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道”和民国的一样吗？有何区别？河北、山东都有哪些道？

1914年，北京颁布各省所属道区域和道尹驻地的相关规定，民国的“道”开始以固定辖区和正式官署的面貌出现。地图上的津海道、济南道，看起来与清代的道台相似，实际却不是一回事。

清朝的“道”，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它本质上是省一级派出的监察和办事机构，位置介于省与府之间，却通常不算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道员奉命分巡某一片区域，负责考察府、州、县官员，也可能兼管治安、河工、盐务、粮运和赋税。

因此，清代的道并没有一套全国完全整齐的划分。不同地区因事务不同，设置也不相同。有的道以分巡为主，有的专管盐政、河务，有的负责兵备、驿传。到了清末，巡警道、劝学道等专门性道员出现，更说明它是一种按事务和需要设置的官职体系。

道台这个称呼，更多是民间对道员的习惯叫法。道员一般驻在府城或交通要地，设有道署，但道署并不等于一级地方政府。府、州、县的正式行政关系，并没有因为道员驻扎在那里而改变。

民国初年，南方不少省份裁撤府、州，试图实行省、县两级管理。这样做看上去干脆利落，省里却很快遇到了现实难题：一个省往往辖有几十个县，省政府既要处理军政财政，又要直接面对各县事务，管理跨度过大。

1913年1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恢复“道”制。不过，这次恢复不是把清代旧制原样搬回来，而是把道变成省以下的正式行政层级，形成省、道、县三级结构。

民国的道有固定区域、固定驻地和固定辖县，道的长官先称观察使，1914年改称道尹。道尹不再只是巡察官，而要承担上传下达、整顿吏治、财政协调和地方行政等职责。换句话说，清代的道偏重“派出去办事”，民国的道则成了“分区治理”。

1915年前后，全国设置的道达到九十多个，通常一个道管辖二三十个县，陕西关中道、山西冀宁道等甚至超过四十县。京兆地区因地位特殊没有设置普通意义上的道，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县数较少，设置也相对简单。

但道制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各省军政势力对行政权力的安排不同，有的认为道尹增加了中间层级，有的则把道署视为省政府控制县政的重要工具。1920年，湖南、广东先后裁撤道署；贵州的道制也在1920年至1923年间逐步取消。

北伐以后，裁撤道制的速度明显加快。1927年至1929年间，多数省份陆续废道，1930年道尹制度基本退出正式地方行政体系。民国的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实际存在不过十余年，前后也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地方格局。

放到直隶和山东看，差别就更直观了。民国时期的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省，但当时辖区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河北省。直隶曾设津海道、保定道、大名道和口北道。

津海道道尹驻天津，辖区横跨冀中、冀东和津南，所辖县包括天津、沧县、青县、河间、献县、静海、盐山、南皮、迁安、卢龙、昌黎、滦县、乐亭等，共约三十多个县。它的特点是交通、盐运和沿海贸易事务集中。

保定道道尹驻清苑，也就是今保定一带，辖县最多，约四十个。正定、定县、易县、涞源、满城、安国、雄县、蠡县、束鹿等地均在其范围内，基本覆盖直隶中部大片区域。

大名道道尹驻大名，辖区向南、向西延伸，包含大名、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也包括邢台、邯郸、南宫、衡水、磁县等县，约三十七县。口北道则相对精简，道尹驻宣化，辖宣化、万全、怀来、涿鹿、蔚县、阳原等十县，主要面对长城以北的边地事务。

山东的四道，分别是济宁道、东临道、济南道和胶东道。济宁道道尹驻济宁，辖济宁、曲阜、邹县、滕县、兖州一带，并向鲁南、鲁西延伸，临沂、郯城、菏泽、曹县、单县等地也在其中，约二十五县。

东临道道尹驻聊城，管辖范围覆盖鲁西北，聊城、临清、冠县、馆陶、高唐、德县、平原、禹城、东平、东阿等县均属此道，约二十九县。这个区域与运河、黄河沿线关系密切，水旱灾害和粮运是地方行政中的要务。

济南道最初辖区较广，历城、章丘、邹平、淄川、泰安、惠民、阳信、无棣等县都曾归其管辖。1925年10月后，辖区缩小为十县左右，驻地仍在历城。1928年5月，这一道被裁撤。

胶东道道尹驻福山县烟台，辖福山、蓬莱、黄县、栖霞、招远、莱阳、文登、荣成、海阳等胶东各县，同时包括潍县、平度、胶县、即墨、益都、诸城、日照等地，约二十六县。它既有沿海港口，也有内陆县份，区域特征与济宁、东临两道明显不同。

所以，清朝的“道”与民国的“道”，只是名称相承，制度功能却发生了变化。前者主要是省级派出和监察机构，后者则是有明确辖区、驻地和行政权力的地方层级。河北、山东这些道的设置与裁撤，正好记录了民国初年地方行政从旧制向新制摸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