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若没有这个人，就不会有遵义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毛主席！

1934年12月，湖南通道，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参加中央紧急会议。伤口仍未愈合，身体一动便疼痛难忍，可他关心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红军下一步往哪里走。会议桌上，北上与西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红军已经到了不能再错一步的关头。

王稼祥并非临时走到历史聚光灯下的人物。1930年从莫斯科回国后，他进入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在红军中有相当威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领导问题。有人主张撤销毛泽东的前线指挥职务，让他离开军事指挥核心。那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占据上风，公开提出不同意见，需要很大勇气。

王稼祥没有沉默。他明确反对这一决定，认为毛泽东熟悉红军作战，也有丰富的根据地斗争经验，应当继续留在前线。这个表态出乎毛泽东意料，也使两人之间形成了更深的信任。

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稼祥在前线遭敌机轰炸，腹部被严重炸伤，肠管一度外露。由于苏区医疗条件有限，弹片无法取出，伤口长期感染，还引发腹膜炎。疼痛反复发作，他常常无法直腰行走。

长征出发前，王稼祥被认为伤势过重，有人打算把他留在群众家中养伤。毛泽东却据理力争，指出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不能被排除在中央和红军的重大行动之外。就这样，王稼祥躺上担架，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长征途。

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部队遭受重创，许多干部开始怀疑原有指挥方式。博古、李德坚持阵地战和堡垒战，红军擅长的运动战难以展开。王稼祥看着部队不断减员，直截了当地说：“照这样指挥下去，红军迟早要吃大亏。”

有意思的是，王稼祥的担架常与毛泽东的担架相邻。毛泽东当时患疟疾，身体也很虚弱，两人便在行军和宿营时反复交谈。王稼祥把自己的判断说得很明白：“必须改变指挥，不能再让错误路线继续下去。”毛泽东赞同这一看法，两人逐渐形成了共同认识。

但仅有两个人的共识，还不足以改变中央的决定。王稼祥随后找到张闻天，谈及军事失败的原因以及毛泽东重新参与指挥的必要性。张闻天本来就对“左”倾军事路线不满，很快表示支持。王稼祥又利用行军间隙，与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等人交换意见，逐步凝聚起反对错误指挥的力量。

通道会议上，李德坚持北上，主张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建议向贵州方向转移，避开敌军重兵。王稼祥支持后者。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继续讨论战略方向，他再次赞成改变原定计划，并支持在贵州寻找新的立足点。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转折由此获得了现实入口。

王稼祥很清楚，改变路线只是第一步。如果指挥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他曾对毛泽东表示，到了遵义必须把问题彻底讲清楚。为增强会议说服力，他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商量发言安排，建议由张闻天作反对“左”倾错误的报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强调客观困难，张闻天随后作“反报告”，系统分析军事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紧接着表态，明确支持毛泽东，批评李德的个人专断，提出撤销李德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参与指挥红军。

这一发言并不是普通的附和。王稼祥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又是中央重要成员，他的表态具有很强的分量。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人相继支持，会议由争论逐渐转向改组领导。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到1935年3月在鸭溪、苟坝一带才正式形成的。

会后，王稼祥仍要面对长征的艰难。翻越夹金山时，他伤口疼痛加剧，曾下担架步行攀登。红军同张国焘的分歧出现后，他还与张国焘长谈，劝其放弃南下主张。1935年9月，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的危险显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及时商议，红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避免了内部冲突。

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落选。毛泽东在会上谈到遵义会议，指出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会议很难顺利召开。1972年，毛泽东又评价王稼祥是有功的人，是教条主义者中较早站出来支持自己的同志。

王稼祥没有亲自指挥太多著名战役，却在担架上推动了指挥核心的转变。他的作用，恰恰体现在关键时刻敢于表态、善于联络，并把个人判断变成了集体行动。遵义会议能够召开，能够形成改组中央领导的结果，这位身负重伤的军委副主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