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7年11月8日，台北一处公祭现场，前竹联帮帮主陈启礼的灵堂前聚集了数千人。有人来自江湖，有人曾与他共事，也有人只是听过他的名字。送行者据台湾媒体报道多达5000人，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陈启礼在台湾社会留下的复杂影响。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却曾在台湾政局与黑帮势力交错的年代，扮演过特殊角色。有人记住他的江湖地位，有人记住“江南案”，还有人反复提起他晚年那句表态：“我宁愿被共产党管着，也不让台湾被外人拿走。”
这句话出现的背景，并不是普通的街头争执。蒋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台湾社会逐渐进入政治转型期，党外力量扩大，岛内关于“台湾主体性”的争论也越来越尖锐。陈启礼长期抱持国民党式的“党国”观念，对分离倾向极为警惕，因此才说出那句带有强烈个人立场的话。
不过，陈启礼的道路，远比一句政治表态复杂。
1943年，他出生于四川广安。9岁时随家人来到台北，进入东门小学读书。作为外省家庭的孩子，他在学校里遭遇过排斥和欺负。年少的陈启礼没有太多可以依靠的办法，拳头便成了最直接的回应。
在强恕中学读书时，他的手表和钢笔曾被人抢走。陈启礼先找父亲和老师，却没有得到满意解决。那次经历让他形成了一个朴素而危险的判断：遇到事情，不能只等别人替自己出头，还得有朋友，也得有自保能力。
13岁那年，他加入由孙德培创立的中和帮。同年，孙德培因杀人案入狱，中和帮随后重组为竹联帮。新组织没有设置帮主，而是由“狮、虎、豹、凤、鸭”五位堂主共同维系。陈启礼当时并不显眼，只是众多年轻成员中的一个。
真正改变他位置的，是1962年前后的帮派冲突。当时，台北四海帮遭到警方取缔，原有的势力格局出现空隙，竹联帮趁势扩大。陈启礼在一次次冲突中积累声望，逐渐成为重要人物。17岁时，他曾被砍伤左臂，江湖生活的代价很早就落在身上。
竹联帮后来向台湾多地扩张，除了依靠暴力，也建立了所谓“商业保护”模式。工地、商户缴纳费用后，帮派负责排斥其他势力。这样的做法本质上仍是勒索，却在当时部分地区形成了畸形秩序：钱收得高，事情也确实有人处理。陈启礼看重信用，兄弟之间分账清楚，因而能够聚拢一批追随者。
他的父亲陈钟曾任法官，对儿子的评价却相当尖锐：“父母、妻儿都不如朋友重要。”这句话未必全面，却点出了陈启礼性格中的一面。他是独子，早年缺少亲兄弟，便把大量情感寄托在“兄弟”关系上。陈楚河后来回忆，父亲其实很怕寂寞，喜欢身边总有人陪着。
有意思的是，这位江湖人物并非只靠蛮力。陈钟让他接触四书五经和历史书籍，陈启礼在绿岛服刑期间，还持续阅读父亲寄来的史书。出狱后，他进入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取得学士学位。文化训练让他在公开场合显得斯文克制，也使他更愿意把帮派经营理解为组织与人脉的较量。
真正令他被世人广泛知晓的，是1984年发生在美国的“江南案”。作家刘宜良以“江南”为笔名，曾撰写蒋经国传记，后在美国加州戴利市遭枪杀。案件牵出台湾情治系统与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被认定参与其中，后来在台湾被判无期徒刑。
陈启礼曾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但案件带来的后果完全超出他的预想。台湾当局很快对竹联帮展开整肃，他从被利用的执行者，变成需要处理的危险人物。入狱后，他因服刑表现获得减刑，实际服刑约六年半才出狱。不得不说，“江南案”改变的不只是他的命运，也暴露了权力与地下势力之间难以切割的关系。
1996年，台湾警方展开扫黑行动，陈启礼提前得到消息，离开台湾前往柬埔寨。此后11年，他长期生活在异国，期间曾因持有枪械入狱13个月，也做过一些公益活动。父亲陈钟于2002年去世，他想回台奔丧，却始终没有实现。
病重时，旧日兄弟张安乐曾去看望他，说：“你是当今的杜月笙。”陈启礼摇头回答：“时代不同了，我做不了杜月笙。”这段对话，或许比许多外界评价更接近他的晚年心境。
2007年10月，陈启礼在香港病逝，终年64岁。遗体运回台湾后，才有了那场人潮拥挤的公祭。儿子陈楚河后来进入演艺圈，成为偶像剧演员。陈启礼有意让儿子远离黑道，因为他知道，所谓江湖声望，背后常常是牢狱、流亡、伤痕，以及再也无法回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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