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9年冬，沈阳一场私人宴席上，张学良面对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轮番劝酒，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席间气氛看似热闹，实则暗藏杀机。陪同前往的谷瑞玉，却被杨宇霆的三姨太拉到一旁叙话。多年以后，这场宴席仍被不少传记资料视为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的转折点。
张学良与谷瑞玉的相识，并不是从帅府开始。谷瑞玉出身天津商人家庭，家中几位姐姐与奉军人物往来较多，她因此有机会接触张学良。第一次奉直战争前后，两人在天津宴席上见面，谷瑞玉能讲英语，给张学良留下了鲜明印象。
后来，张学良与英国军火商谈判，谷瑞玉曾担任翻译。一次战事失利后，张学良情绪极度低落，谷瑞玉前往探望。有关资料称，她曾在关键时刻劝住张学良，避免他做出极端举动。两人的关系，也由此迅速升温。
当时张学良已经与于凤至结婚，张作霖得知此事后十分不满，不愿让谷瑞玉进入帅府。张学良只好另置房屋，让她居住其中。名分上的尴尬，早早埋在这段关系里：谷瑞玉与张学良长期相伴，却始终没有获得与于凤至相同的家庭位置。
1925年，张学良奉命南下，谷瑞玉跟随同行。南方气候与生活环境令她多次生病，但她没有立即离开。张学良后来染上鸦片烟瘾，身边事务混乱，谷瑞玉也承受了不少舆论压力。有人认为，她确实陪张学良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这也是张学良后来愿意给予巨额财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东北局势骤然紧张。张学良秘密处理父亲后事，并在同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谷瑞玉在这一阶段的举动，却多次引发争议。她曾擅自返回沈阳，也曾借助张学良的名义处理一些事务，甚至提出回到大帅府居住。
张学良接掌东北后，身边不仅有家事，还有军政、外交和日本方面的巨大压力。谷瑞玉若仍以亲近身份介入权力圈，很容易成为他人利用的突破口。遗憾的是，谷瑞玉没有看清这一层危险，对杨宇霆的示好也缺少戒备。
杨宇霆是奉系老将，常荫槐同样掌握重要权力。张学良主政后，两人对东北政局并不满意，关系逐渐紧张。杨宇霆的三姨太主动接近谷瑞玉，并与她结拜，这种安排在当时绝非普通交往。张学良曾提醒谷瑞玉：“少和他们来往。”谷瑞玉却没有听进去。
关于那场宴席的细节，后世叙述不尽相同，但大体情节相近。杨宇霆借父亲寿宴设局，宾客对张学良异常冷淡，几名日本浪人也在附近活动。张学良察觉不对，四名副官突然赶到，称是于凤至派来护卫的。
宴会气氛随即变得紧绷。杨宇霆、常荫槐现身劝酒，副官替张学良挡下酒杯。常荫槐故意摔杯，日本浪人借机争吵。正在僵持之际，于凤至在侍女搀扶下赶来，开口便说：“孩子病得厉害，你还在这里喝酒？”她没有给张学良解释的机会，拉着他直接离开。
这件事之后，张学良对谷瑞玉的信任几乎消失。1929年12月29日，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以议事为名召入大帅府，随后被处决，史称“杨常事件”。谷瑞玉听闻后受到震动，也意识到自己此前的交往可能已经卷入政治斗争。她返回天津，试图修补与张学良的关系，但两人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
有资料记载，张学良一度对谷瑞玉十分愤怒，甚至产生过严厉处置的念头。赵一荻出面劝解，于凤至也曾劝张学良慎重考虑。最终，张学良没有采取极端做法，而是决定结束这段关系。
1931年1月，张学良在天津处理此事，却不愿与谷瑞玉当面相见，只让人送去离婚文件。条件主要有三项：谷瑞玉不得再利用张学良的名义，不得步入风尘，日后可以自由改嫁。谷瑞玉同意签字，只要求留下天津的房产。
张学良答应了她的要求，并另给10万大洋作为生活费用。对于曾经随军南下、长期陪伴自己的谷瑞玉，这笔钱既是补偿，也像是一种彻底切断关系的安排。两人共同生活近十年，最终没有举行公开仪式，只有一纸文件和一座房屋作为结点。
离异后，谷瑞玉在天津过着较为低调的生活，与张学良的弟弟妹妹仍有联系，却再没有见过张学良。她没有再婚，家中长期摆放着张学良年轻时的照片。1983年，谷瑞玉在天津病逝，终年83岁，一生无儿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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