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我军作战大致分为两种风格：一是毛主席的打法，二是徐向前的打法

1948年5月，山西临汾城下，徐向前正在研究一张被反复折叠的地图。城坚、敌守、我军攻城经验不足，硬碰硬并不划算。可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味猛攻上，而是组织坑道作业、炮火准备和多方向突击，逐步压缩守军空间。临汾战役打到最后，靠的不是某个奇招，而是把兵力、训练、纪律和群众支援拧成一股绳。

这件事很能说明徐向前的作战风格：重视实际条件，善于在有限条件下创造条件。后来有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建国前的作战方式，笼统概括为两种路数，一种以毛泽东为代表，长于从全局把握战争节奏；一种以徐向前为代表，长于把具体战场做成可胜之局。

这并不是军队内部正式划出的两套 doctrine，而是后人根据两位指挥员的特点作出的概括。两者并不对立，根子都是人民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和争取主动。区别主要在于，毛泽东更善于回答“仗该怎么布局”，徐向前则经常面对“眼前这块硬骨头究竟怎么啃”。

毛泽东用兵，最醒目的特点是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牵着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处在国民党军重兵追堵之中，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四渡赤水并非简单的来回奔袭，而是不断制造假象，迫使对手改变判断，红军则趁敌军部署松动，寻找新的突破口。

这里面的关键，不只是“灵活”。更重要的是集中兵力。敌军整体力量强，就把它拉长、打散，再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毛泽东后来概括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正是这种思路的核心。战场不能平均用力，必须找到敌人的薄弱处。

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打法又表现为以空间换时间、以运动战保存力量。敌人占据城市和交通线，八路军便深入敌后，破坏其运输、据点和通讯体系。1939年冬至1940年春，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中，部队很少与敌人进行无准备的决战，而是让敌军疲于奔命，再寻找机会歼灭孤立小股。

徐向前的长处，则更多体现在把一支部队从“能打”练到“会打”。1931年，他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四军参谋长，后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在敌强我弱、根据地反复遭受围攻的环境中，他非常重视部队建制、战术训练和基层指挥。

红四方面军早期作战，常常没有理想的地形，也缺少充足武器。徐向前往往先判断敌军行动方向，再利用夜暗、道路、村落和河流组织伏击、穿插，尽量避免在敌军准备充分时硬拼。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军连续转战，正是在运动中寻找歼敌机会，而不是守着一块地方消耗到底。

1935年3月至4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部队从川陕苏区向西展开，强渡嘉陵江，突破敌军防线，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样的行动看似大胆，背后却有严密准备：侦察渡口，筹集船只，训练部队，安排后续纵深。徐向前并不把“勇敢”理解为盲目冲锋，而是让士兵在训练中熟悉战术，在实战中减少慌乱。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特别强调组织纪律。作战部署不能只靠少数干部拍脑袋，部队行动、后勤供应和群众关系都要纳入统一安排。红军、八路军进入村庄，借用物品要登记，损坏东西要赔偿，部队离开时尽量恢复原状。这样的要求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到群众是否愿意提供粮食、情报和掩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徐向前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参与创建和巩固太行、冀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平原地区缺少山地掩护，部队就依靠村庄、地道、交通站和民兵组织，把分散的群众力量变成战场上的纵深。敌人占领一个据点，并不意味着真正控制周边乡村，这正是根据地作战的难处，也是八路军的依托。

两种风格到了战争实践中，常常彼此交织。毛泽东擅长从全国战局判断敌我消长，决定主攻方向和作战节奏；徐向前则能够把一个具体战区的兵力、地形和士气反复盘算，找到可执行的方案。一个偏重战略布局，一个长于战役组织，不能简单说谁高谁低。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原，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牵制和打击胡宗南集团，各战场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中央军委统一指导下相互配合。1948年晋中战役中，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以运动战和围城打援相结合，歼灭阎锡山部大量有生力量，为进军太原创造条件。

所以，所谓“毛主席打法”和“徐向前打法”，并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道路。前者强调把敌人置于自己设计的局面中，后者强调把手里的部队练成能够执行这种局面的力量。一个解决方向，一个解决落地；一个善于调动全局，一个善于经营局部。临汾城下那些纵横交错的坑道，正是这种作战思想落到地面后的具体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