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们走过的弯路：在“产品市场”与“人才市场”之间

• 大学之道，该为怎样的“市场”服务？图为MIT校园，李虎军 人工拍摄

编者注：本文从标题到内容，都是AI生成。这是西湖大学理学院教授王鸿飞与Deepseek聊天之后，由Deepseek产出、修改，并核查文章事实。

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小编也人工核对了这篇文章的主要事实部分。但是，小编才疏学浅，有时又比较粗心，欢迎大家帮着捉虫。

同时，我们尤其欢迎大家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本身，以及这篇文章的产出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

问题的提出

大学，究竟应该服务于怎样的“市场”？

这是贯穿美国高等教育史与中国当代大学改革的核心命题。在许多批判“大学产业化”的论述中，“市场”常被简单地等同于短期的“产品市场”——即工业界的技术外包、企业的横向课题、有组织的工程攻关。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大学真正应当深耕的，是另一重“市场”：人才市场与知识市场。

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三所顶尖学府的转型经历，以及一位跨越中美两国的科学家的个人选择，为这一命题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参照。而今日中国大学的若干困境，则是同一命题在当代语境下的最新演绎。

MIT的弯路：当“产品市场”侵蚀学术根基

20世纪10至2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走过了一段被后世反复反思的弯路。

1919年，MIT在校长理查德·麦克劳林（Richard Maclaurin）主导下推行了著名的 “Tech Plan” ，其核心是主动寻求与工业界的深度捆绑。学校成立了“工业合作与研究部”（DIC），大规模承接来自通用电气、杜邦、AT&T等企业的研究合同，甚至允许教师以“顾问”身份受雇于企业。MIT史学家戴维·凯撒将这种模式称为 “为钱而研究”（research for hire）。

短期效果确实可观——经费涌入，校企关系密切，化学工程系迅速壮大。但恶果在数年后集中爆发。正如一位史学家所揭示的，合同研究几乎不给教师留下自由探索的空间，“MIT的大多数教师用于跟踪前沿研究的时间更少，独立的研究方向也更少，也更无力用科技前沿知识教育学生”。到1930年，MIT的物理系被描述为仅仅是“向工科学生灌输职业相关原理”的场所。研究标准严重下滑，教学与科研的根基被釜底抽薪。

转折发生在1930年。物理学家卡尔·康普顿（Karl T. Compton）出任MIT校长。他着手将MIT从一所过分侧重应用工程的学校，转变为强调基础科学的研究型大学。他创建了理学院，大力招聘顶尖科学家，将科学课程提升至与工程同等卓越的水平。正是这一“拨乱反正”，奠定了MIT后来成为世界科技引擎的根基。

MIT的教训清晰而深刻：当大学将“产品市场”置于“人才与知识市场”之上时，它换来的是一时之利，付出的却是学术生命力的长期透支。

加州理工的崛起：在基础科学的基石上建校

如果说MIT是在歧途中被拉回正轨，那么加州理工学院则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设计师之一，正是从MIT出走的基础科学捍卫者。

阿瑟·阿莫斯·诺伊斯（Arthur A. Noyes），MIT物理化学研究实验室的创始人和前代理校长。他对MIT日益沉迷于工业资助、忽视基础科学的倾向深感失望。1919年，他接受了自己的学生乔治·海耳（George Ellery Hale）的邀请，前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Throop College（后更名为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他与海耳、物理学家密立根（Robert Millikan）三人共同塑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灵魂。他们的理念极其清晰：办大学是为了探索知识的欲望，是对学术和科学的兴趣。加州理工由此从一所技术培训学校，逐步转型为科学研究重镇。

诺伊斯对基础、原创性研究的信念近乎执拗——在MIT时期，他曾长期自掏腰包支付实验室一半的运行经费。到20世纪30年代，加州理工的物理学科已跃升为全美最具威望的学科之一。诺伊斯培养的学生中，包括了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和pH计发明者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O. Beckman）——这正是“人才市场”最有力的证明。

伯克利的转身：从“社会服务”到“科学中心”

几乎与诺伊斯离开MIT同时，另一位化学巨匠也在上演类似的转型叙事。

吉尔伯特·牛顿·路易斯（G.N. Lewis），同样出身MIT。1912年，他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任化学学院院长。在他到来之前，伯克利化学系的主要工作是为社会提供直接的应用分析服务。路易斯执掌后，明确不允许、不鼓励教师继续从事这类直接的应用研究，转而全力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改革。他的到来“标志着研究和教育的复兴，使该学院成为全国顶尖的化学学院之一”。

正是在路易斯的领导下，伯克利化学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为全世界最强的化学研究中心之一。他本人提出了共价键理论、路易斯酸碱理论等奠基性贡献；他培养的学生中涌现了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等一批诺贝尔奖得主。这些人才和原创性科学发现，后来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钱学森的选择：从“工程实践”到“工程科学”

钱学森的经历，为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跨越中美两国的个人注脚。

1935年，钱学森赴美入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仅用一年便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然而，他很快发现MIT的教育“过于注重实践而轻视理性的教育”。美国的航空理论研究中心不在MIT，而在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那里有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教授。于是，钱学森决定转学至加州理工学院，追随冯·卡门从事航空工程理论和应用力学的学习研究。这一选择，本质上是从“工程实践”向“工程科学”的转向——从学习“怎么做”转向追问“为什么”。

在加州理工，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并在超音速及跨音速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成果。二战期间，他加入了加州理工学院被称为“自杀俱乐部”的火箭研究小组，该小组后来发展为喷气推进实验室（JPL），钱学森担任研究分析组组长。他与同事们设计制造出美国最初的火箭和导弹——“女兵”和“下士”，在塞科山谷发射试验成功，成为美国最早成功发射的火箭和导弹。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这样评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1944年，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Henry H. Arnold）将军将冯·卡门请到五角大楼，请他选择一批科学家，共同制定航空研究的长远发展规划。冯·卡门立即推荐了钱学森。1944年11月，钱学森赴华盛顿开始在五角大楼为期一年多的全职工作，被授予一枚可以参与最高国防机密的金色证章。作为科学咨询团36名成员中唯一的非美国裔成员，他起草的第一份报告是向阿诺德将军提供长远规划的工作计划——《军用飞机的未来发展趋势》。

1945年春，钱学森穿上军装，以美军上校身份随冯·卡门飞赴欧洲。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审讯为纳粹德国服务的火箭科学家，协助美国获取一切相关资料、仪器和先进技术。钱学森参与讯问的第一位德国火箭专家，便是大名鼎鼎的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德国V1、V2火箭研究发展中心的主持人。他还参与讯问了德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尔曼（Rudolf Hermann）。2007年，美国《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这样描述当年审讯冯·布劳恩的情景：“没有人知道，当时的美国未来航天之父，正在由未来的中国航天之父审讯。”

在对德国火箭技术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之后，科学咨询团完成了题为《迈向新高度》（Toward New Horizons）的远景规划报告。报告共13卷，钱学森作为核心成员，执笔撰写了其中第3、4、6、7、8共五卷及大部分技术附录。他在报告中基于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前瞻性洞察，对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体与液体推进剂、超音速导弹、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行性等尖端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准确分析与预见。这份报告为美国战后航空、航天事业在20世纪下半叶的飞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946年2月，阿诺德将军专门致函钱学森，对他具有“广泛的、卓越价值的贡献”表示感谢，并评价道：“你的报告确实会对规划空军的未来研究项目带来极大的帮助。”二战结束后，美国空军高度赞扬他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

1946年，钱学森回到MIT担任航空系副教授，1947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从因不满MIT重实践轻理论而转学离去，到以顶尖理论家的身份回归执教，钱学森的个人轨迹恰好印证了“工程科学”的深远价值。

1955年回国后，钱学森不仅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更在人才培养上留下了深远遗产。1958年，他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长达近12年；同时与郭永怀一起创办了化学物理系。他以“理工结合”为特色，坚持重基础、重创新、重素质的培养原则，强调将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正是这种重视基础理论的教育理念，为中国的科学和高端技术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制度的基石：教师聘用何以必须服务于教学

在梳理了上述历史经验之后，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浮现出来：大学的教师岗位，究竟因何而设？

答案本应是清晰的——因教学的需要。美国研究型大学虽然高度重视科研，但其每一个教师岗位的设立，首先都是基于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在一所典型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终身轨教师的工作量通常有明确的比例分配：教学约占40%，科研约占40%，服务约占20%。教学是刚性的、不可回避的职责。

这一制度设计的深层逻辑在于：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非纯粹的研究机构，根本原因在于这里有教师和学生，有教学活动。正如剑桥大学副校长曾指出的，所有著名的大学都采取师生互动的学习方式，包括允许本科生参加研究工作，重视研究与教学的结合，由高水平的教授去教本科生。如果教师岗位的设立不以教学需要为前提，而仅仅是为了承接项目、完成攻关，那么大学在功能上便与国家实验室或企业研发部门无异。

将教师聘用与基础教学需要挂钩，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它为教师的学术自由提供了制度性庇护。 当每一位教师都因其在课程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而获得岗位时，他便无需为了“生存”而去追逐每一个热点项目、承接每一份横向合同。教学任务像一道“防火墙”，将教师从纯粹的项目驱动型科研中部分解放出来，为他保留了一片可以从事“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的空间。这正是诺伊斯、路易斯们在MIT和伯克利所捍卫的东西——教师不是因为能拿到钱而存在，而是因为能传授知识、创造知识而存在。

然而，当一所大学的管理者忘记了“岗位因教学而设”这一基本原则，转而以科研经费、项目数量作为评价和聘用教师的唯一标准时，大学便开始滑向“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生产企业”。教师虽然名为“教师”，却已无人愿意在教学工作上花费时间和精力。这正是中国大学在当前改革中面临的深层危机。

工科院校的当代困境：同济大学的警示与统计学之殇

这一危机，在中国大量存在的工科型院校中表现得尤为尖锐。

2026年7月，同济大学发布通知，全面实行教师聘期考核，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预聘岗位3年一考，长聘岗位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面临降薪、转岗乃至解聘。这一改革的背景，据报载与传统工科（土木等）行业急剧收缩、院校经费紧张有关。换言之，当赖以生存的“工程应用市场”萎缩时，大学的选择不是回归基础、苦练内功，而是将压力层层传导至每一位教师身上——用更频繁的量化考核来“管理”危机。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对此批评道：“有原创性的研究很少能在持续被考核状态下出现，因研究者往往需冒大量学术风险，在‘三年一小审，五年一大审’的行政压力下，这种风险会变得不可承受。”

如果说考核改革是内部管理的信号，那么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则是外部市场冲击的集中体现。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2017至2021年连续排名世界第一。然而随着中国基建和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放缓，土木工程专业在全国范围内遭遇了“身价暴跌”。2022年，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共有98人转出，无一人转入；这一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在山东的录取位次下跌了400多位。过去几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已连续削减本科生招生规模。一个曾经的王牌专业，在产业周期面前迅速失去了吸引力。

这一困境并非土木工程所独有。有研究指出，我国高校超过80%的学科专业是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存在需求失配、内涵老化等问题。传统工科教育理念过于强调专业化，在人才培养中容易造成知识面窄、人文底蕴和创新能力不足的状况。

那么，统计学——这门被誉为“数据时代通用语言”的基础学科——在工科院校中处境如何？

答案令人忧虑。在全国顶尖高校中，只有六所985院校设有统计学院。湖南湖北两省加起来，每年统计学博士毕业生不过二十人左右。与此同时，多所理工类高校正在大规模撤销统计学学位点——仪器科学与技术各撤销了12个，并列第二位。应用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等本科专业也在多所高校被停招或撤销。甚至有工科院校在增设“更热门”博士点的同时，撤销了统计学博士点。

这是一种极其短视的战略选择。 正如清华大学陈松蹊教授所指出的：无论小数据时代还是智能时代，测量数据的不确定性、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统计学，而目前对统计学人才的需求远远没有被满足。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今天，统计学作为数据科学的基础学科，其战略价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空前提升。然而，工科院校却在追逐“智能建造”“具身智能”等时髦新专业的过程中，将作为这些领域根基的统计学视为“非核心”而轻易放弃。

工科院校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依赖“产品市场”的大学，其命运与产业的兴衰深度绑定。产业兴则大学兴，产业衰则大学衰。 而深耕“人才与知识市场”的大学，则以其培养的具有扎实基础素养的毕业生和积累的原创性知识，超越了任何单一产业的周期波动。

反思：大学何以不宜主导“有组织科研”

在梳理了上述历史经验与当代困境之后，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个日益突出的政策取向：教育部在高校大力推行的“有组织科研”。

必须首先澄清的是：“有组织科研”作为一种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科研组织模式，本身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问题不在于这种模式本身，而在于它应该被部署在哪里。

在美国，类似模式主要被部署在能源部国家实验室、NASA、国防部研究机构等专门机构中，而非大学内部。这些机构的核心使命就是攻关——目标明确、任务具体、强调团队协作和工程实现。衡量它们的标准是是否完成了既定任务、是否攻克了关键技术。

而大学的本质截然不同。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以“人”和“知识”为中心：其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造（尤其是基础研究）。其产出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才和可能短期内“无用”但长期具有颠覆性的基础理论。在强调自由探索的大学里强行推广“有组织科研”，会带来几个难以调和的矛盾：

第一，扼杀真正的原始创新。 科学的最大魅力在于不确定性。诺伊斯、路易斯在MIT和伯克利的改革，以及钱学森从MIT转学加州理工的经历都证明，伟大的发现往往源于自由探索，而非按计划执行。当下的“有组织科研”则倾向于用工程管理的流水线模式去规划科研，这或许能有效解决某些“卡脖子”技术，但很难诞生“从0到1”的原创科学。

第二，催生“有计划的学术”与行政干预。 当“有组织”被过度强调，极易演变为“有计划的学术”。学者的研究方向不再源于好奇心，而是跟着项目指南和经费走。这为行政权力干预学术自由提供了借口，让大学科研变得“可计算、可预测”，却失去了探索未知的灵活性。

第三，动摇大学“人才培养”的根本。 当教授们忙于跑项目、搞攻关时，用于培养学生、夯实基础的时间必然被挤压。而“有组织科研”政策最直接的体现，往往是一套与之“适配”的评价考核机制——同济大学的聘期考核改革便是典型案例。学者被迫选择短平快的研究路径，回避需要长期积累的高风险、原创性课题。

“有组织科研”本身是一项有效的工具，但工具必须用在正确的地方。 在国家实验室或科研院所推行，是职责所在；在大学内部鼓励，则是功能错位。将大学变成另一个“攻关部门”，短期看可能产出几篇论文、解决几个技术问题，但长远看，是在透支大学作为创新思想源泉和人才培养摇篮的根本生命力。

结语：大学的两个市场

回望MIT、加州理工、伯克利与当代大学改革这四重奏，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浮现出来：

大学并非不应服务市场，而是必须辨别它服务的是哪一个市场。

“产品市场” 追求短期产出、直接应用、可量化的经济效益。它的反馈周期短，但波动剧烈，且容易将大学异化为企业的“外包研发部”。MIT的“Tech Plan”和今日同济大学因产业周期波动而陷入的困境，都是过度依赖这一市场的代价。

“人才与知识市场” 衡量的是毕业生长远的学术生命力、基础理论在时间尺度上的累积价值。它的反馈周期长达十年、二十年，但遵循“复利逻辑”——越积累越值钱。加州理工的崛起、伯克利在路易斯治下的辉煌、钱学森从MIT转学加州理工最终又回归MIT执教的轨迹，都是深耕这一市场的回报。

MIT在1930年的转身、诺伊斯与海耳的师生联手缔造加州理工、路易斯在1912年的改革、钱学森从重实践的教育环境转向重理论的研究并最终以教育家的身份为中国培养人才——这些跨越时空的故事，连同同济大学的当代警示与统计学被边缘化的隐忧，都在诉说同一个道理：大学的根基在于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偏离这一根基，或许能在短期内收获经费与项目，但五年、十年之后，失去的将是学术的生命力和教育的灵魂。

一所大学的价值，不在于它今天为企业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二十年后为世界贡献了多少改变人类认知的头脑与思想。这，才是大学真正应当服务的“市场”。