吧,免学费,毕业就有工作。”
老三低着头,攥着那封录取通知书,攥了很久,攥得那封信都皱了。最后他说:“行,就师范吧。”
他把通知书放回桌上,去灶房帮我添了一捆柴。
火苗蹿起来,照着他被炉火映红的侧脸,他什么都没说,好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后来他毕业分配到了镇中学,教了三年书,辞了职,自己开了修车铺。
马雅琴有回提过一嘴:老三教书的工资不高,学生家长还找茬,他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索性去学了修车的手艺,开起了铺子。
我没问过他为什么辞职。那时候我觉得他不争气,好好的铁饭碗不要,非去弄得一身油。
现在想来,他那年没去上那所重点。
老大老二在外面念书,花钱的地方一个接一个。
师范免学费,还能领些补贴。
他选了师范,等于把那条更好走的路让给了哥哥们。
而我,连一句“你委屈了”都没有说过。入睡前我看着那张照片,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04
第四轮,按理该轮到老大了。我提前一个礼拜给黄志强打了个电话,说定了腊月二十八到省城的火车。
黄志强在电话那头说:“行,到了给我打电话。”
腊月二十八那天,镇上飘起了小雪。
老三开车把我送到县城车站,帮我把蛇皮袋搬上过路班车,往我手里塞了一百块钱:“娘,到了给我来个电话。”
我捏着那张钱,点头。
班车走了三个小时,到省城汽车站。我拎着两个蛇皮袋站在出站口,雪花飘在脸上,化开,凉飕飕的。
我给黄志强打电话,响了很久,接了。我问他:“我在汽车站呢,你过来接我一下?”
他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妈,我这儿走不开,孩子后天考试,董璇说家里不能乱。你先去老二那儿住两天,回头我再去接你。”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车站门口,风吹透了棉袄。我又给黄志刚打,响了三声,接了。我说:“哥说让我先到你那儿住两天。”
黄志刚在电话那头说:“妈,秀云发烧了,躺着呢。家里乱成一锅粥,你来也不方便。你……要不先回镇上住两天?等我这边消停了再去接你。”
我没说话。他喂了两声,我捏着电话筒,手指发僵,说:“行。”
挂了电话,我在车站门口站了很久。
雪越下越大,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
我拎着蛇皮袋走到候车室的角落里,找了个空位坐下来。
旁边一个年轻姑娘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奇怪,一个老太太怎么大过年的一个人坐在车站里。
我把蛇皮袋踩在脚底下,两只手插进袖筒里,看着墙上那块电子钟,红色的数字一格格跳着,从下午两点跳到四点,从四点跳到六点。
天黑了。
候车室的灯亮了,惨白惨白的。
我把头靠在背后的墙上,闭上眼睛。
坐了大概半个小时,手机响了,是老三打来的。
我接起来,他说:“娘,你在哪儿?”
我说:“在车站。”
他说:“哪个车站?”
我说:“省城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哥呢?”
我说:“他忙。你二哥那儿也有事。”
电话那头没说话。停了几秒钟,老三说:“你待着别动,哪儿都别去。我过来接你。”
我说:“三百里地呢。”
他说:“没事,我开车。”
电话挂了。
我攥着手机,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上,等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夜里十点多,一辆破三轮车呼哧呼哧地开到省城汽车站门口的广场上。
我隔着玻璃门看见黄志远跳下车,穿着那件深灰色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
他快步推开候车室的门,扫了一圈,看见我,大步走过来。
他没说话,弯腰提起地上的蛇皮袋,扛到肩上,往门外走。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走在前面的背影,背有一点驼了,步子迈得很大,每一步都踩实了似的。
走到三轮车跟前,他把蛇皮袋扔进车斗里,转过头说:“娘,往后别轮了。我养你。”
我站在雪地里,雪花落在肩膀上、头发上,老棉袄糊了一层。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寒风吹过来,我吸了吸鼻子,眼泪差点就跟着涌出来。他跨上车,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上车吧,咱回家。”
我坐上三轮车的斗子,他拿一件军大衣递给我:“裹上,天黑,风大。”
我裹上大衣,坐在车斗里,看着他开着小三轮出了省城,一路往镇上的方向跑。
雪越下越大,路灯被甩在身后一杆一杆地退去。我躲在那件军大衣里,闻着熟悉的机油味,眼泪终于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滑进衣领里,烫乎乎的。
这个我从来没看好的儿子,大半夜开了三百里地,把我从车站接回来。
而我偏心了半辈子的那两个儿子,一个说忙,一个说家里有事。
连顿热饭都没让我吃上。
车斗颠了一下,我攥紧大衣领子,没有擦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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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回到镇上,已经是后半夜了。雪停了,地上白茫茫一片,踩上去咯吱作响。
马雅琴还醒着,围着围裙站在灶房门口,见我们进门,没啥多余的话,转身去灶上热饭。
她手脚麻利,一碗热汤面端到我面前,汤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一把葱花,香得直扑鼻子。
“娘,您先吃口热乎的。”她抽了双筷子递过来。
我接过筷子,低头吃面,热气糊了眼睛。那一碗面我吃到一半,就吃不下了,眼泪直往碗里掉。
黄志远蹲在门口换鞋,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娘,别想那么多,先歇着。”
第二天一早,老大打了个电话,语气不太好。
他在电话里说:“老三,你什么意思?妈之前说好了轮着养,你招呼不打一声把人接走了,你让亲戚们怎么看我们?”
黄志远握着电话,没太激动。他低着头,像是想了半天,闷声道:“哥,我在车站接的娘。你们没人来。”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黄志强说:“那你也得先通知我们一声。”
黄志远说:“通知了,你就能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黄志远等了几秒,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他蹲在修车铺门口,把手机塞回兜里,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两口,烟雾被风卷走。
我看在眼里,没上前。
他那背影,像是扛着什么很重的东西,一直没歇过。
又过了两天,老三去县城进零件。
我还在屋里收拾,马雅琴在灶房搓着围裙,站了一会儿,走进来坐在床边。
她低着头,半天没说话,像在琢磨怎么开口。
“娘,有些话志远不让我说,”她搓着围裙角,“可我实在……有些事您得知道。”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看着她。
她说:“志远打毕业那年到现在,十六年了,一直在给哥几个寄钱。”
我没说话,又想起了那张汇款单。
她继续说:“大哥买房那会儿,首付差四万,志远寄了两万。二哥孩子上学交择校费,志远给了一万五。有一年大哥家岳母住院,志远也寄了五千。逢年过节,他没落下过一次。自己从来舍不得买件新衣裳,那件工装都洗破洞了,还穿着……他的钱,都填到那边去了。”
她停下来,吸了吸鼻子:“他跟我说,他在镇上,花不了什么钱。可我知道,他是不放心您。他说哥他们收了钱,多少能对您好点。”
我坐在床边,后背发凉,凉意从骨头缝渗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问:“他给哥他们寄钱的时候,有没有说过……”后面的话,我问不出来了。
我把十根手指绞在一起,指关节泛白,一直没松开。
那天下午,老三从县城回来,浑身凉气。我跟在他身后进屋,他蹲在炉子前烤火,我煮了一碗姜汤端过去。
他接过去,低头喝了两口,说:“娘,别站着了,坐会儿。”
我坐在他对面,盯着他袖口边脱的线头看了半天。我说:“志远,你哥他们知道你寄的钱吗。”
老三低头喝了口姜汤,半晌,说:“知道。”
我顿了一下:“他们没说过什么?”
他没接话。炉子里的火苗跳了几下,锅里的水开着,咕嘟咕嘟地响。
他那双被机油浸得发黑的指头捧着搪瓷缸子,缓缓开口:“娘,哥他们也有难处,当着嫂子的面做不了主。钱到了就行,他们能松快些,对你也能好点。”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手里的碗差点没端稳。我偏疼了半辈子的两个儿子,一直花着老三的钱。他们拿钱的时候,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那天晚上,我坐在灶房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黑黢黢的墙角,坐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