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王杰、刘英俊三位英雄，为何当年未被国防部正式授予荣誉称号？

1963年3月，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和解放军政治机关正在密集部署学习雷锋的宣传工作。雷锋牺牲已经半年，但他的名字迅速走出营房，进入工厂、学校和千家万户。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此著名的先进人物，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名单中？

答案不在于他们的事迹不够突出，而在于当时的荣誉授予制度，和后来人们熟悉的“英模称号”并不是一回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奖励制度仍在逐步规范。战争年代，部队可以根据战场需要和实际情况，对个人作出嘉奖、记功，甚至授予英雄称号。可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开始正规化，荣誉称号便不能再由某个部队或某位首长随意决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部。1955年，空军曾以本军种名义授予部分人员“二级战斗英雄”“二级模范”等称号，随后被认定为不符合国家关于荣誉称号授予权限的规定。

这件事影响很大。

同年4月，国防部明确要求，英雄称号属于国家最高荣誉，军兵种和部队无权自行批准。凡需授予英雄称号的人员，必须经过党委审查，逐级上报，再由国防部报请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最后由国家主席授予。

也就是说，国防部授予的全军性荣誉称号，审批程序极为严格，并不是部队立了功、社会反响大，就能直接获得。

1962年8月，雷锋因公殉职时，军队当时实行的纪律条令还没有把“授予荣誉称号”明确列为最高等级奖励。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对他有过嘉奖和表彰，但按照当时的制度，他并不具备申报国防部荣誉称号的现实条件。

更重要的是，雷锋受到的宣传规格，已经超出了普通军队奖励的范围。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题词或作出指示。对雷锋而言，这种由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推动的全国性学习活动，并不是一个军队内部称号能够替代的。

有工作人员曾问：“既然雷锋影响这么大，为什么不补授一个称号？”

这恰恰说明，雷锋的荣誉形成了另一条路径。他被树立为全社会学习的典型，而不是仅仅作为某一军种、某一部队的英模申报。后来，雷锋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雷锋班”，这也是军队传统荣誉体系中极高的褒奖。

王杰的情况，又多了一层曲折。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邳县张楼房训练场组织民兵进行实弹训练时，一枚意外落地的炸药包即将伤及他人。他扑上去，用身体压住炸药包，保护了在场人员，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3岁。

事故发生后，关于事件性质和责任认定曾进行调查。由于最初一度被按照训练事故看待，王杰的事迹没有立即进入全军英雄模范称号的申报程序。等到调查逐步厘清，社会和部队已经通过报告、展览、学习活动广泛宣传他的事迹，授予程序也受到客观时间条件的影响。

王杰没有获得国防部个人荣誉称号，并不意味着军队没有肯定他。1965年，王杰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王杰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也成为部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中的重要内容。

刘英俊则属于另一种情况。

1966年3月15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刘英俊赶车时遇到受惊的军马。马匹冲向正在玩耍的儿童，他冲上前去拉拽缰绳，连续将孩子推向安全处，自己却被马车撞倒，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2岁。

刘英俊牺牲前，并不是部队重点培养的先进典型，也没有长期积累的立功受奖经历。他的事迹，是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事后反映上来的。当地群众要求为他表彰，部队和媒体随后展开报道，这种“先有牺牲、后成典型”的形成过程，与国防部要求的申报材料、考察时间和从严控制原则并不完全吻合。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当时陆军第23军已经有金遗华这一“爱民模范”。1964年，金遗华在牡丹江市搪瓷厂火灾中抢救群众和国家财产牺牲，国防部追授其“爱民模范”称号。刘英俊与金遗华同属第23军，事迹又都是舍身救人，时间相隔不远。若短期内在同一军、同一师系统内连续授予相近称号，显然不符合当时“从严控制、全军具有代表性”的要求。

因此，刘英俊没有获得国防部正式荣誉称号，却在1966年7月28日被《人民日报》以“人民的好儿子”为题发表社论，迅速成为全国知名典型。

国防部在20世纪60年代授予的23名英模个人，代表的是严格审批后的全军性最高等级军队荣誉。雷锋、王杰、刘英俊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一个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一个以“王杰班”留名军史，一个因群众口碑和报刊宣传广为人知。称号有制度边界，英雄的影响却不只由一纸命令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