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推行社会主义，指明中国走向，毛泽东称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李大钊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识。一个是新任图书馆主任，一个是刚到北京、担任助理员的湖南青年。毛泽东的工作并不显眼，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者姓名，却因此获得了接近新思想的机会。

那时的北京大学，书刊往来频繁，思想交锋激烈。李大钊接任图书馆主任后，重新制定借阅规则，动员社会各界捐书，还亲自捐出中外文书刊，并订购马克思主义德文著作。图书馆不再只是存放书籍的地方，也逐渐成为新思潮汇聚之所。

毛泽东每月领取八块大洋。放在当时，这笔钱并非小数目，但真正改变他的，并不是薪水，而是李大钊提供的阅读环境和思想指引。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说：“他是我真正的老师。”这句话，分量很重。

李大钊的思想转变，并非突然完成。1916年，他主持《晨钟》报，连续撰文呼唤青年觉醒，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当时帝制复辟的阴影尚未散去，军阀争斗不断，国家前途显得格外混乱。他把希望寄托在能够改变社会的新一代身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开始以新的眼光观察世界。他没有把这场革命简单看成俄国政局变化，而是判断其中包含着劳工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趋势。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发表《庶民的胜利》，明确指出，所谓“庶民”，主要就是工人，世界政治的重心正在发生变化。

几天后，他又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反复强调，十月革命所展示的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权更迭，而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标志。对积贫积弱的中国而言，这种判断意味着一条不同于旧式改良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口号层面。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合理要求，北洋政府又准备接受屈辱条款，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李大钊和陈独秀借助《每周评论》等刊物，参与讨论运动方向，努力把爱国情绪引向社会改造。

五四运动之后，思想界出现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主张多研究具体问题，少谈抽象主义；李大钊则认为，解决具体问题必须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和理论方向。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写道，研究实际问题与宣传主义并不矛盾，二者应当相互配合。

这场争论持续了一年多，表面上是学术分歧，实质上却关系到中国究竟选择资本主义改良，还是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李大钊的立场很清楚：主义不能脱离现实，但没有方向的改革，也很难触及社会根本。

1919年下半年，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文章篇幅很长，论述也相当严密。李大钊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的空想，必须同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

他对工人运动的重视，也在实践中表现出来。1920年5月1日，北京大学师生和工友举行纪念活动，李大钊担任大会主席，并起草《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此后，他又推动唐山开滦矿区开展五一纪念活动，工人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的现实生活发生联系。

同年7月，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议案，聘任李大钊为政治学教授。他在讲台上讲授《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主义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史》等课程。课堂之外，他还同各地先进知识分子保持联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并探索建立新的革命组织。

毛泽东在北京的时间并不算长，却从李大钊那里接触到大量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逐渐认识到，救国不能只靠个人奋斗或零散的道德呼吁。李大钊给他的影响，既有书本知识，也有观察社会、判断时代的方法。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毛泽东谈起三十年前的北京生活，提到李大钊对自己的帮助。他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而李大钊当年在北大图书馆留下的那套制度、书籍与思想传播方式，正是这段师生关系最具体的见证。

1920年8月下旬，李大钊从河北乐亭接来妻子和孩子，一家人迁居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革命事业正在展开，家庭生活也由此与北京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八码大洋的助理员、图书馆里的报刊登记簿，以及一批被翻阅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道路上的早期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