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以康熙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教廷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传教士)为引子,探究清初康熙与汤若望、南怀仁等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关系、互动和相互影响,那是一个与欧洲尚存接触的清廷、一个文化尚在交往的年代,当那段尘封的历史细节被还原,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被康熙牵念了几十年的外国人,在北京城乃至彼时的中国,究竟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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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御批“寻人启事”草稿
从书中我们知道,传教士进入中国,在爱吃巧克力、喝奶茶和红酒的康熙在位时达到了信任并予以重用的巅峰时期。不过,传教士在北京建教堂,早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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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红票》:清初北京教堂位置图
传教士在北京的生活及工作的开展,以教堂为中心。环绕紫禁城东南西北,依次建有四座天主堂,分别是:
△1、南堂,1605年利玛窦始建,1650年汤若望翻新,又称宣武门天主堂。
△2、东堂,1655年利类思和安文思创建,又称圣若瑟堂。
△3、北堂,1703年法国传教士创建,又称西什库天主堂。
△4、西堂,1723年德里格创建,又称西直门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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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门天主教南堂
前门西大街141号一座中西合璧的院落里,有一座巴洛克风格教堂——这种"混搭融合风",从300年前就开始了。手持经卷、中国士大夫装扮的神父和西方服饰的神父雕塑一起站在拱门旁。这便是南堂,又叫宣武门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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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批给来华的耶稣会教士住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五百两黄金买下了隔壁这块原为书院的东林讲学之地作为祈祷所,1605年将其扩建为教堂。
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将其建成为北京城内第一大教堂,还在旁边建了天文台、藏书楼和仪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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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堂内部
当年来北京的传教士中,不乏像汤若望和南怀仁这样的精通数学、天文和西方音律的人才。顺治就对汤若望非常赏识,不但赏赐匾额,曾在1656-1657两年间24次微服私访南堂。
南堂后来由康熙的西学老师南怀仁主持。南怀仁不但学术能力强,还指导了清朝的军工产业,“据记载,康熙朝大小炮共造了905门,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南怀仁造的。”康熙对他这位老师很敬重,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两次来南堂看望南怀仁,并题写了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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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堂的咖啡厅:利玛窦小屋
和南堂同为顺治时期建立的天主堂,是东堂。在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74号,闹市之中的一块空地上,这一座小巧精致的巴西利卡式教堂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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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堂
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把王府井一处宅院赐给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就是《康熙的红票》里那两位原在四川传教,不幸赶上张献忠入川,又沦为清军的阶下囚,却又幸运地以外国人面孔避免被杀,被豪格收为家奴,后又被转送给康熙的外公佟图赖,一路走到皇帝身边的“外国包衣”。
在此地修起的教堂,名圣若瑟堂,因位于紫禁城东,俗称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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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若瑟像
大门正面石柱上,有楹联为“庇民大德包中外,尚父宏勋冠古今”,横额为“惠我东方”。历史上东堂曾毁于地震和火灾,多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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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堂及广场
院门拆除后移4米,独立于堂前广场前部,砖石印刻着风霜的痕迹,成为了广场雕塑性标志。
晚上来这里特别魔幻,两边是现代商场,教堂旁胡同口是扭着东北大秧歌的人们,红绿绸布翻飞,音乐声震天响。还好他们没有在教堂广场上跳,一走过这扇门,还是有种肃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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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
而北京四堂中规模最大的天主堂,位于西什库大街33号的北堂,即西什库天主堂,正与康熙直接相关。它的创建源于康熙的一场病。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得了疟疾,高烧不退,中医治不好。眼见皇帝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张诚、洪若翰、刘应三位法国神父“毛遂自荐”为康熙医治,用金鸡纳树的树皮(奎宁)治好了康熙的病。
康熙于是将内务府在故宫外西北的一处院子作为答谢送给了法国传教士。因地处蚕池口,俗称蚕池口教堂。
光绪年间,慈禧觉得它的位置离皇宫太近,影响隐私,将其迁建至西什库。她的担心不是没道理。西什库教堂曾是北京内城最高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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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主体是三层哥特式,顶端由11座尖塔构成,正面三个尖顶拱券形入口,正立面上的门窗均用汉白玉石刻装饰。教堂的中式台基上,环以汉白玉栏杆。堂前两侧各立有一座黄顶琉璃瓦重檐歇山顶的碑亭,亭内是乾隆手书御碑《天主教堂迁建谕旨碑》和《天主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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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什库天主堂的建筑风格是最混搭的,也是四堂里面人气最旺的。尤其是圣诞节的十二月,教堂门前的小路,两侧展示着中国各地的最美教堂照片,修剪精致的花草树木上布置着彩灯。走到尽头,教堂门口的圣诞树矗立在两座中式碑亭之间。亮灯以后尤其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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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堂
前面提到过,康熙时期几乎是清朝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巅峰时期。也许是有了特权以后的传教士越来越嚣张,也可能是信佛的雍正并不像康熙那样景仰西学和亲近传教士,总之,在雍正全面禁教前修起来的北京西堂,即西直门天主堂,是规模最小的,也肉眼可见地比前面几座要简陋一些。
最初修建西堂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他不是耶稣教会神父,是意大利味增爵会传教士。《康熙的红票》里讲到过,因为和罗马教廷争论“中国礼仪问题”,康熙后来发现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发明了针对传教士的考试制度,也算要持证上岗。德理格虽然理工科水平一般,但音乐造诣很高,经考核担任宫廷西乐老师,也教过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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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堂内部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堂已经不是当年的西堂了。始建于1723年(雍正元年)建成的西堂,在嘉庆和光绪年间两次被毁。1912年由仁爱会修女博朗西耶氏筹资恢复原貌,改名圣母圣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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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西堂记及洗礼池
德理格1746年12月去世后,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一样葬于北京阜成门外的主教墓地。北京四座天主教堂的奠基人和传奇主教们逝世以后,一个时代落幕了。
清朝对外交流的大门随着后面皇帝的政策转向,也慢慢合上了。而欧洲教廷内部也发生了巨变,“1760年代以后,留守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基本没有了欧洲的支持。在乾隆日渐对西方感兴趣的时候,耶稣会没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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