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卸任后遭非议，邓小平力挺：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9月，北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会议作出人事调整，陈永贵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个消息传出后，外界的议论很快集中到他身上：一个山西农民，为什么能走进国务院；如今离开领导岗位，又该如何评价？

陈永贵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段特殊历史的缩影。1926年，他出生于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寨地处山区，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很差。陈永贵带领村民修梯田、治水土、改造土地，逐渐改变了大寨的面貌。

大寨的经验被宣传后，陈永贵成为全国知名劳动模范。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大寨由此成为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陈永贵也从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走上了全国政治舞台。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出身干部家庭，也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面对突如其来的身份变化，他自己曾说，担任副总理“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永贵与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人一同进入国务院领导班子。

这一步跨得很大。

从大寨村的田埂走到北京的国务院会议室，陈永贵面对的已不只是农业生产，还有工业、财政、外交和国家治理等复杂事务。他熟悉农村，却未必熟悉宏观经济；敢说敢干是长处，缺少系统行政经验也确实是局限。对他的评价，不能只看“农民副总理”这个标签。

1978年2月至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决定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去世，国家正处于重要转折期。陈永贵仍然保留着鲜明的大寨烙印，而社会对过去一些做法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1980年9月，他被免去副总理职务。前后算来，陈永贵担任这一职务约五年零八个月。卸任后，他住进北京木樨地的干部住宅，享受相应的生活保障。有人认为，既然离开了中央岗位，就应该回大寨；但这种安排并不简单。

陈永贵在昔阳有功，也有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他在大寨长期工作，影响深，熟悉他的干部群众很多。若贸然回到原地，容易使地方工作陷入复杂的情绪和关系之中。留在北京，既是组织上的照顾，也有减少地方干扰的考虑。

1983年，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职务不高，却仍与农业有关。陈永贵年事已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下地劳动，但常到农场走走，和干部、工人谈生产。有时，他还希望住得离农场近些，方便了解情况。

真正让他难受的，不是生活待遇变化，而是政治评价上的争议。有人把他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对他打击很大。邓小平曾安慰他说：“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这句话，实际上划清了陈永贵与“四人帮”之间的界限。

陈永贵也曾因未能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而苦闷。胡耀邦同他谈话时，劝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休息。对一个从基层突然走上高位、又在时代转折中退下来的老人来说，这种安慰并非客套，而是对其历史处境的理解。

晚年的陈永贵患上肺癌。病重时，他对家人说，自己过去享受的待遇是组织给予的，家属都是普通人，不要再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家中借用的家具也应归还。医生为他治疗，他却劝说不要再用太好的药。

“我知道，已经尽力了，不要再浪费药。”

这类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它未必能改变外界对他工作的评价，却能说明他的生活习惯和朴素性格并未因地位变化而完全改变。

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陈永贵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他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曾为山区农业生产建设作出贡献，也提到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

这份消息分量很重。它没有回避陈永贵曾经参与的历史，也没有把他简单归入被否定的对象，而是肯定其劳动模范和农业建设方面的贡献。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央对他的正式评价。

3月29日下午，陈永贵在八宝山举行了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按照他的遗愿，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大规模告别活动，身后事一切从简。他希望骨灰回到大寨，撒在虎头山一带。

陈永贵生前曾对大寨干部说过，自己将来还要回大寨。那不是一句随口的乡土话，而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定位：从大寨来，最终回到大寨去。

骨灰返回时，大寨村曾准备过悼念安排，但由于多方面顾虑，仪式没有按照村民原先设想的方式举行。大儿子陈明珠捧着骨灰盒，陪父亲回到故土。部分骨灰撒在虎头山，另一部分与原配妻子合葬，墓前立了碑。

这位曾经站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农民，最后没有留下显赫的葬礼，也没有留下复杂的身后安排。留下来的，是大寨梯田、那面曾经高高树起的旗帜，以及一段必须放回具体历史环境中审视的个人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