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要有光》出版以来，不断有人问我，“你是怎么选择写作主题的？好像每一次都能触碰到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命题。”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被这样问到时，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值得琢磨的事情。
或者，并非是我在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的写作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相反，它常常依赖于一种强烈的激情，我觉得非写不可、不写不行，在这样一种冲动之下，我才开始写作。当年写“梁庄”就是这样，我觉得自己无法忍受精神内在的某种空虚以及过于自足的生活，于是我背着包回到了老家。至于回到老家，要写什么、怎么写，我是不太清楚的，我只是觉得，我要回到大地上、现实中看一看，生活一段时间。在这一前提下，才有了《中国在梁庄》。
《要有光》的起点也是一样。作为一位母亲，我无法忽视我与孩子关系背后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作为一名写作者，我自然地会把目光放置到更宽更远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在我们越来越关注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却在“生病”？我被这一问题缠绕，为被困在其中的孩子和家长而感到痛苦，我有一种巨大的冲动，我必须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和精神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爱与孩子擦肩而过？于是，我背着包开始行走。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写出来有没有人关注，不是说有充分的自信一定会有人关注，而是我清晰地知道，我或者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都是时代中人，个人生活就是社会生活镜像的反映，个人的情绪也是社会情绪之一，当一个人关注自身情绪和情感时，也是在关注社会情绪和情感。一个人只要认认真真生活，便会触摸到时代精神的某种律动并与其共振。
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者之一，每个人的世界也是世界面貌之一；不要担心你的生活过于平淡或狭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波澜壮阔的，都值得关注和书写，关键在于你如何理解和认知。
如果继续探究的话，我想说的是，情感的起点在文学中非常重要，不管对于作家写作还是对于读者阅读都是这样。情感并非是全然的感性和无章可循，相反，它本身就包含着思想的起点，也必然蕴含着对过往生活和精神的理性判断。《要有光》首先打动读者的也是情感，因为强烈的情感冲击，读者开始重新反思自己过往的观念，反思自己与孩子的关系，这是行动的开始。
我试图在书中形成对话。第一部分“滨海”多是孩子的自述，第二部分“京城”是以家长为中心，第三部分“丹县”则以精神科医生的视角为中心，这样，文本内部就有一个隔空对话，有了彼此倾听的可能，才能达成一种相互看见。“看见”本身就是发现的过程，发现彼此，发现生命中被遮蔽掉的爱与温暖，由此重新思考自我、社会以及相关联的一切。在这里，文学是“介入”，但更多的是浸润和共情，作者和读者之间没有鸿沟，而是身处同一处境，被同一个孩子、同一句话感动，由此思考慢慢生成，光开始照射进来。
《要有光》的前提就是我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们的生活都是人类生活之一，也因此，书里孩子的经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所包含的情感和思想，一定会给我们以启发。它会形成一束光，照亮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文/梁鸿（作者为作家、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编辑/刘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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